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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初期、后金融危机时代，各种矛盾与冲突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我国就业形势。我国就业形势如何？何种作用力在推动这种形势？我国又有哪些应对措施？本刊就此专访中国就业研究所副所长杨伟国教授。

目标总能实现，形势依然严峻

领导文萃：就业问题是我国非常重要的大问题，是最大的民生问题。根据您多年的研究和积累，如何评价现在的就业形势呢？

杨伟国：首先我想说，到目前为止，中国解决就业的成就是巨大的，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就业问题像我国这么复杂棘手。我们通过官方公布的数据也可以看到，我国的就业目标总是能够实现的。这些好的方面就不多说了，可以通过官方数据获得足够的信息。与此相对应，我更加想强调的一点是，我国的就业形势还是严峻的，所受到的关注也是空前的。今年2月份，中央政治局自十六大以来第二次以就业为主题进行集体学习，表明中央对就业工作的高度重视，也正是这样的重视进一步反映了我国就业形势的严峻性。

严峻的方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点是从大的经济环境来看，经济增速回落，对我国就业形势产生不利影响。从国内的经济形势来看，“十二五”时期淘汰落后产能，关停工艺落后、污染严重、高能耗企业的力度加大，一些不能适应市场环境变化和要素成本上升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收缩经营乃至倒闭，对就业会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尚处起步阶段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先进制造业及现代服务业需要经历一个成长期，尚未形成明显的就业增长效应，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风险增加。从国际环境来看，后金融危机时期，各主要国家经济复苏依旧乏力。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依旧乏力，经济增长显著放慢。主权债务危机升级、金融体系脆弱性上升和刺激政策力度缩减等因素的影响，欧元区经济濒临衰退边缘，短期内难以有效解除。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也将普遍回落。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持续处于低位，失业率停止上升，但仍处于高位，就业危机仍然没有得到缓解。这也将对我国的就业形势产生直接的影响。

第二点是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就业总体形势仍很严峻。一方面，2012年就业总量压力仍然很大。即使全年可提供城镇新增就业机会1200万个，但新进入城镇劳动力市场人数预计将超过1400万人，军队转业人员、下岗失业再就业人员和登记失业人员也将达1000多万人，这意味着2012年全年仍将出现近1200万的就业缺口。在农村，还至少有近1亿人的农业富余劳动力需要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就业，全年也需要转移800万人。另一方面，以供需不对称为主要特征的就业结构性矛盾更显突出，表现为区域不对称、产业不对称及技能不对称等方面，这与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调整有着紧密联系。受成本上涨推动，“招工难”的常态化发展趋势需要关注。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供需不稳定性增强，近两年季节性用工短缺更加凸显，并在部分地区、企业和行业出现“招工难”。尽管“招工难”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但有向中西部地区蔓延的趋势。“招工难”是当前我国就业领域结构性矛盾的一种反映，并有向常态化发展和区域性蔓延的趋势，如何破解“招工难”需要高度关注。

第三点是重点人群继续“碰头”，高校毕业生失业的社会风险需要防范。以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的青年就业问题成为就业矛盾的焦点，长期失业人员和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难度依然較大，特别是在部分少数民族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尤为突出。2012年，我国将有700万普通高校毕业生需要就业，700多万名中专、职高、技校及“两后生”（初、高中毕业后未再升学的学生）也将集中进入就业市场，应届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仍将会集中显现。另外大学生的求职意向也使就业压力增大。早在2004年2月，新华网所做的毕业生就业调查显示，超过50%的人将大城市作为理想的工作地点，而仅有3%的人选择“投身西部”。并且从那时起，这个结果就不曾变过。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统计，2011年，高校毕业生到中小、民营企业就业的比例已达46.2%。然而求职意愿上，据《2011中国人力资源服务业白皮书》的调研数据显示，我国应届毕业生的首选依次是公务员、事业单位、中央企业和大型国企，其次是外资企业，只有不足5%的应届毕业生选择了民营企业。另外，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就业困难人员、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等重点人群的就业问题继续“碰头”，就业再就业压力会进一步加大。

特定群体艰难，结构矛盾突出

领导文萃：正如您所说，结构性的就业难题是我国当前突出的矛盾，主要涉及到大学生和农民工两大重要群体。对于这两个老大难的问题，您是如何看待的呢？

杨伟国：大学生就业难题已存在一段时间了。这种状况可以从供求两方面来看。从供给方来说，大学生的供给数量是越来越多的。今年高校毕业生的规模达到700万人，是城市新增就业人口的主力军。而需求如何呢？需求的数据远没有这么乐观。据人社部数据显示，“十二五”期间我国年增就业岗位约为900万个。由此可见，我国适当控制经济增速的战略将进一步减缓对大学生就业的拉动作用。另外，由于政府限制依旧存在，地方性的显性指标限制与隐性行政限制与对中小企业或非正规部门的需求抑制，特别是北京、上海等地，从而导致大学生就业市场的人为分割，这是宏观层面。再看企业的微观抉择，日益挑剔的市场要求进一步将大学生的就业推向更加艰难的境地。用人方对大学生提出了各类要求，例如IBM既要求求职者有服务意识、创新能力、沟通能力，还要有团队合作精神。显然，现在学校培养的大学生在很多方面是难以满足这些要求的，这又出现供给方的问题。刚开始说的是供给的数量过多，这里说的是供给的质量还存在一定的问题。这种供求不对称的状态进一步被金融危机恶化。至今，经济危机仍未完全过去。作为劳动力市场的增量就业群体，大学生就业受到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企业减少对大学生的需求以适应经济形势，这是一种自发的就业调节。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会制定更加严格的雇佣条件，供给方更加弱势。虽然全球都在研究如何降低金融危机对青年就业的影响，也采取了多种措施，但是这是由于需求不足引起的问题，因此这些措施总是收效甚微。

农民工就业在我国也是很严重的问题。在农村，至少有近1亿人的农业富余劳动力需要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就业。在农民工就业领域，以供需不对称为主要特征的就业结构性矛盾更显突出。虽然四川、河南等劳务输出大省也出现了用工紧张问题，但缺工的仍主要是东部地区。最短缺的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和餐饮、商贸等服务行业的普工，而岗位稳定、待遇条件好的企业、行业仍然一岗难求。与民工荒相伴随的通常还有民工“慌”，金融危机凸显了这个状况。由于我国对外经济依存度高，工业化早期特征明显，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国劳动密集型企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经济的巨大波动导致用工需求减少。一方面企业倒闭停工导致农民工失业进而提前返乡，另一方面经济形势恶化影响农民工的外出就业和收入预期进而改变其外出行为。即便农民工获得了就业，就业条件问题需要得到政府及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就业能力欠佳，培训政策再造

领导文萃：国家一直出台各种政策，但是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似乎年年出现。一方面是大学生就业很难，但是另一方面企业也抱怨找不到合适的人才。这个缺口为什么如此明显呢？导致我国大学生就业难的关键点是什么？

杨伟国：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去探讨的一个问题。首先一个方面就是大学生可能不大好找工作，另外企业也找不到合适的人。供求双方匹配的过程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学生有自己的想法，对于岗位、行业、地点等都会有一个构想。企业也是这样，选人用人有一套标准。让学生符合这个标准，便是需要让他具备相应的就业能力。

就业能力是近年一直强调的一个词，出现的频率很高。大学生的就业能力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业能力取决于他们所拥有的知识、技能与态度等资产，他们使用和配置这些资产的方式与向雇主展示这些资产的方式以及他们寻找工作的特定环境。但是如果缺少两个关键的东西，学生的能力是培养不了的。第一，如果老师对整个社会、整个政府的运作和企业的实际情况都没有了解，就很难把这些东西传递给学生。第二，学生如果没有实际操作的机会，能力也培养不了，特别是人文社科类学校，练习量太少。书本的内容也许他了如指掌，但这些原理、适用条件以及在中国这个背景下应该怎么运用，他可能并不清楚，也没有想过。在既有体制下，这很难调整。很多人以美国为例，美国和中国情况差异非常大。美国的教科书和美国的社会基本上是一样的，我常讲美国是教科书上的国家，中国不是，教育界就是教育界，教科书上说的和社会的实际运行基本上很难一致，就业也受此影响。因此这又涉及到我国教育体系的问题。高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之间的通道没建立起来。为什么很多人都上普通高校呢？中国的筛选体制是最好的学生去北大、清华，然后一直往下筛选，成绩好的都不敢去读职校，因为社会地位没有了。不应该是这样，正常的情况是我喜欢搞机械那我就上高等职校，如果一边上着又想更进一步学习，照样可以申请上北大、清华。这个通道打开，在很大程度上会减少大家对职校生的不认同。这个事情相对其他问题来说已经是最容易解决的了。所以综合性大学的定位是要去培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潜在能力。教育不到位，导致学生和企业的需求不是很匹配，是很自然的事情。

但是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社会实践的发展，永远会快过高等教育本身的发展，从实践到理论再到教材，必定有一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不会短，此时往往社会已经又向前发展了。所以，从一般意义上说，教育体制和就业体制的脱节或者说滞后，是全世界都存在的问题。那么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那就是在最大程度上尽可能地缩小市场需求和高等教育之间的缺口，因此，面向市场的高等教育体制和面向企业需求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或者说从市场本身角度来考虑专业设置就很有必要了。强化学生对市场的了解，强化学生和市场之间的联系，在这方面，学校以及老师的指导至关重要。但是这些可以说都是治标不治本的，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一个永恒的问题。

领导文萃：农民工就业也涉及就业能力的构建或者重建，我国出台了许多针对农民工的就业培训政策，这些培训政策起了多大作用呢？

杨伟国：这个问题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农民工天然地缺乏工业社会所需要的就业能力。这个认识必须得到非常明确的确认，然后我们才能去思考如何才能让农民不仅从形式上走出农业社会，而且要让他们从实质上融入工业社会。这是我们思考建立农民工业化社会就业能力的大前提。

第二个层面是技术性问题，也就是培训如何能够提升农民工就业能力的问题。在这个层面上，我们首先需要问的问题是培训的逻辑前提是否正确，即农民工就业的主要问题是由于就业能力不足或至少是能力不匹配导致的，而培训是提升就业能力的主要手段之一；如果这个前提正确，我们需要问的第二个问题，即什么是市场需求的就业能力以及能力需求是如何结构化的；如果我们能够清晰地对就业能力进行结构化，那么我们需要问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能否将就业能力需求转化为培训设计，即通常所说的市场导向的培训设计；如果培训设计是合符需求导向的，我们需要问的第四个问题是，培训设计是否在整个培训过程中得到彻底地执行，这里特别重要的是培训者的能力是否得到保证，即他的能力与完成这项培训所要求的能力一致，以及培训者的激励是否得到保证，即培训者是否愿意并实际上在培训过程中切实履行了他的职责。我们需要问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被培训者的态度与能力问题，态度取决于培训后找到工作的预期以及对自身就业能力的判断，而所谓能力问题是被培训者是否具有再建就业能力的能力。

第三个层面是培训政策再造。如果我们不能按照这个思路去设计培训政策，那么政策必然只是摆设，培训只是走過场，只是把这个事做了。我们国家出台培训政策来解决农民工就业能力问题，其本质在于改造农民工的“农业社会就业能力”，造就适应工业社会的就业能力。这个使命必须根据劳动力市场培训的内在逻辑来完成。

法律出台加速，评估体系缺失

领导文萃：您刚刚提到了就业培训政策要注意的三个层面，可不可以理解为我国法律或者政策的出台和实施需要更加科学的指导。近年我国出台了很多劳动力市场方面的法律，例如《就业促进法》、《劳动合同法》。对这些法律以及政策，您如何看待？

杨伟国：在改革开放至今的三十多年中，我国一直致力于改革劳动力市场法规并改进管制效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与国际市场一体化程度的逐步加深，我国劳动力市场管制完善的步伐也日益加快。2008年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引起了国内学者对劳动力市场管制影响的关注。近年出台的劳动法律确实很多，但是我们需要问的是我们是否真的做到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出台的法律是不是一部“好”的法律？一部不好的法律是致命的。因此，一部法律在出台之前需要评估，一部法律在实施之后也需要进行科学的评估。法律评估在我国还是一个崭新的领域。怎么评估？谁来评估？评估之后如何做？这在我国几乎还是空白。

一部分人已经意识到立法的本意往往与实施结果大相径庭，好法也会带来坏结果，没有科学的评估体系是行不通的。再说政策，政策就是国家有一些投入，要在整个国家，或者在一定范围内，或者是在一定的群体范围去实施的，它的影响面也非常广。相较于法律，我国政策的出台、实施可能是更加容易一些。我国更多的是依靠政策在进行管理的国家。正因为政策不同于法律的特征，使得政策的出台有可能更加草率，实施更为粗糙，效果更加模糊，而且调整也更加突然。所以我个人觉得，我们还应该花一点时间去关注政策出台之前的研究工作、政策出台在执行过程中间的跟踪，包括这个政策已经执行完了之后，要对它的效果进行评估。只有这样一个过程，才有可能使我们出台的政策，真正能够解决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也至少可以为将来再出现类似这种问题时，提供一个借鉴。

我国法律以及政策从制定到评估的环节确实都需要更科学的指导。法律的产生来源于社会对法律的需求。所谓法律需求，是指主体，包括公民、社会或国家对法律资源的肯定性要求。它是在主体对法律资源获得欲望的基础上产生的。在明确了法律需求之后，就需要特定國家机关依照一定程序来制定法律，也就是法律设计。法律设计出来而得不到有效的执行，那么法律的约束力将会减弱，这样的法律也就形同虚设，由此可见，法律的有效执行是影响法律效力的更为重要的方面。法律绩效评估实际就是对法律执行结果的评价。对法律进行评估的目的在于确定法律的出台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2008年，新修订的《国务院工作规则》将行政法规后评估工作纳入其中，明确要求行政法规实施后要进行后评估，发现问题，及时完善。尽管有了这些硬性规定，但是法律评估工作往往还是被忽视。一个主要的原因可能是评估技术准备尚不充分，也可能牵涉到问责机制问题。

虽然我国法律和政策的出台实施过程不完全科学化，但是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这么做无可厚非，尽可能快地出台政策来解决现有的问题，即便不能够根治，暂时的缓解也是至关重要的。这个考虑以及解决问题的角度没有错，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强化对政策所带来的影响以及所产生的结果的事先、事中和事后的分析。这样的话，才有可能真正地去实现我们本来想要达到的目标。

领导文萃：我国政府出台法律和政策以暂时缓解就业压力，那么您可否系统地阐述一下我国政府在缓解就业压力方面的作为呢？

杨伟国：说到我国政府在缓解就业压力、促进就业方面的作为，那是非常多的。首先，我国政府是从战略高度重视就业问题。我国政府提出了就业优先战略，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确定解决就业这个民生问题。所谓就业优先，就是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优先安排设计。这要求更加注重选择有利于扩大就业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这是一个总体布局的事情，需要各级政府各个部门联合推动落实，需要使就业成为政府综合考核体系的重要指标。我国政府也一直在强调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强就业政策与有关经济政策的协调，与教育培训、社会保障及其他社会政策的有机结合，强调各项政策措施相互协调配套，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第二，从更具体的角度来说，我国政府也采取了多种促进就业的措施。例如政府一直把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工作作为当前就业工作的首要任务和重中之重。引导和鼓励更多毕业生到基层、中小企业、中西部地区、艰苦边远地区就业，鼓励自主创业。另外，我国政府还全面加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体系建设。根据人力资源市场变化，把握供求双方需求规律，开展有针对性的专项服务活动。强化对企业用工的指导，指导企业规范招工行为。加强就业信息系统建设，进一步完善就业信息监测平台，为劳动者提供更加及时便捷有效的就业信息服务。同时，我国政府在提高劳动者职业素质和就业能力方面也下了很大的功夫，赋予职业培训以战略意义。我国政府还出台了“十二五”就业专项规划，如《促进就业规划（2011-2015年）》是我国首部由国务院批转的促进就业专项规划。它涵盖了人力资源开发、工资收入分配、劳动关系协调等诸多领域。就业规划对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均提出了很高要求，是我国政府“十二五”期间的重头戏。

这些工作是政府一直在强调的，也是一直在努力做的。现在中央强调顶层设计，强调就业政策与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衔接，强调促进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的良性互动。同时，中央还强调要加强分类指导，根据不同区域、不同群体特点和需求，加强有针对性的指导，实现统筹推进、协调发展。这是一个长效机制建立的问题，不可能从局部或者短期内看出很大的效果。这其中涉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抓落实。就业指标是宏观调控的核心指标之一。宏观调控有四大目标，即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国际收支平衡。量化为具体数据指标的也有四个，即GDP、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城镇登记失业率、居民消费价格涨幅，这其中就业指标就有两个。只有建立健全考核体系，逐项逐级分解目标任务，强化责任分工，明确保障措施，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我国就业战略的落实，才能逐步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就业难题，否则都是一纸空谈。

经济转型继续，民企带动就业

领导文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已经讲了若干年了，也是“十二五”的重头戏，但是目前来看效果不明显。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对就业有哪些影响？

杨伟国：这是很大的一个话题。我们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本质上就是如何调整经济结构，经济结构本质上是经济的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含量问题。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大学生只占人口6%左右，却还找不到工作，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可能还是“现代小农经济”，意味着中国技术的商品化和产业化依然非常困难，而究其原因就在于，一个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环境还没有建立起来。很多技术有了发明却变不成产品，有了产品却又发展不成产业，一些企业勉强在市场上站住了，却总是长不大。时下总认为产业提升意味着一定得搞大项目，一定得搞“高、精、尖”，这其实是一种误解。里根当美国总统时，美国也争论过，是不是一定要搞芯片才叫高技术，才叫有利的、有效的技术？当时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有一句名言：“不管是土豆片，还是硅芯片，都是片。只要能赚钱，就是好片。”关键是把手边的事情做好做精，做到世界上独一无二。

我国的经济体系中国企比重很大，导致这个经济不可能是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国企和其他企业都没有创新的动力，在这种体制下，既不利于国企创新发展，也不利于其他企业创新和发展，而且由于这样一个格局，创业动力也减少了。没有创业活动，经济结构升级是不可能实现的。经济结构的升级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既有企业创新动力很强，这会导致产业技术和各方面升级；第二个就是做加法，我们希望某个人来做企业，去创新，创造岗位，越多越好。这两个动力都没有，导致整个经济水平下降，就业就很困難。

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扶持民营企业的发展。要在国家层面上建立起所有人都拥有同样的权利去创造企业的环境，然后对所有人都给予一种公平的管理办法。这样的创业政策可称为战略性就业政策。创业是就业之源，包括既有公司的扩张，也包括新生创业活动的增长，这是真正解决就业可持续的办法。民企对就业的带动作用不容低估。据人社部统计，新增就业岗位的70%以上是由民营企业提供的，从农村转移出的劳动力70%以上也在民营企业中实现了就业。前面我们也提到，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初始阶段，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不可避免地带来就业结构的巨大变化，就业结构性矛盾将会日益突出，劳动力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形势还将长期存在，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和改制国有企业职工再就业同时出现、相互交织，就业环境异常艰巨。在这种现实背景下，进一步加快民营经济发展、扩大民营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发挥民营企业的就业“蓄水池”作用，是一种理所当然的选择。我国也出台了很多支持民企发展的政策，参考了一些国家的经验，例如降低和放宽资本金限制，允许不动产及无形资产作为注册资金；对一些不动产实力较强的企业和科技型企业，放宽其资本金的限制条件；允许地摊、游商、小店小铺等非正规企业和灵活就业形式存在等。对于吸纳高校毕业生和农民工较多的民营企业，政府应对其在税收、信贷、毕业生落户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高校毕业生也要摆正心态，及时转变就业观念，把目光更多放在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上。

领导文萃：自金融危机以来，许多国家都相继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就业危机，各国政府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些经验中有哪些可以借鉴的呢？

杨伟国：其实，国际上的就业危机某种程度上来说比我国要严重很多。今年4月30日国际劳工组织（ILO）发表的报告中表示，由于各国政府纷纷推行财政紧缩以及强硬的劳动改革措施，导致经济未能创造就业，尚未呈现复苏迹象的全球就业市场形势“令人担忧”。ILO预计，在生产放缓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就业形势最快要到2016年底才可能恢复至2008年危机爆发前的水平，比之前预测推迟了两年。报告认为，在发达国家中，年龄正处于25-49岁人生黄金期的求职者，近40%已超过一年无工作，而在非洲和中东部分地区年轻人失业率飙升，大大增加了社会不稳定风险。在欧洲地区，过去六个月劳动力市场整体情况呈现恶化，超过三分之二国家出现失业人口大幅上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谈我国对国际就业经验的借鉴显得不那么具有说服力，但是并不是说国际经验就不值得借鉴，国际上的一些做法或者基本理念还确实可以带来启发。

例如前一个问题说到的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就是国际上通行的一种做法。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私营企业在融资方面出现较大的困难，公共救助只能提供暂时缓解。危机使银行越来越不愿意借钱给私营部门，导致大型企业储备大量的现金以应对高度的不确定性，而中小型企业则在信贷标准提高和额度收紧的情况下融资更加困难。很多国家的政府通过完善和监管金融体系使人们恢复信心，加强对私营企业的扶持，采取行动使私营企业重新成为吸纳就业的主要渠道。

另外，通过增加投资来刺激经济发展，从而带来更多就业的做法也是很多国家采用的。我国政府也实施了以政府为主导的4万亿投资计划，但与国外刺激居民消费的经济刺激计划不同，我国的经济刺激计划秉承了“十一五”规划的精神，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着眼于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出口和投资带动，国内的基础设施尚不完善。因此投资计划的大部分资金用于完成“区域协调发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社会发展方面。针对农村民生基建和保障性安居工程的投资也属于基础设施性质。因此，我国实施的经济刺激计划在短期内可以通过投资创造就业，并且可以从根本上完善基础设施，实现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

还有一点要关注的是非正规就业的发展。金融危机之后，非正规就业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缓解失业和增加就业岗位的突破口，全球超过一半的工作可以认为是非正规就业。金融危机对正规就业带来了影响，进而影响到收入分配。在经济波动时期非正规就业增加，虽然能起到缓冲作用，但非正规就业具有很高的成本，缺少社会保障使非正规就业群体面临健康和职业风险。在我国，农民工是非正规就业的主要群体，我国的非正规就业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和障碍，例如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与促进非正规就业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非正规就业者的权益得不到保障等。因此，我国对国际经验的借鉴不能是对某一个政策或者措施的借鉴，而要进行系统的梳理。由于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与其他国家大不相同，对国际经验的借鉴需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立足本土，这样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