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

崇祯十七年（1644年）农历三月十九，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上吊自杀的日子。在此前20多天，内阁大学士蒋德璟和皇上顶嘴，惹得皇上大怒，蒋德璟也因此丢了官。

这次顶嘴源于对加税的不同看法。五年前，崇祯在全国范围内加派730万两白银，作为练兵费用，叫做“练饷”。这是崇祯即位之后的第四次大规模加税，全国人民的纳税总额至此几乎翻了一番。皇上加税确实也是出于无奈。中原一带的农民造反还没有平息，辽东又闹翻了天。就在决定加税的一个多月前，清兵在河北、山东一带纵横蹂躏2000里，掳掠人口牲畜50余万，还在济南杀了一个德王。人家大摇大摆地杀了进来，又大摇大摆地满载而归，明朝的官军竟然缩作一团不敢跟人家交手。这样的兵岂能不练？练兵又怎能不花钱？不过皇上也觉得心虚，税费一加再加，老百姓方面会不会出什么问题？杨嗣昌是当时的兵部尚书，他办事认真，聪明干练，替皇上做了一番阶级分析。

杨嗣昌说，加税不会造成伤害，因为这笔钱是加在土地上的，而土地都在豪强手里。并以上次加征的剿饷为例，100亩地征三四钱银子，不但没有坏处，还能给豪强增加点负担，免得他们钱多了搞土地兼并。这种分析听起来颇有道理。

皇上又征求了另外两位内阁大学士的意见。这二位也赞成加税。于是皇上拍板定案，加征练饷。假如是现在，决策者大概需要追问一些数字，譬如腐败造成的额外负担究竟有多重，有把握消除多少？究竟有百分之几的土地在豪强手里，又有百分之几的土地在自耕农手里？豪强们的佃户负担如何？等等。奈何帝国的最高决策者和他的顾问都不擅长定量分析。

一晃练饷征了五年，原来企图解决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更重了：官军照样不灵；清兵还在闹着；李自成更由战略性流窜转为战略性进攻，从西安向北京进军，已经走到了大同一带；杨嗣昌本人也在与张献忠的作战中失利而自杀。这时一位叫光时亨的给事中（近似总统办公室负责监察工作的秘书）给皇上写了份奏疏，他认为，加征练饷的政策祸国殃民，应追究倡议者的责任。

按照规矩，这份奏疏应先由内阁大学士过目，替皇上草拟一份处理意见，再交皇上做最后定夺。于是内阁大学士蒋德璟就替皇上草拟了一段话，大意是：以前的聚敛小人，倡议征收练饷，搜刮百姓，导致人民贫穷，种下了祸根……皇上看到这段话很不高兴，这练饷明明是他拍板征收的，蒋德璟却说什么“聚敛小人”，谁是小人？皇上把蒋德璟叫来，当面问道：聚敛小人指的是谁？

蒋德璟心里想的小人是杨嗣昌，但杨嗣昌死在岗位上，皇上对他一直心存好感，蒋德璟不敢直说。皇上心里想的小人是他自己，他怀疑蒋德璟在指桑骂槐，非常震怒，蒋德璟又为自己申辩，诸位大臣替他讲情。蒋德璟回家后便给皇上写了一份奏疏，进一步解释自己的思想。奏疏的大意是：现在地方官以各种名义征税，追讨拷打，闹得百姓困苦，遇到贼反而欢迎，甚至贼还没到就先去欢迎了。结果，兵没有练出来，民已经丧失了，最后饷还是征不上来。因此我想追究倡议练饷者的责任。我这样做很冒昧，我又傻又直，罪该万死。随后引罪辞职。

其实，蒋德璟向皇帝描繪了一种反向的关系：你不是想加饷平贼吗？偏偏你筹饷的规模和努力越大，百姓迎“贼”就越踊跃，“贼”也就越多。百姓投了贼，饷更没处征了。这意味着一个空头政策换来了更多的敌人和税基的永久消失。为了表达这个意思，内阁最博学的蒋阁老惹怒了皇上，并且引罪辞职。

崇祯很要面子，心里却不糊涂。与这种矛盾的心理一致，他容许蒋德璟辞了官，但不久也取消了练饷，因为征税越多，盗贼越多。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U形山谷，从侧面看，崇祯率领着官府的大队人马一路压将下去，挤压出更多的钱粮和兵员，镇压各地的叛乱，并且取得了一些成绩。不过越往后越费劲，最后他撞到了谷底。这时候，他的努力便造成了完全相反的结果。沉重的赋税压垮了更多的农民，逼出了更多的土匪和造反者，叛乱的规模和强度反而越来越大。

总而言之，征税的压力越大，反叛的规模越大，帝国新增的暴力敌不过新生的反叛暴力。全国形势到了这种地步，崇祯便走投无路了。崇祯和明朝就是被这个U形弯勒死的。这个死弯在我们2000多年帝国的历史上反复出现，要过无数人的性命，崇祯只是其中一个而已。

编 辑/惜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