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洲

(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100871)

在中国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中有一道壮观的“教科书现象”，针对不同人群、不同地区、不同院校、不同层次的读者群往往会有好几百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而且这些教材的内容往往大同小异，这是中国出版界独有的奇观。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历程中并不单纯是指一种教学体系，而且它也非常典型地代表了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解释体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曾有学者指出，建国以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走过的历程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教科书哲学，20世纪80年代的教科书改革哲学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后教科书哲学［1］。孙正聿教授的这一划分“是以教科书为标准的”，这为我们考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富有启发意义的分析框架。这一分析框架表明，教科书体系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马哲界的许多突破和创新都是建立在对于传统教科书体系的反思基础上，但是这也造成了今天流行的“教科书批判情结”［2］，这种情绪化的反应使得人们不能够历史地客观分析教科书体系的形成、演变与历史作用，结果导致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的出现:一方面，人们猛烈批判教科书体系;另一方面，人们却又不知道究竟何为教科书体系、教科书体系是何时形成的等一系列非常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