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梁春芳

在美丽富饶的杭嘉湖平原北部南浔镇的小莲庄，有一座享誉海内外、声震学术文化界的藏书楼——嘉业堂藏书楼。它不仅以其藏书之宏富称雄海内，还因其刊印了诸多珍贵典籍而备受赞誉。

嘉业堂主人刘承幹（1882—1963）,字贞一，号翰怡，又号求恕居士、嘉业老人，出生于浙江省湖州府南浔镇。其祖父刘镛靠办实业起家，迅速成为江南“四象”[1]之首， 其生父为刘镛次子刘锦藻，也是知名实业家，因刘镛长子刘安澜英年早逝，便将刘承幹过继成嗣子。少时就读浔溪书院。1905年考取秀才，因历次捐资助赈，累奖分部郎中、 四品卿衔、三品卿衔、四品京堂，但并未正式出仕清朝。1911年辛亥革命前携家移居上海，直至离世。

一、藏书：志在抢救、保存国粹

1.上海起步：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刘承幹成长在一个学而优则仕的封建大家庭，对滋养他的中国传统文化满怀崇敬和挚爱之情，其聚书、藏书最初的动因：一是为了完成继父未竟之业，续编《国朝诗萃》，二是为了协助生父刘锦藻补辑《皇朝续文献通考》，初始主要搜求网罗集部和史部，以备日后查询和利用。

刘承幹有意识、大规模聚书始于1910年，他参加了由清廷工商部在江宁（今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期间浏览了状元境（南京市道路名）的各个书肆，并购买了浙江湖州颜氏藏书140部，3240册，为他大量聚书、藏书拉开了帷幕。刘承幹在《嘉业堂丛书序》中曾说：“承幹生平嗜书，与世俗之珠玉货财同。顾珠玉货财只可藏之于己，不能公诸人，而书则可为千百化身，以公诸天下后世。”可见其视书胜过任何财富，对文化传承已有深刻认识。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击碎了他金榜题名走仕途的梦想，很多前清遗老和江南富户都纷纷聚集上海，“昔者借债以买书，今且特鬻书以偿债”， 上海便成了古籍旧书的集散中心，这恰为刘承幹聚书、藏书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子承父业的刘承幹富可敌国，本身国学知识渊博，加之在上海结识缪荃孙等诸遗老，版本目录学知识日增，他眼辨真赝，心通古今，强烈意识到这些稀世珍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 故凡足资矜炫之精刊秘笈，遇之则如藏，否则不强求也。惟稀见之巨帙，苟不及时收贮，非龙剑不可复合，即将澌尽于尘埃。”[2]他不忍目睹这些国粹在战乱中或散失殆尽或流失海外，不吝斥巨金，“诸收藏家多佚出之本，无不归之”。至此，聚书、藏书、刻书一发而不可收。

著名文献学家、编辑出版家陈乃乾曾赞誉：“在民国十年前后，上海藏书家最著者，为刘氏嘉业堂……嘉业堂主人刘翰怡，宅心仁厚，凡书贾携书往者，不愿令其失望。凡己所未备之书，不论新旧皆购之，几有海涵万象之势。其时风声，明清两朝诗文集，几于无人问鼎，苟有得者，悉趋于刘氏，积之久，遂蔚成大观，非他藏书家所可及。”[3]

2.嘉业堂藏书楼：中国私人藏书史上的绝代丰碑

1914年刘承幹作为清朝遗老，因资助德宗崇陵植树经费，蒙溥仪“谕旨”赐“钦若嘉业”匾额，便以“嘉业”名上海寓所为“嘉业堂”；1924年南浔藏书楼落成，又以“嘉业”名楼，以不忘“皇恩浩荡”。

刘承幹目睹历代藏书家稀世珍籍在社会动荡和战火中旋聚旋散的残酷现实，为了自家历数代人呕心沥血之艰辛，集万卷之巨著的珍籍国粹能完好并永久保存后世，1924年在南浔小莲庄以西斥金80万建成嘉业堂藏书楼（占地24亩），将数十年搜罗之古今珍籍荟萃于一楼，插架盈箱，嘉惠士林。他在《嘉业老人八十自叙》中描述嘉业堂藏书楼：“凡书版悉用枣木，联额用银杏，四壁书橱用柚木，庋宋元本者则采用楠木，他台椅一切则皆用椐木也。”此外，刘承幹的藏书处所还有南浔新开河畔的“求恕斋”和上海宅居，均插架森森，缥缃满架。

嘉业堂藏书规模堪称无与伦比。据统计，在全盛时期藏书达1.3万种，22万册，60万卷，荟萃了北京、江浙等地藏书家之精华。楼藏书主要特色为元宋椠本、明清刊本、稿抄本和地方志书。其中宋椠元刻为国粹典籍，多为孤本和罕本，在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领域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嘉业堂藏书宏富珍贵，精品纷呈，不仅精椠秘笈插架缥缃，更以明刊本和稿抄本为其菁华荟萃。据统计，嘉业堂收藏明刊本约2000种，多为孤本和罕见之本，资料翔实丰富。郑振铎认为，利用嘉业堂的明刊本和所收藏的部分抄本，完全能纂辑“明史长编”。另有稿抄校本约2000种，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残本，《四库全书》翰林院底本。还有极具史料和学术价值的《明实录》《清实录》《宋会要》《旧五代史》等。此外，嘉业堂收藏地方志书计1217种35359卷；清禁书目中的明人文集约40种。刘承幹奉为镇楼之宝的宋椠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都是罕见的无价之宝，弥足珍贵，在藏书楼特建“宋四史斋”珍藏，并向往来者展示。刘承幹藏书盛况早已流誉学林是不争的事实。

3.嘉业堂藏书楼：由私化公

刘承幹建楼、藏书、刻书、出版、编目、赠送、流布，可谓呕心沥血，殚精竭虑，美好愿望是嘉业堂藏书楼能“凡吾子孙，其世守勿替乎”，永存世间。

但好景不长，1937年日寇铁蹄血践浙西，南浔迭遭战火兵燹，藏书楼岌岌可危。刘承幹出生入死，一面极尽所能转移并隐藏佳椠珍籍，一面各方奔走运筹斡旋，但战争、暴力、掠夺、经济危机、金融风暴使藏书楼建成不到十年便由盛而衰，艰难聚拢的珍稀典籍相继散出，但藏书楼免遭战火化为灰烬已是万分幸运。

1949年新中国成立，周恩来曾电令保护嘉业堂藏书楼，以防图书散佚。1951年11月19日，年逾古稀的刘承幹为发展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化私为公将一生心力所萃的嘉业堂藏书楼与四周空地连同藏书、书版和各项设备慷慨捐献给浙江图书馆（藏书113978册，碑帖2528通，自印书27537册，雕版39559片）。此举顺应了中国图书馆事业由传统的封闭式藏书向开放型近代公共图书馆转型的历史潮流，也是其家族乐善好施的传统与他本人开放的思想观念、宽广的胸怀所使然。今天，有近百年历史的嘉业堂藏书名楼不仅作为全国重点文物得到精心保护和管理，其所有珍藏在新中国文化事业中继续发挥作用，每年接待数十万参观者和部分查阅资料的学者。

2004年，国际图联主席亚历克斯·伯恩参观嘉业堂后留言：“嘉业藏书楼在促进保存和记录战争及动乱时期的人类历史、文明进步和需求等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她的存在是中国图书馆界的骄傲……”[4]

二、刻书：志在传承中华文化

1.刊刻珍籍、孤本

刘承幹热衷于刻书正值中国社会进入新旧交替的转型期，“新学大昌，典籍渐废，秘书旧本不惟读者日稀，且恐知者复罕。”[5]刘承幹在《嘉业藏书楼记》中说：“因念昔贤所著，见于诸家著录而亡佚盖多，其幸而仅存者，不可无以永其传。” “于是撷其所藏之精椠精钞，人间所罕见者，次第镌板，以公同好。”[6]

刘承幹身临战火和社会更迭之境，深知刻书比藏书对抢救、保存和传承传统文化更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刻书，正是为了使不经见之籍“可为千百化身，以公诸天下后世”。刘承幹付刻之底本，不论是古刻本或稿钞本，必先请专家学者鉴定，认为有学术价值并不经见的才付之剞劂。他刻书主题一经选定，非常重视流布于市的罕见孤本，视其为明世之作，学子之糈粮。为了获得珍籍、孤本，他千方百计大肆网罗，“特虑闻见不广，海内诸君子藏有未见之书，助我不逮，当为刊播”。[7]缪荃孙、莫友芝、袁克文、郭嵩焘、张元济、蒋汝藻、罗振玉、叶德辉等纷纷援手，为其刻书提供底本。若底本残缺，刘承幹又千方百计搜求，使之完善。

刘承幹还非常尊重和信任专家学者，即使是已定的刻书计划，如专家有异议，并得到证实，便会立即采纳专家意见，做出及时调整，甚至彻底放弃，表现出其谦逊的品格和对文化事业的高度负责精神。

2.刊刻大量丛书和禁书

刘承幹曾在《嘉业老人八十自叙》中谈到：“辛亥以还，藏家多散出，不乏宋元佳椠、名人精钞批校之本，益不吝重金购入。十数年间，积至五十万册。所获既富，遂发刊辑丛书之愿，择孤本与罕传之本，次第授梓，成丛书数种。”

据有关资料显示，嘉业堂刻书始于1913年，20年间共刻书187种3001卷之巨，刊刻丛书5套，总计170种、1924卷，约占刻书总数的91%。丛书内容极为广泛，主要有网罗前哲遗编的《嘉业堂丛书》（历时5年，57种750卷）；汇集近儒述作的《求恕斋丛书》（33种210卷）；限乡贤所著的《吴兴丛书》（历时10年，65种852卷）；阐性理微言的《留余草堂丛书》（10种62卷）和《嘉业堂金石丛书》（5种50卷)。另精椠影宋《四史》《晋书斠注》《旧五代史注》《八琼室金石补正》《章氏遗书》等罕见珍籍单行本17种，1077卷。纵观历代藏书家，嘉业堂所刻书涉及范围之广，数量之大，为近代刻书家中所罕见。

令人感佩的是作为清末遗老，刘承幹竟冒杀头之罪刊刻清代禁书，如明末清初著名诗人、学者屈大均的《翁山文外》《安龙逸史》；李清的《三垣笔记》；蔡显的《闲渔闲闲录》等，为后世研究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史料，受到鲁迅先生的赞赏和肯定。

3.严格校雠编审

嘉业堂刻书，校雠编审认真严格，一丝不苟，广受世人称誉。为了保证刊刻版本的内容和文字质量，每刻印一书，刘承幹必请国内缪荃孙、叶昌炽、王舟瑶等知名学者专家为其校雠编审，不仅侧重罕见的孤籍刊刻，并力求各版本的完整，即便在所刻典籍收尾时发现不同版本，宁可推迟印刷时间，也要重新检校，或将新资料附后，或在跋中说明。当时缪荃孙、叶昌炽、王舟瑶、许子颂、扬子勤等鸿儒硕彦都主持或担任过嘉业堂刻印书籍的校勘审鉴，他们无数次的补阙佚、详委屈、参诸说、核讹异、辨是非，为嘉业堂刻书质量提供了重要保障。嘉业堂刻印书籍非常重视附文，大都由名家写序作跋，阐明所刻之书的来龙去脉和学术价值。

刘承幹依恃国学深厚，醉心文化研究，“日穿穴于辨证援据之中，以订讹祛伪”，亲自编著校勘。完成了《皇朝续文献通考》《南唐书补注》《再续清代碑传录》《清益民录》《历代词人考略》（56卷）、《宋会要》（500卷）、《京师坊巷志考证》《希古楼金石萃编》（10卷），和吴士鉴同注《晋书斠注》（130卷）……这些成果均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他在《希古楼金石萃编》编好后又请著名金石学家褚德彝校订，可见他治学的态度极为严谨认真，令人感佩。

4.雕版制作精美

刘承幹刻书非常追求精美，各个环节无一疏漏。刻书不但内容、底本筛选、鉴定、编校严格，写手、雕刻及印刷铺都是国内一流的，材料也是选用上好的，不惜工本，精益求精。他“召手民授剞劂之地，上海与京师外，若南京、扬州、武昌，皆设置工场。一书之成，费或逾万，即寻常之本，亦力求精雅。”[8]对较难雕刻的珍籍宋本，特请最善摹写各类字体的饶星舫为写手，由有天下第一好手美誉的陶子麟雕刻，雕版选用上好的红梨木。如《景宋四史》全部是红梨木精雕大字本，并用刘承幹自藏的“料半纸”印制，每部售价高达300元，是嘉业堂出版物中的经典之作，校勘之精，受到世人高度赞誉。

王汉章在《刊印总述》中评价此书版为：“此乃近三十年来，木版家刻书之最精者，为近代中国木刻书之代表者。”饶星舫写样、陶子麟雕刻的影宋蜀大字本《史记》和《邠州石室录》都非常精美，1929年在国际图书馆会议上展出。

北平文楷斋最初是徐世昌“承办公府刻书处”，专给大总统刻书。嘉业堂的《晋书斠注》和《旧五代史》都出自北平文楷斋，其雕版的工艺几可与殿本媲美。1931年11月，两部书版片装箱，从北平文楷斋运往上海，途经天津，因雕刻工艺精美，被误以为古玩，竟被海关税务司扣留，并要求纳捐税，后经蔡元培致函财政部长宋子文说明详情，版片才得以放行，传为当时的佳话。嘉业堂刻书艺术之精美可见一斑。

王国维对刘承幹刻书之举倍加赞赏。1926年王国维收到刘承幹赠与的《旧五代史》后致函说：“文楷此刻骎骎乎欲及殿本之精，而内容则远过之，则兄之嘉惠士林者大矣。”刘承幹自1913年起投入巨资，呕心沥血地刊刻珍稀典籍共3001卷，以累累硕果自觉践行了传承中华文化的理想和追求。对此，鲁迅、蔡元培、梁启超、王国维、张元济等各界学人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三、嘉业堂的经营理念

1.不以赢利为目的

刘承幹从有志藏书、刻书的那一天起，从未以赢利为目的，而是志在抢救和传承传统文化。刘承幹在其《嘉业老人八十自叙》中谈道： “综所刻无虑三千余卷，凡海内外图书馆，无不举以馈遗，以故异邦人士，类能举嘉业之名，且有投刺请谒者。”蔡元培曾称赞：“刘君承幹……平日校刊各种国学书籍，志在流通，凡国内外各公私图书馆函索，无不捐赠巨帙。”[9]他从不吝刻书费用之巨，经常慨然免费赠送嘉业堂刻印的图书与专家、学者、书商及友人。据晚清金石学家、文献学家、收藏家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钞》的记载，嘉业堂每刻印一书，必获赠送。近代藏书家、学者伦明在其《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谈道：“余未与君谋面，而君屡赠余书盈数百册。” 从赠送嘉业堂自印书名录上不完全统计，仅1915年～1919年间，嘉业堂赠送自刻印书近5000部，惠及200多人。蔡元培、张元济、叶圣陶、康有为、胡适、傅增湘、罗振玉、王国维、缪荃孙等无不屡获大量赠书。获赠的还有日本人福冈，美国人施永高…… 当然，嘉业堂刊刻图书也标价出售。

2.重在传播中华文化

刘承幹藏书、刻书并非以私密赏玩为目的，而是以传播为己任，重在应用。和晚清诸多藏书楼相比，郑振铎认为，“嘉业之书，论版本或不如瞿、杨二家及适园[10]之精，论有用和罕见，则似较此数家为尤足重视”。可见嘉业堂藏书、刻书重在于用。

刘承幹继承了家族乐善好施、回馈社会的传统，凡机构或个人有出版需求，都无私地大力支持，即便是佳椠珍籍也毫不私密。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在古籍整理出版中，嘉业堂的藏书，特别是善本发挥了重大作用。商务印书馆或借用其整部书影印付梓，或借其用于部分内容的影印配补，或借以作文字校勘之用，多次从嘉业堂借出200多册海内孤本和珍籍，其中宋刊《魏书》（60册）一借就是四年，还险些毁于战火。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明实录》时利用嘉业堂藏书进行抄校补配。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委托藏书楼仅录副《明实录》就多达455册之巨。

杨锺羲写《雪桥诗话》时，利用嘉业堂藏书达11年之久。徐行可个人录副，在藏书楼一住数月，免费提供食宿。蒋汝藻借影抄宋椠孤本《重校鹤山谢先生大全集》110卷达两年之久。周子美、傅增湘、卢靖、张宗祥等很多专家学者整理出版古籍都从嘉业堂借书，收益良多。

难能可贵的是藏书楼还专门设有阅览室和管理人员，尽力把那些“犹在深闺人未识”的珍籍有所公开、有所交流、有所传播，为学者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研究平台。楼藏佳椠珍籍或被长期外借，或被传抄录副，从不收费。

此外，刘承幹真诚、谦逊待友，广纳鸿儒硕彦，共同完成传承中华文化宏伟大业的人才观；质量第一，严把编、校、刻、印细节关，精益求精的系统工程思想；请专家编纂藏书目录，书去目存，便于查验的超前管理手段；珍稀典籍不藏于家，而藏于楼，对外开放的收藏观等经营理念和管理思想；常随身佩带“宁人负我，毋我负人”的小印章，时时告诫自己如何做人的品质，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都极为超前，也难能可贵。

回望并评价刘承幹藏书、刻书的一生，他无疑是一位藏书大家、刻书名家， 更是一位优秀的出版家。正是这个被鲁迅戏称为“傻公子”的刘承幹，为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一生之宏大辉煌及对后世的影响绝非一篇文章所能铺陈书写，嘉业堂藏书楼就是他人生和事业的绝代丰碑，对当代出版人如何坚守我们的精神家园，传承和创新中华文化，无疑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和楷模作用。

注释：

[1]四象：清光绪年间，民间用“四象、八牛、七十二条金黄狗”来形容江南富商。 财产达百万以上者称之曰“象”；五十万以上不过百万者，称之曰“牛”；二十万以上不达五十万者则譬之曰“狗”。刘镛为“四象”之首，据传刘镛的财富达二干多万两银子之多。

[2]应长兴，李性忠.嘉业堂志[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303

[3]陈乃乾.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上海书林梦忆李[M].北京：中华书局，1957

[4]应长兴，李性忠：嘉业堂志[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91

[5]邓邦述.群碧楼书目初编.序.民国19年（1930）影印本

[6]应长兴，李性忠.嘉业堂志[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303

[7]应长兴，李性忠.嘉业堂志[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266

[8]应长兴，李性忠.嘉业堂志[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308

[9]应长兴，李性忠.嘉业堂志[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59

[10]瞿：指瞿氏铁琴铜剑楼； 杨：指杨氏海源阁；适园：指张氏适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