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老萌 顾农

农兄：

大著快要杀青了吧，翘首以盼。日前几则短稿承兄赐教，甚谢！

弟近来还是胡乱地翻翻期刊和闲书，依旧会冒出些杂七杂八的感想。手头一份大刊上专谈凌叔华的万余字长文，就叫人又想到当下实在堪忧的某种写作现象。弟何以做了杞人？兄若读了这篇介绍并评论凌叔华的文章，知其错谬累累，未必不会和弟同感了，天说不定真要塌下来。

泰戈尔1924年应讲学社邀请访华，主事者是讲学社的梁启超等人，此文说成“应燕京大学邀请而来访华”。“燕京大学作为主人，主要接待任务自然由其负责；而泰戈尔说到底是一位用英文写作的作家、诗人，具体接待任务，又理所当然地落到了英国文学系；而英文系系主任是陈西滢，这光荣任务又自然地落到了陈西滢的头上”。陈西滢何尝在燕京大学执过教鞭？他才回国不久，一直任教北大至1927年赴日本，后转任武汉大学教职，永远离开了燕京大学所在的北京。此文又说，陈西滢主持接待泰戈尔想要“尽量雅一点”，于是想到了他的学生凌瑞棠（凌叔华），以老师和院长（按，竟又变成了院长）和学生商量，晚宴设在她父亲凌富彭府邸（按，父亲名凌福彭，此文“富”不只一时一处的笔误，乃一“富”到底），而陈西滢此举并另挟私心，他“除了看中了凌府的环境外，还看中了凌瑞棠本人。凌瑞棠相貌清秀、气质高雅……难能可贵的是她才华出众、文笔优美……常有作品以凌叔华的笔名发表于校内外报刊，是校内外知名的才女”。作者先认定凌叔华此时为才女倒也无妨，毕竟她发表过两篇小说，虽然不算成功，后来不愿收入第一本小说集《花之寺》；也见刊了两篇不起眼的随感。不过，查史料，校外“知名”就谈不上了。作品署名均是本名凌瑞唐或瑞唐，启用笔名凌叔华是后来发表成名作《酒后》的时候。此文自然会说到林徽因，徐志摩陪同泰戈尔乘火车去外省，临行时徐志摩拿出纸片给月台上送行的林徽因写什么，恩厚之怕他过于伤感，不待写完便夺下。“泰戈尔将秘书（恩厚之）夺过的那张纸展开，原是一首诗：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稍稍了解徐志摩或林徽因的读者都知道，其实纸片写的是一封信，至于诗歌《偶然》写在车站送别以后，发表于距写此信已经两年的1926年——徐志摩的这封残简和这首《偶然》诗都很有名。

全文内容共五个部分，上述差错仅取自不足两千字的第一部分，其余部分差错不如这样密集，仍不绝屡屡。如误以凌叔华绘画老师陈衡恪为其弟陈寅恪；言凌叔华为徐志摩墓碑书写的“冷月诗魂”四字（按，应为“冷月照诗魂”）毫无踪影地“时至今日”“还在徐志摩坟前的石碑上”。（20年前和两年前我都到过徐墓）；徐志摩一生与凌叔华通信八十余函，写信时间被缩短在半年之内，于是推断两三天一封，凌叔华多数给以回复（不知“多数”依据出在何处），“足可说明他们关系的非同一般”等，不再赘述下去，兄不妨找此文《亦曾疯狂乖乖女》一读，刊今年二期的《百花洲》双月刊。

这是篇纪实作品，读者不少。近年来纪实作品畅行得很，想来与社会诚信的普遍缺失不无关系。打假成持久全民运动，然而你“运”而“假”不动。人们身处假劣围城，时时处处自危，以致《博览群书》去年某期扉文题目即《我们还能相信谁》。百姓想要过一个平安日子，却埋伏着防不胜防的陷阱，如何平安得起来。大家不得不关注脚下，浪漫情怀越来越稀薄，理想光环越来越暗淡。祸及言语、文字，假话假文章风靡，其程度数千年来于今为烈。由此，社会渴望了解真情，读者需要真实文字，曾经有过的读小说热情大减，纪实文学的行情自然应运而涨了。有些小说家便改行写“纪实”，我就有相识的作家由虚而实。平心而论，改行或本来有志的作家，他们决非那种演义化人物传记的作者或历史电视剧戏说无边的编者，不肯放开胆来虚构，不靠无中生有的离奇骗取读者。他们力求真实地再现过往史实和历史人物，他们明白，真实最为动人也最具魅力。他们的写作态度和所取文体，远比戏说者们更赢得读者信赖。读者对他们所写的真实与否，心理不再设防。麻烦正出在这儿，他们的差错也被置信无疑地接受了，于是以讹传讹的效果愈加厉害。因此，《亦曾疯狂乖乖女》之类的阅读负面不宜小看。前些年中央电视台于丹讲座亦类此，讲台的权威性，主讲人的教授身份，讲座的非戏说性质，彻底解除了受众的设防。无怪激起学者们愤怒，有十名博士群起而攻之，一时纷纷攘攘。

当时我觉得，博士们与其动此肝火，何不也来涉津，上阵普及于丹的那套知识，取而代之呢？现在想想，事情还有另外一面。这种不具学术层面的所为，科研衙门是拒之殿堂门外的。费力不小，却无补于职称、考核、申请项目。既然无补，可以理解博士们（何止博士）的无乐而不为。尴尬的是，有学养的不为，欠学养的乘虚乱为，谬误泛滥，现状到了无可奈何至极的地步。想到这里，真还叫人丧气。兄博识古文化，古时有箴言“位卑未敢忘忧国”。可是不古的当下，情形倒是：忧国无效在位卑。纪实作品的缺“实”，大概不是布衣们干预得了的。若要改善现状，除非掌印要员来动真格。可他们太忙，耽于更重要或更乐意做的公事、私事。

纵然如此，我等自身也不应完全推脱干系，尽力做点指谬正误的事情。固然杯水车薪，像揭发假药、假烟酒、假学历收效甚微一样，但我相信，有没有这些指正终究不同的吧。吴小如先生很执着于此，哪怕招来讥讽、怨恨，仍锲而不舍，老而不悔。我每有所顾忌，就想想吴先生。防患于未然的话，则从源头着手。学有专长的人士能热心撰写普及文章普及读物，乃利导之举。你我学生时代都读过王力的《诗词格律十讲》，还有功德无量的那一小册《中华活页文选》。近期《钟山》双月刊辟了“非虚构文本”专栏，似追步前贤。《亦曾疯狂乖乖女》的作者们，才气充溢，文采斐然，很得报刊编辑欢迎的。有他们加盟文史题材写作，只要收集材料细致些，下笔严谨些，自会广泛见效。不过出品宜放慢求精。文章和书，出快了，出多了，难免闪失。某高产的纪实文学作家，投给杂志一篇谈民国文人的稿子，将要发排，谨慎的主编临时让业内人士再看一看。这一看，看出一段抄袭，稿子不得不临时撤下。不是所有的编辑都似这位主编认真。有家出版社，出版一批关于民国文学的读物，尽管连连出错，得朋友私下指出，主事人因未影响到销路，便不闻不问，照旧一印再印，一错再错。话题扯远了，以后再聊。

即颂

康乐！

弟 老萌 2012年5月25日

老萌兄：

来信收到，你所说的情形现在颇为多见，简直没有办法。要发感慨则不胜其发，不吭一声则又不容易忍得住。近日在《文汇读书周报》（5月18日第7版）读到史韬先生的书评文章《谨慎著书》，列举《出版史话》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的不妥之处，建议再版时加以修正。读了大为钦佩。是要有这种订讹传信的批评精神。

本来只能盖平房的包工队现在忽然来建高楼，或本非从事建筑这一行的也来盖高楼，则楼歪歪以至楼倒倒是难免的。但写文章和出书均无明确的准入制度，只能靠编辑部把关。指望由批评文章来订正于事后，恐怕比较渺茫，有多少人肯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活儿，又有多少人愿意看这种商榷订误的文章？

现在许多人大约莫名其妙的电视剧看多了，对于戏说乱说已经麻木，真伪杂糅，亦听其便。要让这一方面观念回归正常比什么都难。将随笔小品和普及读物当作零食来消遣本自无妨，但食品卫生总不能不讲；只顾味道好，吃下去也许肚子疼。何况有些味道并不好，只是怪怪的而已。

前几天崔文印、曾贻芬夫妇云游四海时经过这里，我到宾馆看他们，大大地闲聊了一通。其间曾大姊提到前不久有熟人请她看学生的博士论文并参加答辩，她看了以后谢绝提供评审意见，也不参加答辩——如果说假话自己过不去，说真话则影响学生的就业，有伤老师的体面，不如完全置身事外为好。我也有过诸如此类不得不敬谢不敏的经历。有所不为，独善其身，古人是要到“穷”也就是没有出路的时候才如此这般，而现在忽然成了基本的拳经。

新出的书总还是翻阅了若干。现在有些意在普及的书，装帧很漂亮，内容也像是头头是道，而其中颇有令人摸不着头脑的地方，试举两个眼前的例子来看。有一本讲三国历史的书写道：

中平六年（189），汉灵帝崩，刘协为陈留王。刘协随刘辩在袁绍等人诛杀宦官时，被宦官张让和段圭绑架，遇到董卓。董卓曾和少帝谈话，少帝语无伦次，再和刘协谈话，刘协则将事情经过完整交代。董卓认为刘协贤能，且为董太后所养，又自以为与董太后同族，遂有废立之意。董卓后来立刘协为汉献帝，这一年他才九岁。

献帝年幼即位，不能理事，由何太后执掌朝政，太后兄何进，企图依靠凉州军阀董卓捕杀宦官，不料消息走漏，宦官先动了手，杀死何进。之后，袁绍又起兵灭宦官两千多，再往后，董卓引兵到洛阳，何太后被杀，东汉历史上外戚、宦官集团终于一起寿终正寝了……（《一本书读懂三国》，中华书局2010年版，P19）

这里的叙事照我看不免有点混乱。历史上不存在“献帝年幼即位，不能理事，由何太后执掌朝政”等事；事实是中平六年（189）4月，34岁的汉灵帝驾崩，何皇后之子刘辩即皇帝位，时年14岁；宦官们打算立刘辩的异母弟、时年9岁的刘协（其时被封为渤海王，七月，徙封陈留王）为帝，没有搞成。刘辩上台后自然不能理事，于是尊皇后曰皇太后，何太后临朝，外戚大将军何进执掌朝政。袁绍劝何进诛杀宦官，何太后不同意，何进则迟疑不决，于是袁绍进一步建议多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引兵进京，胁迫何太后同意，这样何进就召来了董卓。而在董卓将到未到之际，宦官们先行下手，矫诏诱杀了何进；何进的部下则引兵进攻皇宫，袁绍勒兵捕杀宦官，一口气杀了两千余人；于是宦官张让等劫持少帝刘辩、陈留王刘协，一行数十人逃出洛阳皇宫，夜至小平津，走投无路的张让投河自杀，刘辩、刘协在一些臣下的扶持下走回洛阳——这时遇到了带兵进京的董卓，很快还宫。此后大权落入董卓之手，他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很快就废刘辩为弘农王，立陈留王刘协为帝，稍后又杀何太后；接下来就是曹操《蒿里行》诗里所说的“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了——汉末的乱局由此进入高潮。

这一段历史虽然有点复杂，但还是不难说清楚的，其实只要翻一下《资治通鉴》的有关部分也就很明白了；不料竟被弄得有点像少帝刘辩那样，交代不清，令人迷糊。

还有一本讲西晋历史的普及读物《从司马到司马》（中华书局2011年版），开始我连书名也看不懂，读下去才知道这“从司马到司马”是指从司马懿到司马炎再到司马睿。晋朝的开国雄主和历代皇帝都姓司马，这固然是实情，但又有什么好感叹的呢。中国古代的专制王朝总是父子相传的家天下，中间一般是不改姓的，即如宋朝，无论北宋南宋，皇帝全都姓赵。又如汉朝，从开国皇帝高祖刘邦到中兴的光武帝刘秀，再到亡国之君的献帝刘协，二十几代皇帝当然都姓刘；只有西汉和东汉之间政权一度被王莽篡去，改国号作“新”，幸而时间不长，只算一个插曲。如果我来写一本讲汉朝的书，书名作《从刘到刘》，并在序言中感慨道：“真是从刘到刘！”你一定要骂我噱头玩得过头，要不就是神经有点问题了。

上面说起的两本书，就全局而言还是写得比较好甚至可以说相当好的，却仍有这样的出格之笔，而出版单位则是百年老店中华书局。中华编审如云，这一个“审”字似乎没有完全落实。这叫人怎么说才好？文化要健康发展，非得有一支足够强大并且负责的编辑队伍不可。

还有一本《玉出昆冈——陆机陆云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0月版），更是不能细看。这里的情形很有点像曹植诗里说过的“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送应氏二首》之一），不实之处指不胜屈。

诸如此类的大著如欲批评却很难，容易得罪人。你的本意是去当诤臣，他也许把你看作叛逆，竟敢犯上作乱，龙颜立刻大怒；虽然并不可怕，一时尚不至于被推出午门，但又何苦呢。只有为老同学老朋友的大著写书评，才敢放手提意见，即使洗垢索瘢，也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可惜老同学老朋友大抵无可挽回地衰老下去，还在继续挣扎不废笔耕的已经不甚多了。曹丕感慨道：“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又与吴质书》）他说这话时大约只有我们年龄的一半——这话由我辈来说才合适。崔曾夫妇平日都在家闭门做学问，小文章只是偶一为之，大可钦佩。

致力于学术随笔及书评之正儿八经的刊物，如《博览群书》、《书屋》和《随笔》这从北到南的三家，我都常看的，偶尔也写一点。等手上的活儿交出去以后，很想多写几篇，不知道能否实现；到时还要请你多加指教批评。不仅著书要谨慎，写小文章也非谨慎一些不可。

问好！

弟 顾农再拜 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