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法超

（肇庆学院 文学院，广东 肇庆 526061）

人们通常引述布尔迪厄和丹托来界定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现象。根据皮埃尔·布尔迪厄所谓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是指试图“把审美特性授予原本平庸甚至‘粗俗’的客观事物”，或“将‘纯粹的’审美原则应用于日常生活中的日常事物……彻底颠覆将美学附属于伦理学的大众倾向”［1］，也就是说，是一种把审美的态度引进原本应由理性和功利以至信仰把持的日常生活领域之中的倾向。而丹托则认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可以描述为如下两个方面：第一，艺术家摆弄日常生活的物品，并把它们变成艺术的对象。第二，将自己的日常生活变成某种审美规划，旨在从他们的服饰、外观、家居物品中营造出某种一致的风格，以至将自身以及周围的环境看作是艺术的对象。

两种界定的旨趣有所不同，丹托的界定着意于器物层面，而布尔迪厄在此之外还包含了由尼采、海德格尔和福柯等人所开辟的审美的生存论含义。但他们都把日常生活的审美看作一种伴随着全球化、消费主义、后现代主义而来的文化形态，看作是对以生产为核心的现代性价值秩序的淆乱和僭越。在这种意义上，对于尚未在骨血中坚持无论现代性还是后现代性的中国人而言，日常生活审美化所引起的淆乱和僭越，既可以拥戴，也可以反抗。

拥戴的理由一般是把对现代性价值秩序——尤其是所谓工具理性或功利主义态度——和中国传统宗法社会的政治道德谱系的不合理性的证明，作为迎迓审美标准君临各种日常生活领域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