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白

胡适这一辈子，有两件事为后人乐道：一是没有扬眉吐气的風流爱情，二是为民主自由奔走的伟大事业。胡适在关于自由和民主方面，虽然可谓致力一生，但态度却是匪夷所思的胆小憋屈、畏首畏尾。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有本杂志叫《自由中国》，胡适任发行人。这是一本在台湾很有影响力的杂志，创立之初是拥蒋的，但随着台湾局势的变化，杂志很快敏感转向检讨台湾内部问题及批评国民党政府政策弊病，因此与执政当局关系迅速僵化。

1951年，《自由中国》发了一篇叫做《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论，成功把台湾当局激怒。在这个节骨眼上，大家都等着胡适表态支援，可胡适却马上给杂志社写了一封颇值得玩味的信：“我今天要正式提议请你们取消‘发行人胡适的一行字，这是有感而发的一个很诚恳的提议，请各位老朋友千万原谅……”此信一出，舆论哗然，本来等着胡适洋洋洒洒做些撑腰文章，可他却以抗议的名义辞职了。回国后在公开演讲时，胡适更一再强调自己只是《自由中国》名义上的发行人，甚至说“言论自由是要自己争取的，争取自由是要自己负责的，说错了话就要负说错了话的责任”，不仅没有给杂志以有力声援，反而完全把自己撇清。

更让人憋屈的是，1958年当雷震等人意图筹组新党，在征求胡适的看法时，胡适的表现也模棱两可。他写了一篇《容忍与自由》，含蓄隐晦地表达了对国民党一党独大的反感，以及对台湾社会必须出现反对党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