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志军

一、公务员考试的“热”况

一年一度的“国考”又开始报名招考了。据报道，在报名的第一天，已经有共计27438名考生提交报名信息并通过审核，报考职位3879个，而且统计数据显示，税务部门竞争最为激烈，竞争最激烈的20大职位中有12个职位都是来自税务部门［1］。这表明，持续高烧多年的“国考”还将继续火热下去。

在近几年，公务员考试已成为国内最热门的考试，其报考人数之多，招录比率之低，竞争之激烈，所受关注之高，都是其他考试无法相比的，因而国人又把国家公务员考试戏称为“中国第一考”。有数据显示，6年间我国报考公务员的人数激增了5倍之多，各年的报名人数大幅递增，其录取率则一路下降（如图一和表1所示）。2004年，国家公务员报考的合格人数为18.15万，录取率为4.35%；而到2010年度则有104.2万合格报名者，录取率下降到1.28%。2011年共有140余万人报考，最终参加考试的合格人数高达103万人，尽管2011年参加考试的人数比2010年下降近1万人，而招考公务员人数比2010年增加1000人，其录取率略有回升，达到1.60%，但“国考”的考录比仍高达63.6∶1,其中，国家能源局“能源节约和科技装备司”一职以4961∶1的考录比高居热门职位榜首。由此可见“国考”竞争之激烈，热度之高涨。

另外，从人们对公务员的羡慕也可以看出“国考”之热。据调查，被调查者当中有73.6%的人想当公务员，有80%以上的人羡慕公务员。而且与“国考”报名人数居高不下相对应的是，与“国考”相关的产业的兴起：“国考”辅导材料满天飞，辅导班在全国各地也超级火爆，各种舞弊器材热卖，还有许多人在复试时大跑关系……大有形成一个“国考产业”之势。

为什么国人如此热衷报考公务员呢？

二、权力租金与公务员的收益

在经济学看来，人是理性的，人们在选择职业时会比较不同职业的长期回报和所面临的风险，而选择经风险抵补后净收益最大的职业，即：如果风险相同时，人们会选择长期回报高的职业，而长期回报相同时，人们会选择风险低的职业。也就是说，不同职业的“相对报酬”决定了人们的职业选择。当做公务员赚取的总回报更高时，他们就会选择当公务员；否则，他们会选择其他职业。因此，人们之所以热衷于考公务员，是因为人们预期在中国，当前及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公务员所获得的抵补风险后的净收益要远高于其他的职业。然而，如果只是这样分析我国的公务员热的话，此文就毫无价值了。我们真正要寻找的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公务员这个职业在中国其所获得的抵补风险后的收益要远高于其他职业。

决定人们收益的因素很多，但在人类社会的生产和交易中，有一个规律，即：在收益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分配份额总是向着权力更大、拥有资源更多的一方倾斜，这是因为谁拥有更多的权力和更多的资源，就天然地拥有着更大的讨价还价能力，从而拥有更大的获取分配份额的可能。也就是说，真正决定收益在人们之间的分配的是权力的配置结构，谁拥有的权力大，谁就能获取更大份额的分配，即高权力总是能获得比低权力更高的收益，这种来自权力配置不均衡所获得的收益可以称为权力租金。权力在不同群体间的配置越不均衡、权力的得到的监督和制衡力量越少、权力使用的透明度越低、权力对一国经济和社会干涉领域越广，权力租金就可能越大，掌握权力的人所获得的回报也会更多，拥有权力的职业（职位）的吸引力也会越大。职位不同时，由于高职位拥有更大的权力，其权力租金也就越大，因此，会促使人们追求更高的职位；而职位相同时（比如都是处级干部），哪个职位拥有的事实性权力越高，掌握的资源和资金越大，受到的监督和制衡越小，其权力租金也就越大。因此，人们在考公务员时，对那些级别高、资源多、控制领域广的职位，如中央部委的机关，各地的海关、国税、商务等部门会趋之若鹜；而那些“油水”不多、资源稀少、条件较差的职位却倍受冷落。从2010年国考报考情况来看，中央党群机关无疑是竞争最激烈的系统，共招209人，实际有45398人报名，竞争比例为217∶1；国税和海关系统是多年的热门系统，在2010年竞争最激烈的十大职位中，海关占四席，国税占两席。如厦门海关厦门地区隶属海关办事处4个“现场监管”岗位，吸引了12822人报名，竞争比例3205∶1；大连海关丹东海关的一个“监管工作”岗位，竞争比例2549∶1。而如地震局、气象局、铁路公安局的一些职位，或者工作地点比较偏远的职位却少人问津。如在2010年的“国考”报名中，气象局有不少职位交了“白卷”。最惨的是甘肃省气象局，19个职位中，只有4个职位成功“脱零”；在2011年的报名中，一些西部艰苦边远地区的岗位无人问津，甚至还有139个“零报考”，在这139个职位中，气象局就占了49席。这种冷热职位的报考倾向，深刻地反映了不同职位的权力租金的大小相异，权力租金越高的职位，就拥有越多的竞争者。

由此我们看到，公务员之所以能获得更大的经风险抵补后的收益，就在于，在过去、当前甚至未来相当一段很长的时期内，他们手上掌握着相对于普通民众和企业而言的巨大的、不对等的权力和资源。正是这种非对称的权力和资源分布，使得转型期的中国公务员群体掌握了大量的权力租金，他们可以利用这种权力租金为自己攫取远远高于其他职业（行业）的收入。他们不仅可以在工资分配方面，设定有利于自己的分配制度，而且可以利用手上的巨大权力来获取各种灰色收入甚至进行腐败以获取巨额黑色收入。可问题是，是什么因素造成了我国的公务员群体或曰政府拥有了如此大的权力和权力租金呢？

三、公务员权力租金的决定因素

在转型期的中国，政府或曰公务员之所以手握重权，在于以下几个方面出现了问题：

1．中国处于转型时期，并且政府主导了中国的改革和转型。中国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垄断了一切权力，掌握着社会上绝大多数资源配置和使用，决定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和交换活动的方方面面。虽然自1978年开始，我国逐步向市场化的经济体制转型，然而，这种转型过程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一个渐进的过程。因此，第一，即便走过了30多年，中国在许多领域还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计划体制和计划思想，政府还在这些领域具有决定性的、主导性的权力（如在铁路部门、在石油部门、在各种产业规划上）；第二，为减少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碍，避免产出的大幅下降和社会的动荡，我们在改革的许多方面都实行了“双轨制”改革模式，这样做的目的是想以时间和利益交换来换取既得利益的权力阶层对改革的支持，用市场增量来稀释原来的计划体制。然而，由于改革的复杂性，这种对权力阶层的权力赎买并不彻底，原有的手握权力的人利用他们对改革的主导，把他们的权力和利益嵌入了各种改革和新的制度形成中，从而使他们能继续享受权力租金；并且，新的制度有可能使得他们的权力租金得以制度化、合法化、隐蔽化和持久化。此外，政府主导型改革也赋予了公务员决定改革或改制政策和方案的权力，他们因此可以凭借这种权力获取巨大的灰色甚至是黑色收入。

2．产权制度改革不到位，政府官员手上拥有巨大的资源配置权和自由裁量权。私有产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也是有效减少和杜绝权力寻租的基础。如果一个国家拥有清楚界定的产权、实施有效和保护有力的产权制度，政府官员手上掌握的资源和拥有的自由裁量权就会大大减少，其权力使用也会受到有效制约。然而，时至今日，中国还未完成产权制度改革，许多重要的生产要素和资源还未配置到私人手上，而是被政府掌握和控制。这表现在：第一，政府实际上掌握了土地的使用权和大部分收益权，因此可以通过控制和操纵土地转让来获取大量土地收入和黑色收入；第二，政府控制着大部分矿产资源的配置和使用；第三，政府通过国有银行控制了大部分金融资源和信贷资产；第四，政府控制了股市和债市的上市资源，企业发行股票和债券的资格要经政府审批；第五，政府控制着大量的规划、行政审批权；第六，政府主导了许多项目的投融资，从开发区到农村建设，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到一般住宅项目，从开采业到制造业，从高新技术到传统的技术改革和升级等等，无一不透露着地方政府的影子或影响力；第七，政府手上握有巨额财政资金，2010年中国的财税收入突破了8万亿，加上土地拍卖收入，各级政府实际掌握的财政资金高达10万亿以上。

3．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使中国缺乏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应该说，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远远滞后于经济和社会体制改革。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中国远未形成有效的权力制衡体制，政府事实上拥有近乎于垄断的权力。政府官员在行使其权力时受到的制衡和监督都很小，他们可以很方便地利用手上的巨大的自由裁量权、资源支配权、行政审批权等权力，进行对自己有利的利益输送（如通过腐败），从而将权力租金转化为巨额的经济收入。

4．市场开放和企业家才能受抑制，也使得公务员的权力租金得以巩固和强化。虽然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然而，我国的市场开放度还不高，许多领域的进入受到诸多限制，一些有企业家能力的人难以寻找合适的机会来投资办公司，也难以在平等竞争的环境里施展自己的才能；而一些垄断企业或者与具有良好政府背景的企业却如鱼得水。市场化的不彻底、公平竞争环境的缺失、企业家才能的被抑制，就使得一些企业家不得不寻找非市场方式，使自己与政府攀上关系，从而依附于政府官员以获取保护或订单和资源。这样一来，又进一步强化了公职人员的权力（包括显权力和隐权力）。

四、“公务员热”对中国未来发展

的影响

张五常曾经指出，人类有两种基本的资源配置制度，一种是基于等级的资源配置制度，一种是基于财产的资源配置制度。而张维迎在《市场的逻辑》（2010）一书中也指出，基于职位的权利体制(position-based rights)和向基于财产的权利体制（propertiy-based rights）是人類的两种基本的资源配置体制，并且认为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制度转型是从“基于职位的权利体制向基于财产的权利体制的转型”。

在张五常看来，当一种资源（包括权力）能获取较高的租金时，就会引起许多人对这种租金的追逐和竞争，从而导致租金耗散。而在所有的竞争方式中，市场竞争（价格体系）是租金耗散最低的。张维迎也深刻地指出：“基于财产的权利与基于职位的权利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前者比后者被界定得更明确。基于财产的权利通常由法律和社会规范清晰而惟一地加以界定并受之保护，具有相对严格的界限……相比之下，基于职位的权利的定义非常松散且具有非排他性，且通常服从于频繁的行政变更。握有基于职位的权利的人通常具有变更权利的自由裁量权……因此，寻租行为与基于职位的权利是天生的一对。”

（摘自《经济学家茶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