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灿，魏辅轶

（1.衢州学院 图书馆，浙江 衢州 324000；2.天津工业大学 图书馆，天津 300160）

1 从一个故事开始

王子舟先生在他的《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之感想》一文的开头写道：“在2000年武汉召开的‘中美数字时代图书馆与情报学教育发展国际研讨会’……会议的一个休息时间，我与一位美国图书馆专家聊天，询问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在美国图书馆学界的发展状况。他听了我的提问后惊讶地反问:‘图书馆学还需要什么理论？’看来，大洋波岸的图书馆学崇尚实用主义确非虚言。”［1］

这里有必要再来细细的琢磨一下这句话“图书馆学还需要什么理论？”笔者思考，对这句话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就如王先生所想他们真的是太务实了，理论对他们来说没什么用处。如果不是如此，那么第二种解释就是，或许他们已经找到了一个本质性的理论，这个理论实在是再明白不过的道理，不需要再继续讨论。美国人务实是出了名的，但务实的前提是一定要有共识。也许可能不是什么系统的理论，只是一些潜在的共识？

理论真的没用吗？这个问题王先生替我们回答了。“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一门学科只要认为自己是科学，那它必然要有理论……国内中年女学者陈向明也有一段言论与引述颇为精辟，她说:‘建构理论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在要求，也是研究结果的一个必然归宿。这是因为人类任何有意义的行为都隐含了一定的理论，需要将其明朗化、系统化。’”［1］显而易见理论是重要的，不然笔者实在想不通，西方的图书馆学建立如此之早，发展如此之先进，理论大家如此之多，怎么能不明白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