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芳芳

身为明朝士大夫，却降明入清，于民族大义、文人气节上颇为有亏；身死之后，又被清朝皇帝赐以“贰臣”之名，打成名教罪人，其著作遭到禁毁，让后人嘲骂不休。这位以诗文誉满天下，官位做到尚书的龚鼎孳，也就只得慢慢地尴尬了。

没有人生来就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染成暧昧灰色。在那末世风流与血腥里，他是否也有过艰难的挣扎，而最终又选择了什么？在所谓大义与道德的评价之外，这位龚合肥（他是合肥人）的人生到底是怎样的？

忠直险恶，扑朔迷离

龚鼎孳在崇祯七年（1634年）便高中进士，年仅18岁，前程铺满鲜花。在科举制度不知逼傻逼疯了多少读书人的明代，他那带着稚气的年轻面庞上，活脱脱写着两个大字—传奇。

现代社会，18岁还只是个大孩子。而活在400年前的龚鼎孳，已经当上一县父母官了。他上任的地方在蕲水（今湖北黄冈），虽说是富县，可惜时局不太平。崇祯皇帝登基后，接手的是大明王朝内外交困的一副烂摊子：外有后金连连进逼入侵，内有无数支农民军揭竿而起。他倒是认真负责的皇帝，发下誓愿励精图治，每天只睡几个小时以处理政务，然而，帝国仍在不可阻挡地迅速走向崩溃。

明朝皇帝对待臣子严苛，到了明末，君臣之间更呈现一种奇怪的互相防范、敌视的态度。臣子们更结党营私，互相攻伐。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龚鼎孳登上了政治舞台。在地方官任上的他，年轻锐气，做出了很不错的成绩。

其时，张献忠率领的农民军正在两湖一带攻城略地，明军将骄兵懈，望风而溃。龚鼎孳刚到任，蕲水就成了乱军中的一座孤城。他立刻带人加固城墙，深挖壕沟，日夜练兵坚守，竟然将这座孤城足足守住七年。

农民军打起的虽说是义旗，所到之处，也是以抢粮抢人抢地盘为要务的，并不受百姓欢迎。龚鼎孳保住了这一方安宁，蕲水人对他感激不尽。据《合肥县志》记载：“蕲人德之，立生祠祀焉。”这是民间对大人先生们至高至诚的评价了。龚鼎孳的名字，也因此传到京城，进入至尊的视线。

1641年秋天，龚鼎孳顶着一个“大计卓异”的美誉，应召进入京城。第二年，即授兵科给事中。这是一个品卑而权重的官职，其作用与御史差不多，直接对皇帝负责，监察弹劾百官，甚至对皇帝下的诏书也有权提出不同意见。而能够被放到这个位置上的，大都是极具才干和锐气的年轻人。

龚鼎孳果然不负厚望，上任后就把当朝首辅、权臣弹劾了个遍，其他大小官员更不计其数。对于国事所提出的意见大胆尖锐，曾有“一月书凡十七上”的纪录。毫不顾忌地直陈政事之弊，于一潭深不见底又暗涛汹涌的京都官场，如同扔出了一枚枚重磅炸弹，水花四溅。这段经历，向来褒贬不一。褒之者认为是刚直不阿，是对明王朝的忠心耿耿；贬之者则斥之为沽名钓誉，卖主求荣。

年仅25岁的龚鼎孳，已经不知不觉于官场上收获一顶“老谋深算、居心叵测”的帽子了。比如，他弹劾周延儒，罪状列出了60多条。周延儒是名列《明史·奸臣传》的人物，究其平生为官为人，的确不算好货色，又盘踞高位，如果不是半路杀出个龚鼎孳，一通乱棍，满朝上下，还真未必有人敢且能動得了他。可诡异的事情出现在后面，周延儒灰溜溜丢官出京之际，人人明里暗里拍手称快，又是龚鼎孳，亲自跑去送行，一副恭敬有加情深义厚的模样—这不是小人嘴脸是什么？

原大学士王应熊，在周延儒罢相之后，主动请求继任。龚鼎孳就悄悄给崇祯皇帝上了道密疏，说王应熊其实是周延儒一党，让他出山，岂不是照样祸害国家？他说的，也是事实。然而，身为言官，不在朝堂上光明正大地举报官员，却背地里讲坏话，既不合臣子之规范，更显得品性鬼祟。

是刚直不阿，还是奸险狡猾？关于龚鼎孳的史料记载，就这样扑朔迷离起来。对于历史人物，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诛心”之论是很容易的，但或许更应该从事件的发生背景及其造成的客观影响，来做出比较公允的判断。

明末官场党争激烈，是明王朝覆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非曲直难辨的一团混乱中，还有个猜疑心极重的崇祯皇帝，他对臣子，信任时推衣解带，不信任时就送上刑场，一晚上能翻24个主意。倒霉的袁崇焕就是个典型例子。龚鼎孳十月之中两弹首辅，其风发蹈厉，一方面，正投了崇祯的心意；另一方面，也很容易因为政敌的反击和皇帝本人的心血来潮，而置自己于死地。

龚鼎孳不是前辈海瑞，他没有那种抬棺进谏的不怕死精神，或曰偏执劲头。大家公子的出身，从小浸染其中的优裕物质享受和富贵风流的文艺爱好，决定了他身上有种优游的气质，在必要的时候，他会回避与人死磕，而给自己留条后路。特别坚忍而执著的人，往往是出自于孤寒清苦家庭的。

儒家的传统教育让他懂得所谓“大义”，入官场之后，有不畏权势，不惮凶险，忧国忧民的一面，否则不会敢于弹劾首辅，还是两次，这在中国历史上也属于罕见的大胆。同时，他也有暗怀警惕，自我保全的一面。给周延儒送行，上密疏，都是为了留后路，自我保全而采取的政治小花招。他个性中的圆滑与实用主义，在此开始显露，而这些，恰恰在以后影响了他一生的抉择。

事实也证明了他的戒惕并非杞人忧天。在兵科两年后，27岁时，龚鼎孳因连参权臣而忤旨，罪“冒昧无当”被系入狱，翌年二月方获释。

秦淮河畔，名士美人

时光倒回那一年春天。龚鼎孳离开湖北，前往京城赴任，途中经过六朝烟水之地—金陵。在金陵，最好的时光是夜晚：“每当夜凉人定，风清月朗，名士倾城，簪花约鬓，携手闲行，凭栏徒倚。忽遇彼姝，言笑宴宴。此吹洞箫，彼度妙曲，万籁俱寂，游鱼出听。洵太平盛事也。”

外有虎狼，内有流民，局势不太平，士大夫们却大都仍在享受着太平的奢华。名妓文化与名士文化成了社会上两道夺目异色。名士诗酒风流，文采与清谈共举，名妓高张艳帜，才华与美貌并重，二者惺惺相惜，水乳交融，不论谈政治，谈爱情，或者谈诗论文，都在这秦淮河畔一座座精巧华丽的小楼里。“复社四公子”就是常客。现在，又多了一个政坛新秀、未来“江左三大家”之一的龚鼎孳。

龚鼎孳登上眉楼，遇见了名妓之一的顾眉，两人一见钟情。这个小他四岁的女人，此后成了他毕生最爱。

在金陵那些奢华的宴席上，没有顾眉，举座就愀然不乐。受欢迎到这个地步，靠的当然不仅仅是容色。这位妩媚多才、长袖善舞的名妓，名声如日中天，但她也有自己的烦恼，也是秦淮河畔所有烟花女子的共同烦恼：终身如何？没有谁想一辈子沉沦在这里，总该找个好人家，做妾侍也无妨，要堂堂正正安安稳稳地过下半辈子。

顾眉裙下之臣数不胜数，相传其中更有人为得不到她的爱而自杀。然而，过惯了奢华生活，一般家境的人她无法下嫁，有钱有势的人，又多半伧俗不入她的法眼，或者干脆就是个实在不想近身的糟老头子。就在这无可奈何之际，龚鼎孳出现了，就像是天上掉下来的一样，年貌相当，温柔体贴且多金，还有似锦前程。两人顿时好得如胶似漆。

龚鼎孳在爱情方面，也有着他人万万不能及的大胆。时代风气是名士美人相得益彰，但玩玩可以，真要把一个妓女娶回家，大部分读书人还是不愿意的—再会画兰花也是妓女啊！有损其名声与仕途。

龚鼎孳就不理这套，与顾眉相好没多久，他便郑重地把一首求婚诗呈在妆台之上：“腰妒杨柳发妒云，断魂莺语夜深闻。秦楼应被东风误，未遣罗敷嫁使君。”这时候，犹豫的反倒是顾眉了。可能她还年轻，还没享受够这蜂围蝶绕的骄傲，像名贵的牡丹花，被恭维着逢迎着，一句话一个眼色就能拨弄得许多人神魂颠倒，种种日常行动和恋爱中的自由，名妓生涯有苦楚，与良家妇女相比，另样的快乐可也多得很。又可能，像她这样年纪轻轻就久历情场的女人，对一切山盟海誓都本能存疑……总之，她只是应景地含糊地先答应下来。实际上，自龚鼎孳离开金陵入京之后，她仍玲珑地在秦淮河畔与各色人等周旋物色着。

别后鱼雁来往，龚鼎孳写了无数热烈的情诗，后都收在自传性传奇《白门柳》里。今天展读，只见一片浓郁化不开的爱意。

初见，他笔下的她是这样的：“晓窗染研注花名，淡扫胭脂玉案清。画黛练裙都不屑,绣帘开处一书生。”原来顾眉也喜作书生打扮，香闺之中，书案明净，衬着个素淡文雅的人儿，和寻常脂粉多么不同。他有着获红颜也获知音的喜悦。

日日缱绻，他暗里发下誓愿：“搓花瓣、做成清昼。度一刻、翻愁不又。今生誓作当门柳，睡软妆楼左右。”词风炽烈，有着小儿女初坠情场的天真痴缠，实打实是为正人君子所不齿的艳词。如果说这还只是床笫间的情不自禁，这一首“手剪香兰簇鬓鸦，亭亭春瘦倚栏斜。寄声窗外玲珑玉，好护庭中并蒂花”，就更显出满心的怜惜。真爱一个人时，那爱意中肯定是存着怜的，总觉得对方在这宽广冷酷的世界是如此柔弱，想要好好地护着她，离开她就觉得很不放心。

进京后的龚鼎孳有两副嘴脸，一副放在政坛，对敌人如秋风扫落叶，另一副面对远在南方的恋人，如春风温柔、春水缠绵。在这种感情攻势下的顾眉，心思也不知不觉地融化了。

崇祯十五年秋，顾眉关掉眉楼，离开金陵，千里迢迢北上投奔情郎。此时，李自成、张献忠的部队已经攻进北京，后金的大军也已经压至山海关。一个从小锦衣玉食且裹着小脚的年轻女子，要在这一片兵荒马乱之中跋涉，也真是勇气十足。

顾眉在路上足足走了一年，才到达京城，满身尘土、蓬头垢面地与龚鼎孳相见。因为时乱，龚鼎孳的元配夫人及儿女都留在合肥，他独自在京，以谏官的卑小职位，连挑当朝大佬，最孤立无援之际，得知顾眉不顾死活地来到身边，自是欣喜若狂，感激不尽。也就悍然不顾物议，把这青楼女子给娶了，由此被政敌弹劾而贬官，他却坦然说道：国势危急，风刀霜劍中，是那位女士，在鼓励和支持着我呀！

顾眉到京50天后，龚鼎孳便被关进了大牢。明朝狱事之黑暗残酷，龚鼎孳又是因弹劾权贵入狱，更显情势不妙。顾眉不怕受牵连，一直在狱外等他出来，她的坚守给了龚鼎孳莫大的勇气。

龚鼎孳狱中写下的诗词，都在感念着顾眉，说她有男儿的气概，说她的侠义与深情。比及从前太平时光那些情词，多了许多患难与共的凝重。

崇祯十七年，龚鼎孳出狱，在赠顾眉的词中他写道：“料地老天荒，比翼难别。”生死不渝的牵绊，从此正式建立。回想龚顾二人的姻缘，曾有着风月场上的轻佻与算计，不能否认，更有着那个时代其他名士美人间难以企及的真与诚。这真诚，是被岁月考验而沉淀下来的。

山河破碎，问谁为主

劫后余生的快乐只有一个月。三月，闯王入京，崇祯皇帝上吊于煤山。这件事在今天的教科书上是农民起义的胜利，但对于当时的官员以及读书人来说，感受到的，是纲纪败坏的悲愤。

龚鼎孳与顾眉决定殉国，院门一关，全家跳了井，但没死成，被附近居民救起，遂换装逃跑。闯王的军队正在挨家挨户搜拿原明朝官员，勒令其归顺新建立的大顺朝。正好被旧识认出，迎头逮住。龚鼎孳在挨了一顿拷打之后，接受了大顺朝的官职，被派去协助混乱时期京城的维稳工作。

除了个别人力拒逆贼而战死或被杀，满朝文武，多半做了降臣。朱氏皇朝气数已尽，做谁的官不是官？“忠君”二字，真贯彻起来是要丢自己兼丢全家脑袋的，不能不好好思量。这是人性贪生的事实，也是明朝政事荒乱失却人心的明证，可以理解。

而对于龚鼎孳，事情并不这样简单。他年轻锐气，锋芒毕露，抱负远大，曾确实地为国事痛心疾首，做出过拯救努力。那给过他信任的大明朝廷，坐过牢他也还有感遇之情，所以会在城破之际，和至爱的人一起愤而赴死。真死了倒也罢了，关键是没死成，再死一次就难了。鬼门关里滚过一回，再坚毅的人，心情和关于世事的看法，也会有些改变。

他还被拷打，肉体痛苦比死更难以忍受。爱侣亲人都在敌人手里，不知会被怎样折磨……他恐惧了，犹豫了，终于无奈了。他原本就不是死磕到底的烈士型人物，个性里藏有圆滑和实用主义的种子，大难来时，种子悄悄发了芽，到底会长成什么样呢？

到五月份清兵打来时，他已经显得适应环境多了。李自成的大顺朝，换汤不换药，怀着农民式的简单仇恨，对投诚的官员太过残暴，也失掉了人心，被迫离开北京城，消失在了亘古的田野。

清朝建立，龚鼎孳投降，恢复原官，飞速升迁。但顺治二年间，因参审冯铨案得罪摄政王多尔衮，又被降职。此事起源于大学士冯铨敲诈索贿，同案还有侍郎孙之獬、李若琳。此三人是京城内最早剃发迎降的明臣。当龚鼎孳与下属谏官弹劾他们时，多尔衮便有意庇护，说这是其他汉臣的嫉妒陷害，反而将龚鼎孳等人申斥查办。

龚鼎孳曾与冯铨当面争执，龚骂冯曾经依附魏忠贤，为虎作伥，冯铨无言以对，便反责龚曾投降李自成。当多尔衮问起此事，龚鼎孳说：“岂惟鼎孳，魏征亦尝降唐太宗！”气得多尔衮大骂：“鼎孳自比魏征，而以李贼比唐太宗，可谓无耻！”

为什么多尔衮会勃然大怒？这涉及清兵入关后的政策宣传问题。明将吴三桂当年为击败李自成的农民军，而以“割地送钱”的条件向大清国求援，引虎驱狼，彻底葬送了明朝江山。但清朝仍以帮助明朝平定内乱的功臣自居，并借此宣布自家的改朝换代为天命所向，和李自成、张献忠那种“反贼”是大大不同的。

龚鼎孳冷冷一句话，就表明了他内心对于政权变迭的态度：你多尔衮的清朝，跟李自成的大顺朝，不就是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嘛！就别标榜正统了。

这些话当然不能直说，龚鼎孳也就是打了个比方，多尔衮还是学了些文化的，听懂了。幸亏清朝当时政权未稳，对前明的上层知识分子还在施行笼络，不然龚鼎孳就非降职，而要掉脑袋了。由此也可见，龚鼎孳绝非胆小畏事之人，但他对形势拿捏得准，撞墙尚可，撞雪亮的刀锋就算了。

人死了，好事坏事，什么事都干不成了。顺治三年，老父在家乡合肥去世，他想请得恤典，又遭到工科给事中孙垍龄严劾。孙垍龄也是由明入清的官员，此刻却痛骂龚鼎孳是“明朝罪人”，能张开那嘴，根据的还是那套成王败寇的法则：降清不算失节，降了农民军，就是无君无父的大罪。娶顾眉也是道德败坏，“淫纵之状，哄笑长安”—这没错，他是经常带着顾眉大摇大摆在京城里赏花饮酒来着。最新的一条罪名，则是父死之后，仍然喝酒唱歌，毫无哀恸表现。简直人伦丧尽，畜生不如。

翻查龚鼎孳诗文集，于其父丧期间，的确写过一些宴游酬酢的诗，未能像其他孝子贤孙一样尽哀，今天看来也非大错，在当时，却足以使当事人身败名裂。遥想魏晋名士嵇康，就是以“不孝”罪名被送上刑场的。所谓“名教”，便是这么一个玩意：君臣父子纲常，不孝之子必是不忠之臣，说来冠冕堂皇，却都是政治需要。清政府到了中期，宣扬名教到了极盛，乾隆皇帝编《贰臣传》，将龚鼎孳、钱谦益等一干明朝降清人员，全部拉出来批判，义正辞严道：“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哪有光。”

思维方式正常的统治者，都不会这样做。但乾隆帝做了，也有他的理由。是时，反朝廷势力消灭殆尽，四海升平，加强全民忠君思想教育，便提上了日程，特别是文化人头脑活跃，要严加管束，以为这样就可以“一桶江山万年青”。乾隆想不到的是，他死后没多久，清朝也就走向衰亡了。

回到龚鼎孳身上来，这个自出道起，就对“名教”不屑一顾的人，在乾隆眼里，自然罪该万死。好在，清朝开国初期皇帝们，如顺治、康熙，对他就很欣赏。偶有起伏，官运总体还是亨通的。最终做到尚书，官封一品，人称龚大司马。死后，谥端毅公。直到乾隆年间，才被剥夺谥号，诗文著作也被禁毁。

所谓有罪无罪，在历史上的判定，往往是根据时代政治需要而得出的。江山有异代，而人性永存。看待一个历史人物，不仅要看他如何地死，更要看他如何地活。在龚鼎孳一生中，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他为普通百姓，为爱人朋友，为素不相识的读书人，都做过很多有益的事情。这些，或许比一味强调“大义”更值得研究。

史间隐事，春来草生

龚鼎孳仕清的第一年，就给皇帝上书，针对江北兵事的善后事宜提出了多条建议，包括抚绥百姓、蠲免征徭、消弭民害等等，指出旗兵所到之处烧杀掠夺，应该严令禁止。建议被皇帝采纳，江北百姓才得以平安。

他任刑部侍郎，反对朝廷重满轻汉的不公政策，要求由满汉官员一起审案，对满人汉人的案情一视同仁，为很多汉人洗刷了冤狱，使社会上满人欺压汉人风气得到扭转。但他自己因涉嫌包庇汉人，而被连降八级。好不容易皇帝开恩，让他回到刑部，之后又提议“复秋决、恤妇女”，嫌刑法太严苛，不利民生，语多犯忌。

康熙初年，他两上奏疏，请求朝廷恢复江南降黜士绅的功名爵禄。江南为明末清初全国反抗清兵最激烈的地方，曾有扬州十日，嘉庆三屠。直至平定，对江南一带仍严加防范打击，顺治十八年（1661年），苏州、松江、常州等地发生“奏销案”，清廷以江南士绅抗征钱粮为名，褫革13000余人。而龚鼎孳亲党好友多在江南，此论一出，颇有包庇嫌疑。大家认为这下龚鼎孳要倒霉了，但他说：“以我一官赎千万人职，何不可？”康熙算是不错的皇帝，竟然应允了，江南士子受益者不下千人。

龚鼎孳自青年时代起，就负才子盛名，又擅交游，明末的文人名士，高僧异士，乃至名伶奇倡，无不往来唱和。入清之后，居高位之尊，又在朝廷任过礼部尚书，担负选拔人才的责任，遂做下了两件功绩。

一件是明里的，惜才怜士，提携后进，仗义疏财，“穷交则倾囊橐以恤之，知己则出气力以授之”。比如马世俊，会试不第，落魄京师，带着文章来求见龚鼎孳。龚鼎孳展文一读，大叹真才子也，赠800两银子，第二年，马世俊就考中了状元。他本来薪酬丰厚，家底殷实，到最后，竟弄得需要去典当，换来的钱拿去资助别人。死后家里一贫如洗，讨债的堵到门前，惹得儿子痛哭。

清初文坛大家朱彝尊，于一生最失意之际，遇见龚鼎孳与顾眉，两人读朱的诗词，大为倾倒，立刻倾奁赠以千金。

一代词宗陈维崧，为明末复社四公子陈贞慧之子，惊才绝艳，被誉为“江左凤凰”。入清之后家道败落，沦落江湖，后漂泊至京，龚鼎孳见到这位故人之子的词集，惊叹“文章似海，转益苍茫”，倾全力接济。直到临终之时，还在惦记着自己欣赏的某某诗人尚未成名，殷殷地去转托他人照顾如同托孤。

另一件功绩是暗里的，庇护前明遗民，抗清义士，从政府的手里偷抢回了不少条人命。在他的府中，遗民纪映钟、杜浚、陶汝鼐一住十年。杜浚后来离开龚府，衣食无着，龚鼎孳不仅经常给杜浚寄钱，还出资帮助其女儿出嫁。这在当时政局下可谓冒莫大风险，中间风波频频，不可细说。以至钱谦益叹息说：“长安三布衣，累得合肥几死。”

傅青主是著名的反清人士，明亡后出家为道士，天天穿着朱红外衣，以示不忘“朱明”之意。终于有一天，被朝廷抓走，人人都以为他必死无疑，不料竟然被打了个马虎眼无罪释放，主审此案的人就是龚鼎孳。

另一位著名顽固派阎尔梅，偷偷和李自成余部联络要反清复明，也被逮到了，形势凶险到妻妾都畏罪自杀，怕被朝廷掘墓鞭尸，连祖坟都自行先给平掉了。龚鼎孳当时是刑部尚书，从中拼命周旋，也给放走了，他自己倒被告发而被贬官。

此外替人送葬，代撫养子女，如此种种，并不求回报。所以在同时代，包括遗民在内的士人阶层，对他的评价都极高。身死之后，一片哀恸痛惜。直到《贰臣传》出后，坊间风议才突然变为一片痛诟。这中间，不无清廷的宣传之力—而这种宣传与文化钳制日益加深的作用是，至清中晚期，读书人几近彻底丧失独立思想及意志。

杜浚在给他的悼文中写道：“世界虽大，人物虽众，求一人焉如先生之怜才笃友，恐断断然不可再得也。”朱彝尊触景伤情，说龚死后，不愿再入京城。陈维崧多年之后，垂垂老矣，仍在怀念龚氏的恩情如海。

只是出自感激？未免小瞧了那个时代有识之士的智商与品性。比如阎尔梅，曾赠诗于龚鼎孳道：“有怀安用深相愧，无路何妨各自行。元直曾云方寸乱，子长终为故人明。”诗中将龚鼎孳比喻为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徐庶，矢尽粮绝而降匈奴的李陵，终将会有司马迁这样无畏的史笔为其表明心迹。阎尔梅虽曾受过龚氏恩惠，然而，在前明遗民中，是公认的性格最耿介、持论最苛刻、断不肯徇私情的人。他指出龚鼎孳别有怀抱，不必为往事惭愧，定有他的道理。

也许还是顾景星，这个曾经在传说中写诗讽刺龚氏当年未以死报国，龚氏死时却痛哭失声的人，说得最接近核心。他在挽诗中说道：“怜才到红粉，此意不难知。礼法僧多口，君恩许画眉。王戎终死孝，江令苦先衰。名教原潇洒，迂儒莫浪訾。”忠不忠，孝不孝，不是表面上看得那么简单，评价一个人的是非功过要看尽他的毕生。

不管大节如何，是否真的怀有徐庶、李陵之苦心，只从客观上，龚鼎孳为保存汉族文化，保全知识分子，为普通的百姓，做出了他力所能及的贡献。在当时的时局下，他比“忠臣们”对历史起了更实际的作用。

传说，有人问龚鼎孳为啥清兵入京时没寻死，他答：“奈小妾不肯。”不论此话符不符合龚鼎孳一贯敢作敢当的性格，更不论龚鼎孳在诗文中屡屡为顾眉声辩，说她被自己牵累而受谣诼，就算是真的，我想，那也是顾眉与龚鼎孳二人之间，灵犀互通的一次对外表演。她愿意掩护他，为他分担骂名。

“共谁欢笑共谁愁？生死相怜二十秋。”龚毕生知己，其实是顾眉。在那20年生死与共，笑骂同担中，他俩有着同样的机智与手腕，同样急人所难的热心肠，同样藐视世俗的大胆，并且，坚决地走在自己内心的道路上。他们不是忠臣烈女，但在苍凉世事中，他们贪恋而顽强地活下去，自有他们存在的意义，不可轻易抹杀。

编 辑/汪微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