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莺

“浦东开发开放”这张“中国王牌”是怎么打出来的？

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

1980年10月3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关于上海发展方向的探讨》，引起轩然大波，作者一针见血地道出了上海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滞后的困窘和症结所在。当时的上海，看上去是个“顶天立地”的巨人，但实际上是個“健康欠佳”的病人。上海患了城市病，病得喘不过气来。

进入1980年代后，上海财政收入不断响起“滑坡”警报，上交国库后，只能支撑城市最低维护，基础设施建设欠账累累。城市“膨胀病”愈演愈烈，交通难，住房难，环境污染严重……

就在南方经济特区、珠江经济带异军突起的10年里，作为“共和国长子”的上海，步履蹒跚，昔日远东最大的经济、贸易和金融中心上海，显得有些黯然失色了。

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的专家说：中国的经济中心已出现南移的趋势，广东将取代上海。

不仅如此，80年代，我国周边国家与地区也加大了开放与引资步伐：1983年，韩国宣布要把济州岛建成“第二香港”；1987年，日本在那霸港开辟自由贸易区；1989年，泰国大规模建设谢布省自由经济区；连东欧与苏联，外资也有大进之势。周边国家的开放，基本上都与我国处于同一层次，这就意味着在吸收国际游资和产业转移上存在着激烈竞争。

那时，上海人的失落感比任何时候都强。重塑中心城市地位的决心也由此燃起。如何寻找新的生长点？上海的目光历史性地聚焦浦东。

1984年9月，上海市政府向国务院上报《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提出了“东进浦东”的方案。两年后，国务院批复原则同意上海修订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标志着浦东开发开放第一次被中央认可。此后的1988年，上海召开了浦东新区开发国际研讨会，第一次向全世界传递了开发浦东的消息。

在1989年“风波”后，国外投资者对我国的政策走向产生重重疑虑，不少正在建设的项目也因此停顿下来。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国将往何处去？

“一打纲领不如一个实际行动”。

邓小平坚定地说：“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现在国际上担心我们会收，我们就要做几件事情，表明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而且要进一步地改革开放。”

60天的决策

1990年春节，邓小平同志来到上海。

大年初一，一地瑞雪。

邓小平同志随家人到院子里拍雪景，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前去向他拜年，并汇报开发开放浦东的设想。小平同志说，这是个好事，早该如此，可惜迟了5年。他还强调指出，要做几件事情，一下子把开放的旗帜打出去，要有点儿勇气。

2月中旬，邓小平同志离沪回京，在汽车上，小平同志转过身来，很严肃地跟朱镕基说，你们提出来开发浦东，我赞成。并答应回京后马上向中央提出开发开放浦东的建议。

2月17日，邓小平同志对几位中央领导谈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事宜。他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还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

3月3日，邓小平又约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谈话。他说：“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有些问题不是一下子看得清楚，总之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要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源。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邓小平的意见，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

1990年3月中旬，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委主任邹家华、国家计委副主任计卜青，率领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前来上海现场办公，主要是为浦东开发上马作统筹安排。其间，实地考察了浦东情况，听取了上海关于浦东开发的规划设想和前期的有关准备工作，并详细探讨了浦东开发中有关土地批租、外商投资等一系列政策问题。随后，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正式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开发浦东的请示》，提出了浦东开发开放的基本构想。

3月底，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受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的委托，率领国务院特区办、国家计委、财政部、人民银行、外经贸部、商业部、中国银行的负责人到达上海，亲往浦东调研论证。

4月10日，国务院召开会议专门听取姚依林的汇报，并对浦东开发开放的若干问题逐个进行研究。

4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听取了国务院提交的关于浦东开发方案的意见。会议决定，开发开放浦东。

1990年4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出席上海大众汽车公司成立5周年庆祝大会。在致辞中，李鹏宣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

李鹏强调，“这是我们为深入改革、扩大开放作出的又一个重大部署。我们欢迎外国的企业家以及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投资参加浦东的开发，我们将为此提供优惠的合作条件和日趋完善的投资环境”。这“对于上海和全国都是一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事情。中央要给予必要的支持，全国各地也要给予积极的支持，但更主要的是要依靠上海人民的支持和努力”。

李鹏总理的讲话传达的信息，表明开发开放浦东的决策，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的上海地方战略构想，上升为20世纪90年代的国家重大发展战略。

将中国最大的城市放到改革开放的第一线，这么重大的事情，全部决策过程2个月。这是改革的速度，这是邓小平的速度。

1990年5月1日，上海市政府向国内外宣布了浦东新区对外开放的十条优惠政策。《纽约时报》对此报道的标题是“中国仍然在从事经济建设”，这是中国坚持走改革开放道路的一个重大信号。

1990年，恰逢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十个年头。擅长打桥牌的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十字路口上，打出了“浦东开发开放”这张“中国王牌”，用实际行动打消了国内外对中国是否继续改革开放的疑虑，也回答了中国将以何种步伐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问题。（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