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逸

环境对于成才的重要，怎么说都不过分，古谚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之说；对可塑性大的未成年人而言尤其如此。设若，为人父母者一面总是叨唠不绝督促儿女好好读书，一面则自己天天牌局，如此的环境下很难想象儿女还能心悦诚服静心读好书。

最为典型的事例莫过于“孟母三迁”了。孟母之有三迁，既非市政工程的拆迁需要，更非家里钱多的升级改善，唯一的动机就是为儿子的读书找一个理想的环境，史籍称其一再搬迁的目的是“择邻而居”。张岱《夜航船》卷五《伦类部·父子》的相关引述简洁明了：“孟子少时，居近墓，乃好为墓间之事。孟母曰：此非所以教吾子也。乃去。居市廛，孟子又好为贸易之事。孟母曰：此非所以教吾子也。复去。居学宫之傍，孟子乃设俎豆，揖攘进退。孟母曰：此可以教吾子矣。遂居之。”此段描述让我们活脱脱感知了一个生猛活泼、聪明早熟的少年孟子。他敏感，好动，模仿力强，接受能力强，却也弱于自控，对周边的新事物充满好奇，依样学样，什么都敢试。当时幸亏还没有毒品，若有，没准他早就吸上了。知子莫若母。丈夫的早逝让孟母更多忧思、操心儿子的培育；“三迁”便是其“步步高”育才方针的重大战略举措。孟母的迁徙图煞是清晰，从环境恶劣的僻野荒郊（似比一般的农村还差，周围坟茔遍布，荒僻可想），到当地的商业集镇中心（类今之中央商务区），再到县城唯一的学校边上（当时最好的学区房），学习环境是越来越好，自然房价也肯定是越来越高，很大的可能是，房价比原先要高出许多倍。但孟母甘愿承受这样的代价，尽管家里拮据得很，原先一个月还能尝一次肉，这下可能三月不知肉味。因为唯有如此，儿子得以在周边朗朗的读书声中受到持续的促进和鼓舞，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人家不必论贫富，惟有读书声最佳”，“三迁”实践的正是这样的理念。也足见孟母不仅远见卓识，思路清晰，且有超乎寻常的果敢强悍的执行力。孟母的大手笔最终收获了丰厚的回报，历史的夜空中也由此升起了一颗光芒万丈的巨星。真的无法想象，假如，当年的孟母为省下一些房钱，或嫌麻烦怕折腾，将就着住在老宅子里，听凭儿子每天沉湎游戏或与街头一帮小混混闲散，或忙着捣腾商品搞传销，我们还会拥有孟子吗？真的感谢孟母！感谢三迁！

当鲜花与掌声铺天盖地涌向“亚圣”孟子时，九泉底下的孟母心里冰雪明亮，迁居不是万灵药，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还得有后续措施，紧抓落实。迁居后的儿子尽管读书有所长进，但仍时常呈现忽冷忽热的波动起落，儿子贪玩的习性一时难以戒断，“奥特曼”、“战僵尸”之类的诱惑时时让其分心游离。于是，我们看到了孟母再一次果断出手——引刀断织。本来，屋里是一幅寻常的平和安宁的场面：伴随着母亲辛勤织布的声响，儿子在一旁读书；日复一日，波澜不起。或许，是小孟子东张西望、神不守舍的样子触怒了母亲，也或许，是母亲不满于儿子近日里的慵懒不振，无精打采，少有长进。但见孟母手起刀落，生生地将那好端端的一匹织布砍断！小孟子的心一下紧缩，莫名惊恐地望着这不可思议的一幕。母亲砍断的何止是布，那是家里赖以生计的唯一的来源！紧接着，传来了母亲严厉的训斥，刘向《列女传》中关于孟母的事迹有如下记述：“孟母曰：‘子之废学，若吾断斯织也。夫君子学以立名，问则广知，是以居则安宁，动则远害。今而废之，是不免于厮役，而无以离于祸患也，何以异于织绩而食，中道废而不为，宁能衣其夫子而长不乏粮食哉！’”孟母的话不难懂，大意是说，俺们家靠织布生活，若是不织布，你吃什么，穿什么，靠什么活下去？你现在读书就像织布，生计在斯，前程所系。好好读书，就能有好出息，活得体面，受人尊重；反之，则注定毫无前途，长大了充其量只能干些勉强糊口的低下粗活，建筑工地打个短工、当个门卫之类。你给我记住了！一番声色俱厉雷霆万钧后，“孟子惧”，自此竟脱胎换骨般勤奋努力，终成大器。很感慨，中华虎妈的历史渊源有自啊，即使从孟母算起也已有两千多年的传统。也心存一丝疑惑，孟子的心理是否存在某些阴影或缺陷？其从小生活在缺少父爱的严苛环境中，可以说是被吓大的，幼少时的经历无法不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和影响。日后，孟子有“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之类的言论，其中透露的就有某种自虐心理。

饶有意思的是，数百年后，孟母“引刀断织”的举动被河南乐羊子妻分毫不差地克隆。据范晔《后汉书》记述，当乐羊子于外出寻师求学中半途而返，很没出息地想在家过老婆孩子热坑头的平庸生活时，当即领受了其妻“引刀断织”的严厉教训，也终促成其舍弃家庭的温暖，毅然决然再出发，直至七年后方业成返家。不仅实践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之圣言，并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地创造性发挥，补充了“冷其被窝，缺其天伦，断其后路”等内容。

还是与读书环境有关。宋朱弁《曲洧旧闻》中说：“宋次道藏书皆校三五遍，世之蓄书，以宋为善本。居春明坊时，士大夫喜读书者多居其侧，以便于借置故也。当时春明宅子比他处僦值高一倍。陈叔易尝为予言此事，叹曰：‘此风岂可复见邪！’”宋次道，即著名藏书家宋敏求，从其父辈起即以家富藏书且品质高而闻名京城，史称其藏书三万卷，多精善之本，又兼好学博通，朝野间每有疑难困惑，多查询求正于其。于是，围绕着宋府所在的“春明坊”社区，周边的房价毫无商量地莫名飙升，其景况一如当今某重点中学附近的学区房，虽非闹市商业区，也非地铁沿线，却一房难求，贵得离谱。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精装修，知道的唯余叹息，哥付出的不是房钱，是借阅费。环境，还是环境，对于广泛和普遍地培育和形成阅读习惯是何等的紧要。书香社会的建设，有赖于书香家庭的普遍涌现和良性感染。

还有两则故事也是说环境对学识素养的影响。一是诗婢传奇。东汉郑玄，字康成，是个嗜读勤奋的大学问家，受其好学不辍的影响，其家中的奴婢也耳濡目染，浸润诗文，胸中装得不少的文墨典雅，以致日常谈吐中时有舌尖莲花、出口成章之惊人语辞。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载：“郑玄家奴婢皆读书。尝使一婢，不称旨，将挞之；方自陈说，玄怒，使人曳泥中。须臾，复有一婢来，问曰：‘胡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这是旧时生活中常见的一幕，奴婢或下人做事不称主人意，还要强辞申辩，便遭到主人的训斥或责罚，奴婢甲因此被拽倒在烂泥中，那副模样想是相当的狼狈与不堪。刚巧，奴婢乙路过看到，于是惊讶地问何以至此，奴婢甲遂告之原委。此段对话优雅且诙谐，一问一答，言语皆出自《诗经》。令人不爽的羞辱事件经此问答便被化解于无形，传颂于佚逸。于是，后世以“诗婢”名之，盖指有学养、能赋诗之婢。陆游、龚自珍等人的诗中多有征引颂咏之。婢而能诗，除了其自身之聪慧，更重要的因素是其生活环境的熏陶，有道是“朝阳花木早逢春，近水楼台先得月”，天天在诗文堆里混，与书籍典故亲昵，没法不长学问，不会作诗也会吟了。这郑家的婢女若是生活在当今，难说考不上北大、清华。设想一下，地主老财家的丫环婢女，每天接触的是粗陋，听闻的是低俗，只能卑而下之了。故，诗婢，而产自郑康成家中并非偶然，也非个例。

时间再往前推进，在西汉著名学者刘向家中早已有了此类现象。王充《论衡·案书》载：“刘子政玩弄左氏，童仆妻子皆呻吟之。”说的是刘向醉心于《左传》之研习，时或忘情吟诵，低徊推敲，刘府的空气中终日弥漫着春秋的乐章；受此感染，不但家中的妻儿老小皆可应声附和，连听差服侍的诸奴仆童婢都能时不时地蹦出几句之乎者也来。可见，即使当保姆、做钟点工也得找个有点文化学养的家庭才成。

值得一提的是，《论衡》著者王充的辉煌成长之路也没少受有利环境的恩惠。《后汉书·王充传》记其：“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即王充的自学成才靠的是当地书店提供的免费阅读的便利。那时候，没有高铁也没有汽车，少年王充得以经常不断地前往书店蹭读，除了得益于书店老板开明的经营姿态，他的家也一定就在书店附近；尽管没有资料证明王充的父母是有意把家安在书店边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