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 斌，朱 轶

(1.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2.华侨大学 经济与金融学院，福建 泉州 361021)

一、引 言

在我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资本深化现象，进入20世纪90年代，资本深化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1－2－3］，以吴敬琏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过早的资本深化”会由于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使得要素驱动型的经济增长趋缓［4］，就自身要素禀赋而言，过早地以高资本投入的重化工业作为支柱产业，结果只会降低整体经济效率，令经济增长的潜力透支，中国的资本深化所带来就业困难、能源紧张和环境恶化等负面效应［5］。然而从已有文献看，我国近年来出现了资本深化加速的态势［6］。在对中国资本深化进行经验描述以及规范判断的同时，学界对于我国资本深化原因却缺乏深入的讨论，一个待解答问题是:何种因素主导了中国的资本深化过程?

国内学者已经在总量经济以及行业层面为中国工业的资本深化找到了足够的证据，但对于中国工业资本深化的原因却缺乏一致的结论。已有文献的解释包括要素价格扭曲［7］、乡镇企业的技术路径［8］、资本以及劳动力市场的人为分割［9］、金融以及投资体制［10］、需求结构升级［11］等。西方一个广为传播的观点认为，资本深化和重工业化是工业化升级的必然阶段［12］，另一个较为流行的观点是，资本深化源于有偏的技术选择，作为技术选择的一种，资本深化可以为技术进步所推动［13－14－15］，这种技术选择反映在融资、投资、生产决策以及产业政策等各种层面，造成资本深化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