滕梅 焦艳

［摘要］ 清末和改革开放时期是小说翻译的重要转型时期。《新小说》(1902—1906)和《译林》(1979—1989)分别作为两个时期的代表性期刊,在翻译过程中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为了展现特殊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的微观生态,揭示两者差异的根本原因,对两者在源语国选择、译介类型、译入文体和译介策略四个方面所表露的文化选择意向和翻译模式进行对比分析是非常必要的。这有利于正确评价两个时期文学翻译的功绩和缺陷,丰富中国的文学翻译史,同时对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融合和以后文学翻译的发展也具有借鉴作用。

［关键词］ 《新小说》;《译林》;译介;模式

［中图分类号］I0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3-5595(2012)01-0087-05

一、引言

清末和改革开放时期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转折点,两个时期的文学翻译对于研究中国文学翻译具有重要意义。清末是中国第三次翻译高潮的开端,外国文学被源源不断地引入中国,尤其是小说更是由原来的次等身份一跃上升到头等地位。对该时期文学翻译进行研究的主要有孔慧怡、谢世坚、章艳等。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中国又迎来了一次新的翻译高潮。改革开放后,已有的文学作品已经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外国文学作品再次被大量引进。对该时期的文学翻译进行研究的主要有姜秋霞、孙会军、孙致礼、杨爱莲、孙会军等。

尽管对两个时期的文学翻译研究较多,但研究者往往针对一个时期进行探讨,对两者进行综合、系统研究的很少。“凡一时代的文学风气发生新旧嬗变之际,首先起推波助澜作用的往往是一两家期刊”［1］。据此，笔者拟对清末的代表性期刊《新小说》和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本外国文学期刊《译林》进行个案分析与探究。之所以选择这两种期刊主要是因为两者是两个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期刊,都深深地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特征。通过对两者进行对比分析,能够透过表面现象探究两者存在差别的根本原因。

二、《新小说》小说译介的文化选择意向和模式

《新小说》是中国最早专载小说的期刊,有“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第一燕”［2］之称,具有浓厚的晚清时代色彩,对晚清小说的发展和繁荣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付建州在评价《新小说》时曾指出:“《新小说》最大的价值和意义,一是发动了小说界革命,二是为此后的小说杂志树立了一个可供仿效的样板。” ［3］112但是在《新小说》 译介活动中如何看待译者的译介观点,要引进哪些域外小说,译介小说的主题以及译介的策略又是什么，这些都是极其复杂又值得探究的问题。

（一）政治的附属物

《新小说》打从“娘胎”里出来就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1902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到了日本,在横滨创建了《新小说》,第二年迁至上海。 其创刊宗旨是“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在创刊号上,梁启超还发表了轰动一时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正式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在该文中,梁启超认为：“今日欲改良政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4］由此可见,《新小说》是梁启超等人实现改良梦想的政治工具。“(清末民初的)文学之翻译,也密切配合了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和革命运动,向全国人民输送思想营养,激发团结御辱、奋发图强的爱国精神,宣传民主、自由、平等和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从总的方面来说,曾经起过不可忽视的启迪民智的作用。”［5］

（二）主题的多元化

清末的小说主题具有“多元化”、 “开放性”和“ 融合化”的特征。《新小说》中有政治小说、侦探小说、写情小说、哲理小说等类型。它们大都是从域外小说引进的,如“政治小说”是欧洲传到日本后又经过梁启超的介绍引入中国的,而“侦探小说”则与中国传统的“公案小说”相融合,从而使域外小说引进中国时更为顺利。

（三）文言与白话的矛盾体与译介策略的独特性

在前两次翻译高潮中，文言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清末后文言的地位开始动摇,尤其是“小说界革命”之后,白话在文学语言建构中地位空前提高。《新小说》中,主要有文言、浅文言和现代白话。这个时期的译介策略具有极大的复杂性和鲜明的时代特征。《新小说》的小说译介更倾向于“译述”,这是一种特定时代的产物。黄忠廉认为 “译述是译者用自己的语言转述原作主要内容或部分内容的变异活动。译述时不带主观情绪和个人客观地反映原文世界,或者说译述是将原作内容或自己感兴趣的内容‘重写一过。”［6］而清末的“译述”改写的幅度更大,这与当时的政治氛围、译者的素质以及读者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2月第28卷第1期滕梅，等：转型期文学译介的文化选择意向和模式三、《译林》小说译介的文化选择意向和模式

《译林》创刊于1979年11月,从创刊开始就引发了很大的反响。它不仅对当代世界文学潮流的发展具有极强的敏锐性,而且对当代中国文学与社会思想文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文学翻译的“春天”

改革开放后,以《译林》为代表的期刊开始源源不断地从国外引进各类文学作品,掀起了中国文学翻译的第四次高潮。但正如孙会军、孙致礼所说:“‘新时期本身也不是一个不可化约、一成不变的整体,思想解放和西学东渐的完成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在对‘左倾残余势力的干扰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实现的。”［7］《译林》在创刊的前十年经历了从复苏到繁荣的两个阶段,最终才迎来了文学翻译的“春天”。

（二）文言与欧化的融入和译介策略的成熟

《译林》中大部分是用浅显易懂的白话文,当中掺杂着一些文言句式,但文中不可避免地也存在一些欧化的句式。同时,《译林》的译介策略也趋向于成熟。曾任《译林》出版社社长的李景端在《波涛上的足迹——译林编辑生涯二十年》中介绍了《译林》的译介策略:“《译林》既然以介绍外国通俗文学为主,在译文上也要求力求通俗化,在忠实于原作的前提下,使译文尽量符合现代中国人的阅读习惯。”［8］即《译林》把流畅性放在首位,以读者为取向,将忠实性作为翻译的标准。

（三）译者队伍的壮大和读者数量的急剧增长

《译林》主编李景端邀请了很多外国文学领域的专家和学者担任编委,如钱钟书、杨绛、卞之琳、萧乾等。这无疑壮大了《译林》的阵势,吸引了许多热爱翻译的有志青年踊跃投稿。据李景端回忆:“1979年11月《译林》创刊号刊出《尼罗河上的惨案》小说全文以后,引起长年看不到西方当代小说的广大读者不小震动,初版二十万册,很快售完,立即又加印二十万册,还不够卖,出现过这样的小插曲:《译林》定价一元二角,黑市小贩要卖二元,还要外加两张香烟票。读者的反应如此强烈,使我们既感到欣喜,又感到意外。”［9］

四、《新小说》和 《译林》的比较

《新小说》和《译林》在译介源语国、译介类型、译介文体、译介策略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下面将对两者进行对比分析,并进一步指出两者存在差异的原因,以便为今后的文学翻译提供一定的借鉴。

（一）同处社会转型时期,译介源语国不同

清末民初和改革开放时期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旧的社会形态已经破除,新的社会形态尚未完全建立,社会复杂多变,在文化思潮方面都具有很大的开放性,许多发达国家的作品被大量引进国门,呈现出多样化的姿态。

尽管两者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但在译介源语国的选择方面表现出很大的不同。译介源语国与翻译途径相同。翻译途径又称译向,指翻译时所依据的原本语言／国家,既包括原本的原始语言／国家,也包括中转语言／国家。［10］表1是对《新小说》和 《译林》的译介源语国的统计。

表1《新小说》和 《译林》的译介源语国统计%

译介源语国《新小说》《译林》法国31251380英国25001010日本6251313美国01919苏联0909德国0842其他3750 2627 从表1可以看出,《新小说》中英法两国的作品最多,但是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英法两国的作品最多,但译者在翻译这些作品时大多经日本转译,这类作品大约占3125％;《译林》中美国和日本的作品最多,英法两国的作品数量开始下滑。《新小说》和《译林》在译介源语国方面存在差异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首先,这是由意识形态决定的。意识形态是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人对于世界和社会的系统看法和见解,哲学、政治、艺术、宗教、道德等是它的具体表现。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在阶级社会里具有阶级性,也叫观念形态,并非只限于政治意识形态(《现代汉语词典》)。Lefevere认为,意识形态决定着翻译主题的选择和表现形式。［11］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意识形态要与社会主义文化相适应,在维护本国文化的基础上再充分吸收国外先进的文化。而此时美国文学中的亚裔文化和黑人文化、日本的“都市文学”与中国的文化有很多相似之处,非常符合中国的意识形态,因此，这两国的作品被源源不断地引进。美日作品大量上升,英法两国的作品就相对下降了。

其次,这是由各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地位所决定的。清末,美国在当时的国力相对较弱,不如英法俄,因此，文化也不占强势地位。相反,当时英国和法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国力大增,居世界前列,所以《新小说》中引进的作品比较多。而改革开放时期,美国早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强国,美式文化及意识形态影响了整个世界,成为了全世界最强势的文化,占据了世界文化的中心,对其他相对弱小的国家形成了辐射作用。当时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对外国文化怀着渴望的心情,极力汲取外国先进的文化,因此，引进的美国作品较多。

《新小说》中日转译作品较多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有志之士渴望从日本的富国之术中获得强国的捷径;日本距离中国相对来说很近,有很多到日本留学的知识分子,对日语比较精通;中国汉字与日本的文字有很多相似点,受客观条件所限,对翻译的准确度要求并不太高,翻译起来相对容易。当时有名的翻译家包天笑曾说过;“我知道日本当时翻译西方书籍,差不多以汉文为主的,以之再译中文,较为容易,我就托了他们,搜索旧小说。但有两个条件:一是要译自欧美的,一是要书中汉字多而和文少的。所以当时翻译日本的作品比较多。”［12］

（二）译介类型相同,但主题存在差异

《新小说》和《译林》译介类型主要为通俗小说。通俗小说主要是针对纯文学而言。施亮认为:“要全面认识一个国家的文学,仅仅译介古典名著,纯文学作品是不够的,通俗文学同样要翻译出版。”［13］同样,文学翻译研究不仅要研究纯文学,通俗文学也非常重要。图1和图2是两个期刊的主题统计。

图1《新小说》题材主题类型统计图2《译林》题材主题类型统计从图1、图2可以看出,《新小说》和《译林》的小说译介类型都呈现出多元、开放的特征,两个时期的社会意识形态趋势相对来说具有一定的同质性，但不能因为两者的同质性而忽略它们之间的不同。

在比较两者的差异时,需要指出的是《新小说》中的侦探小说和科学小说可以归类为政治小说,这是因为,科学小说包含了尚武精神与危机意识,侦探小说通过反映西方的社会制度,引发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所以政治小说在《新小说》中所占比例高达50％,占据了“半壁江山”。从《新小说》到《译林》,中国小说翻译的主题选择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到《译林》出现，《新小说》中的政治小说被社会生活小说所取代,上升了252％,爱情小说的变化较大,上升了795％,其他的主题变化不是特别明显。

由此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意识形态减少了对文学的干预,文学翻译较多地以文学性作为价值取向。清末,中华民族面临着危机,救国为时代的中心议题;改革开放后的文化政治氛围决定了翻译必须不断地调整步伐,与时代同步,这是文学自觉选择的结果。另外,读者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新小说》针对的主要是中上层阶级,所选小说必须与救国相关;《译林》主要是面向大众,其目的主要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这就要求小说必须从读者的角度出发,选择受大众喜爱的外国作品。

（三）译入文体的对比

谈小兰认为：“文学文体学对文学文本的分析,一方面包括对作品话语体式,如语音、词汇、句法、修辞的分析,另一方面包括对文本整体结构方式上的把握,如诗歌的段落布置,小说的情节安排。”［14］191本文主要从译入文本的话语体式进行分析，见图3。

图3《新小说》和 《译林》语言形态对比很明显,在《新小说》中,文言占主导地位,并且出现了文言与白话的杂合即浅近文言。而在《译林》中,现代白话文取代了文言的主宰地位,成为新时期语言的主宰,但是文言并没有完全消失,只是逐步退化。“翻译小说不仅仅是文体形式的嬗变,同时也是社会变迁在翻译文学领域的曲折表现。我们不能说某种社会背景必定会产生相应的文体,但某种文体的形成及变化、发展,必定有相应的社会文化背景与之适应。”［14］196

在政治意识形态处于文化系统主导性地位的情况下,诗学本身也受制于政治意识形态,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附庸。自“五四运动”倡导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以来,白话文的地位逐步增强,越来越占主体地位。到了改革开放时期,白话文的地位更加巩固。“白话通过翻译得以合法化,获得正宗的文学语言地位,翻译活动促进了文言的没落,导致了白话取代文言成为主流文学语言。反过来,欧化的白话又在文学翻译中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强化,白话于是愈加向欧化语言靠拢。”［15］5

《译林》时期,由于中国文化长期处于边缘的地位,汉语在文学翻译的异化策略中逐渐西化。但是，如果一味引用西方的言语模式,翻译本身就成了一种纯粹的模仿行为。因此，我们也应该看到文言的优点,由于文言是相对地道的中文且较少受西化的污染,因此，有论者认为“在白话文欧化病态非常严重的今天,有可能为解决文学翻译存在的语言苍白、缺乏美感和表现力、冗长拖沓等问题找到一条出路”［15］19。

（四）译介策略的对比

从广义上来讲,《新小说》和《译林》的翻译都属于广义上的意译。从狭义角度上讲,《新小说》侧重于译述,《译林》则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力求译文通俗化,使译文尽量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孔慧怡认为：“译述以充分凸显出原作的主要人物和故事情节为重心,其‘述有概要讲述的意思。”［16］付建州区分了译述与意译的细微差别:“译述是根据原文的意思翻译出大概的内容,意译是根据译入文化的特点忠实地译出原文的内容。”［3］242

《新小说》和《译林》的译介策略不同可归结于以下几点:

第一,译者的身份不同。《新小说》的翻译主体大都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政治家,外语水平较低,对外国文学了解的又很少,而且很多作品转译自日文,更加增添了翻译的不忠实性。而《译林》的翻译主体大部分都是各个地方选拔出的最优秀的翻译作者,而且这些译者英语功底和汉语功底特别扎实,又经过钱钟书、杨绛等人的润色，从而使译文更加出色。

第二,翻译的目的不同。《新小说》翻译的目的是“救国”,是以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宣传思想的工具,即直接为社会服务,译者只需选择那些有针对性的内容即可。《译林》更大程度上是“强国和富国”,引进外国优秀的作品,使中国更好地、全方位地了解世界文学动态,创作出属于自己本国的优秀作品并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翻译时必须面面俱到。

五、结论

无论是《新小说》还是《译林》，在当时的出现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起到了示范的作用。《新小说》为文言向白话的过渡中白话的推广、外来词语和表达方式的吸收都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译林》对文言、欧化句式和白话的融合作了恰当的处理,为规范语言的使用起到了先锋作用。《新小说》多元化的主题,打破了传统中国小说主题相对单一的格局,为传统小说向现代小说转型奠定了基础;《译林》则使现代小说主题更加细致化、丰富化。

本文还从意识形态、政治因素、译者动机等方面探讨了《新小说》、《译林》存在差异的原因。翻译的过程不仅是简单的符号转换过程,正如姜秋霞所说，翻译文学是合力的结果。影响翻译的因素很多,本文只是大体列举了其中的因素,其他如印刷术的推广、读者因素、赞助人因素等都没有具体进行论述,同时，《新小说》和《译林》之间存在的其他差异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 陈思和.想起了《外国文艺》创刊号 ［M］//上海市出版协会.我与上海出版 .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9:498.

［2］ 范伯群.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69.

［3］ 付建州. 小说界革命的兴起与发展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4］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J］.新小说，1902（1）：51.

［5］ 马祖毅.中国翻译史 ［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5|6.

［6］ 黄忠廉.翻译变体研究［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141.

［7］ 孙会军,孙致礼.改革开放后我国外国文学翻译界的一场风波［J］.中国比较文学, 2006(2):172|173.

［8］ 李景端.波涛上的足迹——译林编辑生涯二十年［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210.

［9］ 李景端.外国文学出版的一段波折［J］.博览群书，2005(6):87.

［10］ 胡翠娥. 文学翻译与文化参与 ［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69.

［11］ Lefevere,A.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39.

［12］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 ［M］. 香港:大华出版社, 1971:173.

［13］ 施亮.开放的翻译家人物谱之傅惟慈 ［N］. 中华读书报, 2005|06|06(6).

［14］ 谈小兰. 晚清翻译小说的文体演变及其文化阐释 ［J］. 明清小说报, 2004(3).

［15］ 陈志杰.文言语体与文学翻译——文言在外汉翻译中的适用性研究 ［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9.

［16］ 孔慧怡.翻译•文学•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87.

［责任编辑：夏畅兰］

The Cultural Intentions and Models of Fiction Translation in Transition

Periods: A Case Study on New Fiction and Translation

TENG Mei,JIAO Ya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Shandong 266071, China）

Abstract: The fiction translation makes a great transition in the periods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t憇 necessary for us to analyse them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ource language country, translation theme, translation style and translation strategy by means of a case study of translated works in New Fiction（1902-1906) and Translation（1979-1989）, aiming at displaying the micro-ecological conditions of foreign literature translation and revealing the underlying reasons of their differences. Besides, it helps us fully understand the effects of translation o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rela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as well as the fusion and development of world literature.

Key words: New Fiction;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