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月香

(肇庆学院 政法学院,广东 肇庆 526061）

耶稣会诞生时，天主教面临严峻的挑战，不仅受众急剧萎缩，教会内部也腐败严重，新教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信众，这是耶稣会要解决的基本问题。这样，在欧洲出现新教改革的同时，耶稣会作为天主教内部的改革派别，也轰轰烈烈地进行着改革。一般认为，耶稣会的思想源自坚信基督宗教的人文主义者——被公认为“人文主义的一代宗匠”的伊拉斯谟。利玛窦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取得的成功，毫无疑问，取决于他的“适应性传教策略”以及他本人为此而做出的科学、哲学、技术等多方面的令人景仰的努力。利玛窦作为耶稣会士，有着良好的道德修养和丰富的科学知识，这与耶稣会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教育密不可分，在利玛窦的成长乃至成功中，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耶稣会的创立者伊纳爵·罗耀拉是两个不可忽视的人物。

一、伊拉斯谟的基督哲学

被公认为“人文主义的一代宗匠”的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约1466—1536）对基督教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宗教改革的浪潮中，新教、旧教都试图拉拢他，都想运用其思想的影响力。

作为人文主义者①约翰·赫伊津哈和斯蒂芬·茨威格均称伊拉斯谟是“欧洲最伟大的人文主义者”。见斯蒂芬·茨威格《一个古老的梦——伊拉斯谟传》，约翰·赫伊津哈《伊拉斯谟传——伊拉斯谟与宗教改革》。，伊拉斯谟对天主教的态度一直是相当忠诚的，他尊敬各种各样的圣职，认为“牧师一职是具有某种神性、某些超脱人世的东西，没有什么与他那高贵的位置相称，除了天堂里的东西，这是圣灵从神圣的团体——教会中选择的人，这个人具有最高的位置”[1]，而牧师和主教职位的高贵并不在于他们行使的权力，而在于他们为基督徒的服务。

伊拉斯谟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自由意志问题，在中世纪神学思想中，人们认为人是没有自由意志的，人的意志不过是上帝意志的表现与反应，所以，人的意志与行为必须完全为了上帝、属于上帝、归于上帝。但是，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的人文主义思潮对这一问题有了自己的解读。他们认为，人类的尊严、美德、价值与创造力都来自于人的自由意志，而这一解释不仅没有亵渎神的恩典与荣耀，相反，却是对神的伟大的肯定，因为这是对上帝赋予人的自由意志充分肯定和展现。伊拉斯谟支持这一观点，在他的《论自由意志》这本论著中，伊拉斯谟主张人有自由意志，并且指出自由意志是道德的基础，如果人没有了自由意志，人的行为就将无所依凭，人世间也就没有善恶之别；如果混淆了善与恶，也就根本没有罪与罚了。在上帝的恩典与人们的自由意志的关系上，伊拉斯谟并没有像其他人文主义者一样走入完全否定神的作用的极端主张中，他主张人神合作说,恩典是第一因，意志是第二因。作为虔诚的基督徒，伊拉斯谟不可能否认上帝恩典的重要性；但是作为人文主义者，他也不想否定人的自由意志的重要性。这种认为上帝的恩典为第一因，人的自由意志为第二因的思想，为近代欧洲哲学的不可知论打下了基础，是人的有限理性思想的先导，有非常重要的启蒙意义。

伊拉斯谟的人文主义思想还表现在对中世纪神学（经院哲学）的批判分析上，伊拉斯谟指责经院神学所追求的精致论辩、难懂的抽象名词、系统的智力公式以及繁杂的外在仪式，都与真正的神学无关，真正的神学就是简单、朴素的信仰，是每个人内心的对神的绝对虔敬、守持和依养，不需要雕琢和矫饰，是一种自觉自愿的、幸福恩宠的生活方式。伊拉斯谟认为经院哲学的繁杂、琐碎，必然会使人的精神受到限制，所以，信仰不能统一在经院神学的名义之下，必须统一在基督的名义之下，信徒们服从的是神而不是人。这一思想为新教改革打下了基础，对教会的绝对性、垄断性提出了挑战，为人——神关系的直接对接开辟了逻辑可能。

伊拉斯谟相信虔诚的宗教信仰能够净化道德，并由此推导出宗教宽容思想。他主张：“凡属真理，即可为基督教义。”[2]他说，人们的虔诚不仅仅来自对圣经的领悟，还来自于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的不同智慧，所谓“异教”的东西也不是没有一点可取之处。这一思想表明伊拉斯谟已经跳出了中世纪信仰的狭隘思维，对于不同信仰开始采取理解和宽容的态度，反映出其基督教人文主义海纳百川的精神追求；同时，他还提出真理不论以何种形式出现，均为神赐的观点，这对人类的伦理道德有重大意义。伯恩斯·拉尔夫在《世界文明史》中说：“他们（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主要从道德观点上解释基督教。”[3]这一把对宗教的虔诚归于道德的纯化要求，对耶稣会影响很大。

在伊拉斯谟的思想中，既有古希腊文化的思想影响，更有基督教宗教思想的因素，还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内容，伊拉斯谟的基督哲学的现实目标就是希望教会回到他认为纯洁的早期状态中去，实现基督教的重生，重树基督教理想。从这个角度看，伊拉斯谟的基督哲学与其说是一种理论哲学，不如说是一种实践哲学，所以，西方史学家评论说：“伊拉斯谟及基督教人文主义者大大地影响了所谓的 ‘罗马教会的改革运动’的初级阶段。”[4]虽然伊拉斯谟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与宗教改革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可是与路德教却是磕磕绊绊，欧洲俗谚云：伊拉斯谟下蛋，路德孵鸡[5]。然而，对于伊拉斯谟而言，路德孵出来的却是一只斗鸡。路德是一个激进的宗教改革者，对教会的腐败恨之入骨，对教会制度、教阶组织、宗教礼仪以及教会本身深恶痛绝，他不认为这些对于信仰来说都是必要的，甚至相反，他认为天主教会的一切都有碍于人们的纯正信仰，由此，他提出“因信称义”的主张，试图通过这一神学主张来打通人神关系，建立人神的直接对话和沟通机制，否定教会的唯一代理人的作用。可以看出，在路德的宗教世界里，天主教和教会都是多余的，这种激进的主张是伊拉斯谟不能接受的。伊拉斯谟当然也不认同教会内部的腐败，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抛弃教会，另立门户。伊拉斯谟始终如一的意愿就是避免教会的分裂，构建基督教共同体的和谐，他不希望因为信仰而发生战争，在他看来，信仰的冲突决不能通过战争来解决，而要通过“温柔和耐心”，疗治裂痕，接待不义。这是最早的“宗教宽容”的呼声，这样的追求，显然在路德的新教改革中找不到出路，伊拉斯谟的基督教哲学不得不转向了天主教内部，从这个意义上说，伊纳爵·罗耀拉的耶稣会几乎完全继承了伊拉斯谟的主张：与伊拉斯谟一样，罗耀拉也强调人的自由意志的重要性、主张信仰的虔诚、重视灵修与道德磨练、注意兼容并包的知识教育和灵活的管理办法，可以说，罗耀拉以及耶稣会就是伊拉斯谟基督教人文主义精神的继承者和贯彻者。

二、伊纳爵·罗耀拉与耶稣会

在整个中世纪，“罗马天主教会掌握着整个基督教，因而是一个影响遍及各阶级、公共及私人生活的社会团体”[6]，它控制着、垄断着宗教、政治、文化、教育等几乎所有领域的生活。但是到15-16世纪，历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天主教自身的腐化、世俗化和专权，使人们对教会产生了严重的质疑，再加上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与传播和风起云涌的宗教改革，天主教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16世纪上半叶，阿尔比斯山以北的大量地盘被德国的路德新教所占领，法国有胡格诺教的鼓荡，英国有国王亨利八世的咄咄逼人的攻势，就是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等这些天主教的传统地带，新教的影响也是非常显著的。当时意大利的许多知名人士，还有一些妇女，都很同情新教，到1535年，罗马本土已有3万多新教信徒，以至于后来的枢机主教皮埃尔·卡拉法对教皇保罗三世（PaulⅢ,1534—1549年在位）说：“整个意大利都被路德派的异端所传染，它受到政治家和教会人士的广泛拥护。”[7]

作为天主教的坚定捍卫者和改革者，耶稣会就是诞生在天主教举步维艰的日子里，1534年8月，西班牙贵族伊纳爵·罗耀拉（Ignacio de Loyola 1491—1556）创立了耶稣会；1540年9月，教皇保罗三世宣布它为天主教的正规修会。罗耀拉意识到，要想使天主教获得新生，必须铲除整个教会的腐败，耶稣会的成功端赖于这一点，必须从道德上严厉整肃耶稣会，改变教士的生活放荡、愚昧无知和缺乏责任感的作风，整肃内部，洁净教会，重塑形象，复兴天主教。而且罗耀拉认为教育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所以，他规定所有教士必须在有关的神学院或其他机构接受神学、灵魂和严格的道德生活的训练。事实证明，耶稣会确实是以教育著称于世的。

1548年，耶稣会在西西里创建墨西拿学院，“它是第一所为大众提供教育的耶稣会学校，是所有其他耶稣会学院的原型。它的建立标志着伟大的耶稣会教育事业的开端”，此后，耶稣会宗教改革主要在教育领域中展开，其教育改革是成功的，到教皇克里门特十四世（1769—1774年在位）解散耶稣会时（1773年），它拥有会士23 000人，学校约800所，在校学生约20万。不得不承认，在那个时代，这是一个令人惊异的数字。培养了利玛窦的罗马学院就创立于1551年，它与日耳曼学院在输送高级教职方面享有盛名。

深深认同伊拉斯谟人文主义思想的伊纳爵·罗耀拉，在耶稣会与耶稣会教育的创建与发展过程中，充分体现了伊拉斯谟的基督教人文主义精神内涵，提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措施、方法，这些都对耶稣会、天主教甚至整个世界近代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耶稣会是伊拉斯谟等人文主义者既不完全认同路德教的新教改革，又不满意天主教内部腐败而试图在体制内寻找教会新出路的成功努力之一，它坚持人文主义思想，尤其在教育中，人文主义渗入到了其神学和科学的教学教育中。人文主义赞美人性，强调现世生活，充溢着浓厚的世俗精神，崇尚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神学与科学之间，罗耀拉与伊拉斯谟一样，并不想走极端，他们采取的是折中的方法，用人文主义精神去调和神学与科学的关系。在文艺复兴晚期的科学与神学的交战中，罗耀拉选择了中立，采取了中庸的立场，主张“既不要为学术而牺牲神学，也不要为神学而牺牲学术”，由此他确立了耶稣会的基本特征：神学与科学的结合、重视道德修养、重视灵性生活，狠抓教育和教学水平的提高。罗耀拉认为，神学与科学二者并不矛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是基于这种思想，罗耀拉确立了耶稣会的基本教育模式：首先是“心灵功课”的修炼，与此同时，也不能忽略对文化知识的学习、掌握与探索，其中尤其注重人文知识和科学知识，并强调二者的结合。实际上，罗耀拉的思想已经暗含了现代大学通识教育的追求。他的教育目标就是培养具有坚强的精神支柱——虔诚的基督教信仰、具备良好的道德修养——严谨的生活方式和无上牺牲精神、拥有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科学知识——通才式的传教士。利玛窦就是这一目标具体体现和典型代表。其教育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注重灵性的修炼

《神操》是罗耀拉根据自己的灵修经验和长期感悟所提炼出的灵修理论和方法的集结，他坚信这些方法是拯救教会、甚至是拯救世界的有力工具。罗耀拉的这套精神修炼法包括：自我审察、独创精神、英雄主义和爱。自我审察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他要求每一个人必须经过绝对的、严格的训练，在训练期间，切断他们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将过去习以为常的日常活动排除在心灵之外，把全部精力灌注于自我评估和定位，思考自己想得到什么、如何得到以及哪些缺点可能会使自身遭受挫折。通过反复的剖析，培养每个人的自知、真诚、英勇和爱的基本品格，完成构建自己的精神世界目标。

第二个阶段是运用冥想的方式塑造成员的独创精神。首先成员被要求想象有人因一笔飞来横财而改变了人生，这些人是否会因此真正得到人生的圆满？这一环节引导成员树立这样的理念：耶稣会并不要求人们处理掉他们的财富，而是要培养一种不为外物所束缚的“淡定”态度。在摆脱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束缚之后，他们就可以轻装上阵，自由行为，以此来激发人们的独创精神，去探索新观念、新方法，而不要墨守成规。

第三个阶段是英雄主义精神的培养。这一环节要求人们想象比自己实际能力更高的目标，激发自己的潜力，把自己的事业当做“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业”。

最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封闭训练，成员不仅学会在孤独中修炼和冥想中坚信，而且还要有能力回到现实世界，将修炼者的收获、成果和能力从幻想中转移出来，用于现实世界——被爱控制的基督世界。上述训练和教育，是培养自信、勇敢、具有创新思维和能力的最好途径。

（二）政策的灵活性

遵循伊拉斯谟的“真理，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均为神赐”的思想，罗耀拉认为为了实现“愈显主荣”的目标，必须首先适应人的性情，并爱他们，求同存异，争取最大的支持。耶稣会的灵活政策不仅表现在对待不同的信仰取向的人，而且在具体的管理办法上也灵活机动，不搞一刀切上，同时还设立了灵活进取的教学方法和课程。利玛窦在中国传教活动所体现的融会贯通、博大精深就是这种人文精神和灵活有效的教育结果。

三、利玛窦——一个典型的耶稣会士

享有 “西学东传第一师”美誉的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是伊拉斯谟、罗耀拉、耶稣会这一文化链条上的重要一环，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1552年10月6日，利玛窦出生在意大利马尔凯省的马塞拉塔城（Macerata），他的一生有幸 “处在欧洲冲出黑暗中世纪的繁华时代”[8]。文艺复兴的大潮和人文主义的兴起，给利玛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而且利玛窦在耶稣会属下的学院和大学中，又接受了良好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教育，这对他的一生影响至关重要，因此，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底色、思维方式和行为风格。

1568年，利玛窦前往罗马求学。他进入了日耳曼公学创立的圣母会学习，一方面在专业上选择了学习法律，另一方面开始了修士的宗教生活。1571年，利玛窦进入罗马圣安德初修院，经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皈依耶稣会。1572年9月15日，利玛窦“宣三誓”，即宣告终生安贫、守贞和服从，表明他已经经过了宗教的皈依仪式，然后进入罗马学院继续深造，直到1577年5月离开前往葡萄牙，才成为正式的传教士[9]。

在罗马学院，利玛窦取得了三个方面令人瞩目的成绩：对宗教坚定信仰和对宗教生活的一往情深的追求、博览群书吸取知识的养分、建立人脉关系，为日后传教事业和沟通中西文化事业积累了各方面的资本。

灵魂的修炼是罗耀拉对其成员的核心要求之一，所以根据耶稣会的要求，利玛窦进行了极为严格精神修炼和心灵修炼，由此体验到了宗教生活的神圣并最终确立和坚定了其对宗教生活的追求，利玛窦把“三誓”宣言已经内化为自觉的行动。这种心灵修炼不仅是利玛窦上初修院和罗马学院的一项重要功课，就是以后的传教生涯他也从不间断，罗耀拉的《神操》成为他的精神法宝。耶稣会士的灵修并不“局限于冥思苦想、面壁思过的阶段”，而是与日常生活相结合，强调灵魂与精神的升华和净化不在刻意的冥思追求中，更加注重日用人伦的道德性修养，同时，罗耀拉还要求教士们“接近现实生活并投身到时代文化生活知识的前沿，用广博的知识来充实和印证模范的道德生活”[10]126，尤其重视对体现时代文化生活的知识的学习与吸收，这些知识包括古希腊罗马圣贤的学说、当代人文主义的理论与思想、自然科学知识。这种积极进取的、神性与人性相结合的基督教人文主义灵修教育使利玛窦受益匪浅，他之所以在那么艰苦的条件和环境下能够坚持他的宗教事业和文化传播事业，完全得益于在学习过程中养成的良好的道德品格、坚定的宗教信仰和克服困难的雄心。

罗耀拉的灵性修炼为利玛窦提供了精神品质，而耶稣会良好的教育使利玛窦获得了当时最好的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文化素养得到了极大地提高，渊博的知识、儒雅的风格、敏锐的洞察力构成了窦独特的人格魅力。耶稣会的学校，根据罗耀拉的标准，对执教的教师要求非常严格：首先对教师们的个人学识有很高的要求，耶稣会规定，要想在耶稣会任教，必须首先完成高等教育中的哲学课程，其次必须有相当的教学经验，再次必须精通神学。阿奎维瓦 （耶稣会长，1581—1615年在任）任命编纂的《教学计划》的六人委员会报告说：“如果那些未来的教师由教学艺术高超的人来担任，在阅读、数学、写作、改错和班级管理方法等方面进行两个月或更长时间的训练，学生便会受益匪浅。如果教师不预先学会这些东西，他们以后就不得不在损害学生的情况下重新学习。这样，他们只能在失去声望之后，才学得本领，而且某些坏习惯将永远无法矫正。”[11]耶稣会不仅对教师的知识和学识有严苛的要求，对教师自身的品行也作了详细的规定，这是罗耀拉所看重的耶稣会教育体系的核心，是基督教化的关键所在。

在漫长而又严格的教育与学习中，利玛窦学习的主体知识是伦理学和数学科学。利玛窦自己偏好数学，师从著名的学者克莱维斯神父，四年中，他倾注了大量的时间、精力钻研数学，收获甚大。通过这一刻苦的学习，确立了利玛窦的基本思维方式和看问题的特殊视角，这就是把数学看作是一切科学的基础；除此之外，利玛窦还“精通包括欧几里得几何、行星理论学、基督教教历在内的计算理论，运用仪器观察行星和地理测绘的实用技术，以及制作星盘、钟表等技巧”[10]294，这就是为什么利玛窦在中国传教时首先因数学方面的知识而获得巨大声誉的原因。

利玛窦在中国的长期传教生涯中，之所以能够几度改变传教策略，与中国各方面的人士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学术思想交流，确立了既有特色、又效果突出的 “学术传教策略”、“适应性策略”，正是源于伊拉斯谟为代表的人文主义思想熏染、耶稣会的思想传统和教育风格以及他自己的不懈努力和积极追求。

总之，从伊拉斯谟到罗耀拉，再到利玛窦，基督教人文主义像一条红线把他们从时间到空间紧密地连结在了一起，这一一脉相承、薪火相传的链条，显示了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巨大影响力和文化成就。这一线索是我们进一步探讨利玛窦传教特色形成的主要源流之所在，也是进一步解开为什么利玛窦在沟通中西文化的过程中所显现的眼界、知识与技巧远胜于其他传教士主要原因。

[1] 郭灵凤.战争、和平与“基督教共同体”——伊拉斯谟思想述论之一.欧洲研究[J].2005（2）：108.

[2] 伊拉斯谟.愚人颂[M].刘曙光,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2.

[3] 伯恩斯·拉尔夫.世界文明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117.

[4] 布林顿·克里斯多夫、沃尔夫.西洋文化史（第四卷）—文艺复兴宗教改革[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5：182.

[5] 约翰·赫伊津哈.伊拉斯谟传—伊拉斯谟与宗教改革[M].何道宽，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52.

[6] 爱德华·傅克斯.欧洲风化史—文艺复兴时代[M].侯焕闳，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39.

[7] 吴鹤鸣.天主教的反宗教改革[M]//朱庭光.外国历史大事集(古代部分第二分册）.重庆：重庆出版社，1986：279.

[8] 林金水，邹萍.泰西儒士利玛窦[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8.

[9] 澳门利氏学社主编.利玛窦——一位耶稣会士肖像[M].澳门：Macau Ricci Institute，2010,11.

[10] 沈定平.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11] 威廉·博伊德.西方教育史[M].任宝祥，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216-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