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静艳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00）

邀约记忆：在创造与还原的裂缝中窥见理论的属性

栾静艳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00）

理论被视为一种记忆，它不仅具备了个人记忆的主体性、客观历史性以及自我完善、自我超越属性，而且吸纳了个人记忆作为对人类普遍生存困境的关注的公共襟怀，重建理论具有公共政治意味的政治维度，是理论的方法。

理论；个人记忆；集体记忆；主体性；客观历史

近年来，随着解构主义思潮的引进，文艺理论界及其文艺理论工作者对文艺理论的基础概念、基本问题，如什么是文学、什么是理论等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反思，这些反思打破了我们过去本质论的、大一统的看问题的思维方式。通过历史的、复数的思维方式考量这些问题，为我们重新深入认识文学、理论奠定了基础。目前关于文学何为的探讨已经很多了，而关于理论何为的探讨研究却少之又少。其中探讨较多且较深刻的当属卡勒的《文学理论入门》，在此书中，卡勒通过对“性”、德里达的“异延”的分析，提出了理论的四个属性，即理论是对常识的批评；理论是分析和话语；理论是跨学科的；理论具有反射性，是关于思维的思维。毋庸置疑，这种理论观关于理论属性的洞察是相当深刻全面的，但仔细分析这四重属性，我们会发现其思辨性较强，道出的是理论作为高高在上的“理想之域”的不可触及性，理论似乎就是一种只可逐渐趋近的理想。那么既可以触及又相对具体些的理论具有什么样的属性呢？

一、个人记忆·个人·历史

个人记忆是见证文学叙事中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它指的是灾难幸存者的个人记忆，这种记忆基于个人的直接过去经历，既是个人内心深处隐晦的、富有震撼力的一幕，也是对历史的另一种客观描述。当然，这里所说的个人记忆是远远超过灾难幸存者的，个体内心深刻的、富有洞见的记忆，表现于文学或文学创作中乃是一种文学记忆。

记忆是个体与世界建立联系时所形成的感受、体验和经验，它作为一种主体的精神存在总是以各种或隐或现的方式左右着人们的生活。因此，个人记忆既是个体经验得以形成的基础，又是个体生命史的组成部分。作为个体生命史的组成部分，记忆承载着个体过去的想象，表达着微妙而复杂的生命体验，对个人记忆的尊重就是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依托于个体生命的心理流变，记忆呈现为一种变动不居的状态，具有较强的可塑性，包括以现时性的眼光对记忆的重审，一定程度上，它是个体生命的发生和存在具有创造性品格的根本依据，然而这种创造性也是有限的。罗兰·巴特“设想通过一种先锋派的语言形式，来抵制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并追寻一种纯粹的无止境的语言实验，同时赋予这种写作以一种革命性的意义。他也同样设想除去资产阶级残余，甚至清除传统和记忆”[1,p118]。巴特设想的这种激进式的写作是一种写作自由的理想境地，但对于这种自由，巴特也始终摇摆不定。他认为一位作家的各种可能的写作是在历史和传统的压力下被确立的，“因此存在一种写作史，但是这种历史有其双重性：当一般历史提出（或强加）一种新的文学语言问题时，写作中仍然充满着对先前惯用法的记忆，因为语言从来也不是纯净的，字词具有一种神秘地延伸到新意指环境中去的第二记忆。写作正是一种自由和一种记忆之间的妥协物，它就是这种有记忆的自由，即只是在姿态中才是自由的，而在其延续过程中已经不再自由了……”[1,p119]。巴特认为个人写作的自由应该可以超越于历史、现实、社会压力之上，但字词的记忆形式却顽强地把写作拉回到过去的状态。巴特也不得不承认写作本身，也具有自由和妥协的顽强性。个人记忆虽然依托于个体生命的心理流变，呈现出一种变动不居的状态，具有创造性的品格，但这种创造性也是有限的。人是社会的存在，亦是一种历史的存在，特定历史的精神履历，在个人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迹，它具有还原历史、补充历史，并受到客观历史的制约。将个人记忆视为一种历史，承认个人记忆的历史功能、历史制约性，一方面是肯定了记忆的客观性和实证价值，而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将历史视为一种具有“历史化”意味的人类的共同记忆、集体记忆，是一种广义上的历史。

总而言之，个人记忆作为个体内心深刻的、具有洞见的记忆，它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既依托于个体生命的心理流变的自由度，表现出强烈的创造性，同时又具有人类共同记忆的“历史化”意味。这二重性看似矛盾，却又聚交于个人记忆互为张力，并且通过文化认同在某种程度上创造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来实现个人记忆向集体记忆的挺进以及个人记忆的自我变迁、自我完善。认同是“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是个体与他人有情感联系的原初形式”[2]。而“想象的共同体”又是基于一种浓厚的、沉浸在“集体的信奉状态”之中的能够超越阻隔的关系，因此建立在文化认同基础上的共同体想象则构成了个人记忆具有“历史化”意味的集体记忆，使它打上了客观存在的印迹。然而个人记忆本身又“不是一成不变的客观存在物，随着时间的流失和生命自身遗忘本能的作用，记忆常会出现流失、模糊乃至变异”[3]。但这种流失、模糊乃至变异并不意味着文化风格的丧失，相反地，“个人记忆将会随着时间和空间赋予的新的内容，在内部进行重新组合、重新表述，然后以崭新的姿态又不失集体记忆的超越自我，反而能使集体记忆的生命力更加旺盛，更加富有生机和活力。这种变化并不是它自身变成了另外一种质态的东西，而是它自身内部的不断扩充、丰富、增长和深化，用辩证法的语言讲是自我发展、自我运动、自我完善”[4,p136]。

二、理论·个人记忆

集体记忆作为一种建立在文化认同基础上的文化实体，是一个民族或社会共同体通过历史的积淀与延续展现出来的一种文化上的根本记忆，是一个民族赖于组织个人和集体生活的意义结构，它内化在民族的灵魂中，深入到民族的血液里，已然在群体的思维范式、价值观念、社会心理等深层结构中保存下来，体现着一个民族对自己生命存在方式的选择、认可与认同。社会成员正是沉浸在这种“集体的信奉状态”之中，靠着一种“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群体之高大权威形象的真心实意的崇拜”来维系民族的存在、团结以及道德情感风尚。与具有“历史化”意味的个人记忆——集体记忆，享有的“集体的信奉”以及“真心实意的崇拜”相类，理论应该作为一种记忆，一种能够在理论研究者群体中激起集体信奉、真心实意崇拜的记忆，而非一种意识形态，权力意志角逐的手段、工具。

与此同时，考虑到个人记忆的多重属性，即依托于个体生命的心理流变，对过去进行的创造性想象和重构以及在这种创造性的限度内保留烙印在群体深层意识中的具有“历史化”意味的集体记忆，甚或在此二者的紧张张力、冲突中进行的自我完善、自我运动。理论作为一种个人记忆，一方面它可以借鉴个人记忆的创造性功能、独特的生命体验、价值判断、理论视域、兴趣、兴奋点等，形成主体独到的理论见地、理论思想。所谓理论探讨的并非完全是事实本身，而是它的可能性解释，对理论主体性的承认，是理论排除主流意识形态、权力话语压制，遮蔽得以推陈出新的前提；而另一方面它也可以透过个人记忆文化认同的共同想象功能重塑客观历史。理论作为建立在客观事实基础上的理论总结，虽然依托于理论研究者主体独特的生命体验、理论视域，但它必须以客观事实为基础，没有事实依据的理论是不存在的。然而，作为个人记忆的理论，它除了具有自身的主体性、文化认同的集体记忆（客观事实）功能外，更重要的是在这二者之间存在一种自我更新、自我超越的回归张力，它构成了理论发展的重要动力。理论需要发展，需要在新的理论的冲击下不断地否定自我、更新自我，但又必须在客观事实、集体记忆的限度内，不断创造出新的形式、新的理论视域，以适应理论发展需要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而理论也只有“在永不停息的变动中不断回到自身、肯定自身的意志力和想象力，一种在自我否定过程中的自我确认、自我理解、自我超越，才能永葆旺盛的生命力”[4,p138]。

最后，个人记忆作为个人内心深处深刻的、富有洞见的记忆，之所以被追问，之所以要通过文化认同唤醒模糊的集体记忆，最根本的是想直面和思考人类群体普遍生存困境。而把理论作为一种个人记忆，也是希望通过对理论的思考，来达至对人类思维、人类认识的进一步发掘。

三、“重返八十年代”理论的方法

“重返八十年代”是近些年来我国当代文学研究界的重要话题，现在却成了文学理论与批评界重新审视20世纪80年代文学观念的课题。《南方文坛》《文艺争鸣》《当代文坛》以及《当代作家评论》等学术研究杂志，都开辟了相关的专栏对这个话题进行讨论。所谓的“重返”“只是一种修辞性的说法，它遵循的是一种‘回到历史现场’的情景再现主义逻辑，意在以历史的‘后见之明’，展示那些曾经广为流行甚至被奉为圭臬的概念和范畴之所以成其所是的背景、条件和关系”[5]，对这种重返的努力，“实际上是对自己业已流逝的青春所作的一次努力的挽回”[6]。然而与文学史方面的回顾大多沉溺于 80年代昙花一现的文学的黄金时代的思路不同，“文学理论与批评界对80年代的审美自律等观念弥漫了一种检讨与自责的情绪”[5]。理论工作者们一方面解构了80年代的一些概念、范畴，一方面也对那个时代所折射出来的激情、冲动迷恋不已。

20世纪80年代作为十七年、“文革”和改革开放至今的重要联结点、过渡，“是20世纪中国文学各种问题、各种文学观念和写作传统形成紧张对话、转换的时期，也是把握、思考20世纪中国文学经验、进程的节点”[7]。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前三十年即十七年、文革时代，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群众服务是文学的根本属性，为了打碎束缚文学自由与美创造的“枷锁”，与西方启蒙主义和现代性追求似乎有着天然联系的“人道主义”、“人性论”，被高高竖立，“审美自律”及其之后的“纯文学”概念被高度强调，文学的“主体性”获得了广泛认同，文学理论在走向“先锋和实验”的形式化探险之旅时，也脱去了“庸俗社会学”的可耻外衣。然而过犹不及，对“审美自律”、“主体性”的过分强调，致使文学及其理论话语在市场经济和消费文化的冲击下岌岌可危。

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也存在着另一股潮流，那就是具有强烈解构色彩的理论，如后殖民、后现代，尤其是福柯权力话语的引进，对“审美自律”、“纯文学”等概念作了“反本质主义”的阐释，由此它们也变成了特定时代、特定语境中各种政治与权力介入与调和的结果，变成了另一种不同于十七年、“文革”时代政治、意识形态的新意识形态、新政治。只不过此意识形态非彼意识形态，此政治非彼政治，不能以十七年、文革时期的政治一言以弊之，并且政治也并不意味着对国家权力或者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在认同政治与反抗政治之间的政治亚形态，也是政治的多种可能形态。

众所周知，正是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从“文革”到“改革”的转折，造就了所谓的“八十年代”，之所以要重返80年代，是因为以它为中心，向上可以回溯到“十七年”和“文革”中政治与“去政治化”的审美自律之间的特殊形态，向下则能把握住整个“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审美“政治”的新走向。在政治与审美自律的断裂与缝合中，理论正寻求着自己的发展方向，重建以“公共政治”、“公共关怀”为基础的理论的政治维度。

那么何谓“公共政治”呢？陶东风认为“公共政治”的内涵有两个，一个是阿伦特理想化的平等个体在“公共空间”中通过“言语而进行的”协调一致的“行动政治”，另一个是哈维尔基于其自身的政治参与实践，“从对整个现代性，特别是现代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反思”而提出的“存在的政治”，提倡向“道德和人性”的回归，既反对“现代科学理性主义”将政治变成“权力游戏”，又怀疑“政治制度的转换”能解决现代社会的问题，从而强调“要根据全球人类存在状况来思考政治、思考我们的未来，而不是向传统政治那样局限于民族国家内部的政治制度”[8]。理论作为一种个人记忆，除了理论研究者个体自主性、理论视域与理论客观事实之间通过文化认同达成张力，并实现自我更新、自我超越外，更重要的还是它把坚持公共关怀，积极应对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思考人类普遍的生存困境，作为一种“集体的信奉”、“真心实意的崇拜”，重建具有公共政治意味的理论的政治维度。

[1] 陈晓明.个人记忆与历史的客观化[J].当代作家评论, 2002(3)：118-119.

[2] 车文博.弗洛伊德主义原理选辑[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375.

[3] 洪治纲.文学：记忆的邀约与重构[J].文艺争鸣,2010(1)：56-61.

[4] 余晓慧,张禹东.文化认同的世界历史语境[J].东南学术,2011(2)：136-138.

[5] 赵牧.“重建八十年代”与“重建政治维度”[J].文艺争鸣,2009(1)：15-19.

[6] 毛时安.重建八十年代及其他[J].上海文学,2008(6)：143.

[7] 洪子诚.“作为方法”的八十年代[J].文艺研究,2010(2)：7-9.

[8] 陶东风.重建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J].文艺争鸣,2008(1)：54-55.

（责任编辑、校对：任海生）

Memory Offer: A Glimpse of Properties of Theory through Cracks between Creation and Restoration

LUAN Jing-yan

(School of Literature,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00, China)

Theory is seen as a memory, because it offers subjectivity, objectivity, self-improvement and self-transcendence for personal memory, and it absorbs attention to human plight typical of personal memory. Therefore, it is a theoretic approach to reconstruct the political dimension of theories, a dimension of public political implications.

theory; personal memory; collective memory; subjectivity; objective history

2011-11-01

栾静艳（1987-），女，河北石家庄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西方文论。

J02-2

A

1009-9115(2012)03-003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