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全波（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兰州 730020）

南北朝是佛教发展的黄金时代。僧祐《出三藏记集》载：“自尊经神运，秀出俗典，由汉届梁，世历明哲。虽复缁服素饰，并异迹同归。至于讲议赞析，代代弥精，注述陶练，人人竞密。所以记论之富，盈阁以仞房；书序之繁，充车而被轸矣。”［1］428汤用彤先生言：“研究我国佛教之依据，首重译本。探讨我国佛教之思想，则当研前贤撰述。印度有印度佛教，中国有中国佛教。其异点不专在经典之不同，而多在我国人士对于传来学说，有不同之反应也。佛法势张，充满于我国思想界，由是著述渐多，至南北朝时，遂占重要地位。”［2］546诚然，印度有印度之佛教，中国有中国之佛教，中国佛教在南北朝时期取得了既有异于外来佛教，又有异于传统文化的独立地位，能够反映这种独立地位的程度及其持续发展状况的主要表现就在日渐增多的汉文佛教著述上，如陆澄《法论》、僧祐《弘明集》、慧皎《高僧传》、宝唱《续法论》等等，此外，表达中国佛教思想及其中国化程度的另一种形式就是对汉译佛典的抄撮和抄撰，也就是佛教类书的编纂。

类书是古籍中辑录各种门类或某一门类的资料，按照一定的方法加以编排，以便于寻检、征引的一种资料汇编，佛教类书则是专门针对佛教典籍而进行的分门别类的辑录与抄撮。《隋书》卷三十四《经籍三》记载了部分南北朝佛教著作：“《释氏谱》十五卷。《内典博要》三十卷。《净住子》二十卷，齐竟陵王萧子良撰。《因果记》十卷。《历代三宝记》三卷，费长房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