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强

曹、梁校长之争中力挺梁启超

在吴宓的推荐下，陈寅恪于1925年被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1926年9月，新学年开始，陈寅恪正式到校上课。1926年的中国，北伐的军事进攻正在逼近北京城，一场清华校长风波也在酝酿之中。

1927年夏，南方革命势力进入华北，京畿震动，清华校园出现校长风波。这次风波的中心是梁启超和曹云祥的对抗，起因于梁任公被外交部聘为庚款董事会董事，校长曹云祥担心梁启超取代自己为校长（章程规定，校长在董事中选任），极力反对梁。关于曹云祥与梁启超的矛盾，据苏云峰分析，一部分可能出于曹的猜忌，一部分可能出于误会。(苏云峰：《清华校长人选和继承风波：1918—193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集刊》1999年第22期下)梁启超在《给孩子们书》中写道：“外交部有改组董事会之举，当部里征求我同意时，我原以不任校长为条件才应允（虽然王荫泰对我的条件没有明白答复认可），不料曹云祥怕我抢他的位子”。（丁文江：《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P1160）然而，曹云祥因不知详情而误解了梁启超，竟至运动教育系教授朱君毅诋毁梁启超，唆使研究生王省上书诬告梁启超旷职，请求易人，又将此函油印后寄给梁启超，讽其自动辞职。

曹、梁之间的校长之争，其间细节在清华园内闹得沸沸扬扬。此时的陈寅恪态度非常明朗，积极支持梁启超，行为非常活跃。一向行为恬淡的陈寅恪此时表现却如此活跃，其原因大概有两方面。首先，此时的研究院，四大导师只有陈寅恪留守：王国维已去世，梁启超仍在天津，赵元任于10月中下旬赴江浙一带考察方言。陈寅恪自然成为研究院主事之人。其次，陈寅恪认为“梁任公来掌校，远胜于曹”。而且他还认为梁启超掌校，“他日可望设编译部，以宓总其事云”。与之不同，吴宓则“持报悲观，恐梁来而党徒遍布，趋奉者成群。而我辈之有一定宗旨及身份者，仍不能受知于当局耳”。（吴宓：《吴宓日记》(第 3册)，三联书店1998年版，P430。下引该书只注页码）

陈、吴两人的看法差别悬殊。陈寅恪更看重的是梁启超的学术能力，因为编译部的设立可以加强中西学术交流，同时也显露了其担心落后于世界学术的隐忧；另外，陈寅恪支持梁启超，也不排除含有维护研究院本位利益的因素。当时，清华校园风传国学研究院要被取消，此种谣言使陈寅恪非常不安。与陈寅恪的关注不同，吴宓更计较于梁之政治影响力，若梁启超主持清华，具有“一定宗旨及身份者”通过学术影响“当局”的局面会受到影响。

10月6日，当得知梁启超被聘定为新董事后，吴宓非常担心，在日记中写道：“从此本校前途又多变化。我辈寄身学校以读书适志者，又不免将受影响。”吴宓的应对是“当静居安命，以俟其自然变化可耳”。（P416）由此看出，在研究院风潮中吴宓持旁观者之态度。吴宓在此风潮中行为虽消极，但极为关心，其日记记录了此事的前后始末。

朱君毅运动研究生诋毁梁启超之事东窗事发后，于11月8日托吴宓“向陈寅恪疏解，免学生攻之急”。（P432）当天，吴宓与陈寅恪相见后，代为朱君毅求情，“但寅恪怒甚（是日曾向曹发怒一次），谓非朱或曹去职离校不可”。（P433）调解不成，双方矛盾加剧。11月9日下午5时，曹云祥在其宅中开会，“朱君毅与王省在。又评议会及教授十一二人。王省述写信之经过。朱当众再三询问，王省均力言朱未尝嗾使彼写信。原信纯出彼之手笔，拟引咎退学云云。六时，研究院学生戴家祥到会。以尖刻锐利之词驳诘王省”。陈寅恪等认为王省在说谎，企图为朱君毅开脱，当天即让王省到自己寓所了解真实情况。晚上，“（吴宓）9-10访陈寅恪，而王省适在。戴家祥旋亦至。王省对陈、戴又自承适间会中所言非真，谓朱曾诱彼写信，并曾改信中文字。惟今午3-4遇朱校外，立谈于野。朱自言即将身败名裂，失职去位，要王省自承其事，以免朱受祸。故王省自愿担当一切，以脱朱于罪云云”。陈寅恪、戴家祥对王省的说谎行为予以痛责，“谓如曹某、朱某，应尽揭其隐，不必为之讳云云”。（P433）至此，陈寅恪等对此事之情况已非常清楚，并有重要证据。

11月10日下午4-7时，清华学校召开教授会。研究院学生戴家祥散发其所撰昨夕校长宅中会谈纪录。王省又致函教授会，大意为：“言前者所作之函，非出本心，乃由朱君毅所指使。又昨日在校长宅中为朱洗刷之言，亦本于朱之所要求云云。”可谓证据确凿。在王省函书未到前，陈寅恪慷慨陈词，“言阴谋既破，今要求校长及朱君毅速即辞职云云”。吴宓在会上发言，说“王省一再反复，其言殊难为据”，会议最终无果而散。陆懋德等教授担心，两方之争执，必将“两败俱伤”。“曹既去职，梁亦不得长校”，当局必委奉派之人为校长。而教育部且谋收管清华学校，故“前途殊于本校及诸教职员不利云云”。（P434）

梁启超本想辞去教授和董事的职位，只因“顺学生公意”才未辞职，“但仍郑重声明以不任校长为条件”。梁不同意出任校长，于是，陈寅恪与吴宓商量举荐梅贻琦，让其以教务长暂代理校长，“以求迅速解决，藉免觊觎而安校内之人心”。陈寅恪并“函梁任公转荐于外交总长王荫泰。如梁尚犹豫，则拟使宓赴津而谒梁劝说云云”。(P436)

清华校内权力之争斗如此激烈，并没有选出自己的校长，但迫使曹云祥于1928年1月14日辞去校长之职。当然，曹云祥的辞职，也是时局所迫。此时，张作霖已在北京成立大元帅府，组织奉天内阁，曹云祥“明知不能久位，才决定辞去”。(苏云峰：《清华校长人选和继承风波（1918-1931）》)奉系张作霖派温应星将军为新任清华校长。

在清华研究院四大导师三位不在的情况下，陈寅恪与清华师生为谋取研究院的利益，揭露曹云祥、朱君毅的欺骗行为，积极支持梁启超，劝说其掌校。正如前述，陈氏希冀梁启超长校能够为清华创造浓厚的学术氛围。在此过程中，陈寅恪积极活动，厘清事情真相，充分利用清华教授会和评议会的民主特质，充分反映了清华“教授治校”民主制度的生命力。但同时，教授会和评议会也成为清华权力斗争的舞台，各学部等单位的本位利益使民主治校充满了权力之争，陈寅恪亦不例外，在此风波中激情甚高，吴宓描述：“寅恪但以摧恶助贤自豪，而意气感情，实嫌纵恣，非其平日冷静之态”（P434），他乃“成为发纵指示之中心人物”。（P435）

频发校长风潮时冷静处置

1928年夏，国民党军队进入北京，改北京为北平。6月以后，清华校园内“到处贴颜色纸条之标语，如铲除土豪劣绅；以党为国，党化教育之类。（吴宓：《吴宓日记》(第4册)，三联书店1998年版，P72）此时，吴宓担心的是清华为北大所垄断：“旧日北京大学一派人当权，则为好不容疑之事。宓意虽欲和光同尘，仍在此中为一教授，俾可仍居北京，自行潜修以进于学，然去留之分，出处之际，今难遂定。惟近颇自安义命，不为深忧过计，静待其变化展露可耳。”在吴宓犹豫之际，陈寅恪劝其“于清华解散后，仍图居北京，则欲学业进步较多”，吴同意。实际上，陈寅恪在劝吴宓的同时，也在自劝，“力主屏绝杂务，专心读书著作。生活种种，均不足计”。（P83）

1928年9月16日，罗家伦才开始在清华组织自己的班子。他从燕京大学延揽北大同学冯友兰和杨振声二人，二人都是罗家伦留美时的好友。杨振声担任教务长，冯友兰担任秘书长，郭廷以担任校长室主任秘书兼文书科长。经过这次人事安排，在清华教授和学生眼中，国民党及北大的势力，已侵入到清华。在吴宓日记中，并没有发现陈寅恪反对罗家伦的言行，即使在清华掀起驱罗运动，也未见陈氏的行动。陈寅恪表现如此平静，应与罗家伦在清华的改革措施有关。

罗家伦的改革举措非常有助于清华学术的发展，主要包括：革除制度上的弊端，废除董事会，使清华改归教育部，而不再受外交部的牵制；健全基金管理，保证清华大学的经济基础；加强图书仪器及校舍之建筑设备，使清华师生有一个更优良的读书与研究环境；解聘不力教员，延揽优良教授讲师，增厚其待遇与其他福利，使之安心工作与进修；整理学系，并添设研究院（所），延揽世界著名学者访问讲学，提高清华之学术水准(苏云峰：《罗家伦与清华大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集刊》1997年第16期)。陈寅恪对罗家伦执掌清华有切身体会，评价非常高，他说：“志希在清华，把清华正式的成为一座国立大学，功德是很高的。即不论这点，像志希这样的校长，在清华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毛子水：《博通中西广罗人才的大学校长》，收入罗久芳：《罗家伦与张维桢》，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P279）

1930年6月罗家伦离开清华，但并没有换来清华的安定。此时，阎锡山控制北京，觊觎清华已久。1930年6月25日，阎锡山以武装部队护送乔万选强行接收清华，迫使清华师生掀起“拒乔运动”。9月底，中原大战结束，国民政府势力又抵北平，清华校长人选又成新课题，其焦点是党化教育下的政治权威与清华要求学术自由的矛盾。彼时，陈果夫操控清华，力荐吴南轩，随后通过了吴南轩的任命案。吴的任命出乎清华师生意料，清华大学师生看重的是周诒春、赵元任或胡适，只是因为国民政府认为赵“非办事人才，胡适言论乖谬，碍难予以任命”，而周诒春又坚辞不就，所以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清华教授与吴南轩之冲突表现为：一个要求“教授治校”，另一个要求“校长治校”。而在教授眼中，吴南轩毫无学术地位，完全代表着要求党化教育的国民政府。1931年5月28日，“教授会”依据萨本栋、金岳霖、陈寅恪等15位教授联名要求，召开临时会议，全校专任教授59人，出席者46人。陈寅恪等教授对吴独揽人事大权不满，并共同声明：“同人等因吴南轩蒙蔽教部，破坏清华……倘此问题不能圆满解决，定于学年与清华脱离关系。”(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清华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P103)7月，吴南轩下台。与罗家伦相比，吴南轩受阻主要由于其国民党背景而且藐视并削弱教授会，扩大校长的权力。

1931年9月21日，教育部任命无党派背景的梅贻琦为清华校长，从此清华大学“不再是个政治皮球，步上了正轨”。（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年版，P132）梅贻琦主掌清华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他秉持自由教育的理念，符合清华师生的愿望。

陈寅恪作为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时刻维护研究院的本位利益，尤其在曹、梁校长之争时，他和研究院师生利用教授治校制度揭露校长舞弊行为，力挺梁启超，其激烈行为甚为罕见。在后来频发的清华校长风波中，他处乱不惊，安心学术，又充分体现其理性的气质。在维护清华民主治校过程中，陈寅恪所有言行都试图为学术研究创造一个优良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