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丁元竹

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如何把握住人民的最关心、最直接、最亲近的事，其意义不亚于在“十一五”初期考虑如何把经济经建设与人民群众最迫切、最直接、最关心的问题作为发展的出发点这一重大决策

把握好社会生活秩序与文化价值之间的内在联系

2012年，贯彻中央的战略部署，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要求有关部门在理论上深入探索社会秩序建设和和文化价值体系发展的内在逻辑，在政策上把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有机结合起来，在日常生活中把人们的社会活动与文化价值统一起来，把人们的精神生活和行为规范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融为一体，使现实生活中的个体更加有教养、有品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和善，社会生活更加有秩序和充满活力。

必须充分认识到，建立在物质生活基础上的社会生活是人类的本质特征，正如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所指出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生活以物质生活为基础，以社会交往为核心，以精神满足为目的的。把社会管理与文化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就是贴近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关注发生在个人与家庭、与社会、与群体、与社区的交往以及各种各样的公共活动。如果说经济建设重在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则社会建设重在满足人们的社会生活，文化建设重在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政治建设重在满足人们的公共生活，生态文明建设重在改善人们上述各种外部环境，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社会与文化是统一整体的不同组成部分。《决定》把文化自觉摆在重要位置，首次提出这个概念的已故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教授在20世纪30年代曾经写道：“社会决不是一个各部分都不相联结的集合体。反之，一切制度、风俗，以及生产方法都是密切相关的”（费孝通：“我们在农村建设事业中的经验”，《独立评论》，1933年第73号）。费孝通的这个分析是基于对中国社会历史的深刻认识。在中国这样一个历经数千年、已经形成自己的悠久历史和固有文化的国家，社会与文化的关系就如同一件精密的仪器，各个部件由于分工而专门化，由于悠久的历史而调和和适应，这使得社会变革和社会政策调整，必须考虑在整体变动思路下全面协调各种体制机制，单一因素的变动往往会事半功倍，换句话说，需要“顶层设计”。顶层设计既包括行政意义上的高端行政机构的设计，更包括从整体上考虑系统各个部分之间的关联和变动。社会的基础是凝聚社会成员的文化价值。历史地看，任何社会制度和体制都是文化价值的外化。纵观历史和放眼世界界上，不同的宗教、文化价值决定了不同的制度体系。

社会有机体与文化价值统一于社会生活这一整体和系统。首先，最基本的社会生活就是衣、食、住、行。衣、食、住、行等物质文化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文化把相关的社会成员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排列出来，规定了人们的社会角色和地位。其次，社会组织以精神为基础。从社会人类学的理论和国际经验看，社会生活的较高层次是精神生活，人们通过社会组织得到精神上的满足。社会组织的原则诸如信仰、习俗、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法律规范等都构成了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次，社会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就是人们最关心、最直接、最亲近的事，诸如社会成员是怎样生活的，他们的家庭、社区、学校、工作单位、社会组织等等。在这些组织中，上代人通过社会生活把信仰、习俗、行为方式和法律规范传给下代人，新一代人在这种社会生活中实现社会化，其中传统的信仰、习俗、行为方式和法律规范潜移默化，内化为行为规范，变成一种内在约束，个体自觉不自觉地按照社会大多数成员的预期行为，形成了现实的社会秩序，这是社会治理的最基础形态，也是最重要的社会形态。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寓意深刻，也是对这种道理的感悟，今天对于我们理解社会管理和文化建设仍具有十分重要意义，温故知新。

让文化通过社会生活发挥其规范和凝聚作用

社会管理的主要任务是解决社会问题。任何社会，只有扬善抑恶，才能保持社会秩序。社会问题实质上是文化问题。文化价值失衡会演变为社会个体的生存困境。一旦道德沦丧和主流价值缺失，类似小悦悦这样的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在任何社会成员身上。

首先，社会问题是指社会关系失调，影响社会大部分成员的共同生活，破坏社会正常活动，妨碍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现象。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社会问题，如企业中发生的劳资冲突、社会上发生的校园袭击儿童事件、精神问题引发的越轨行为等。社会如同人一样，也是一个有机体，会出现犯罪、失业、贫富不均、诈骗、色情等问题。社会问题若不加以解决，发展到一定阶段会导致经济社会停滞不前。

其次，社会问题实质上是文化问题。费孝通教授写道：“社会问题起于文化失调，所谓文化失调，就是说任何文化都有它的特殊的结构模式：新的文化特质引入之后，不能配合原有的模式中，于是发生失调的现象”（费孝通：“中国文化内部变异的研究举例”，《社会问题》1933年第九期）。文化失调表现为社会中各个人的生活发生了变化，原有文化基础的社会秩序出现变动，反映在各个人心理上的就是浮躁、焦虑、忧郁、不安等，久而久之，就会成为一种主观社会问题，在某一个客观社会问题发生时就有可能把这种主观的情绪引发出来。这几年一些突发事件出现了燃点低的特点，很小的事件会引发很大的事件，就是与主观社会问题有关。

再次，主观社会问题，内心的浮躁、焦虑、忧郁、不安等迫使个体不断寻求解脱办法。通常的情况是，一旦有政府政策，或社会成员、社会组织提出了解决方案且为大部分或一部社会成员接受，就可能发生社会改革。理想的结果是，通过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按照解决方案把问题解决了，这样，就个人而言，可以从烦恼、郁闷、焦虑中得到解脱，就社会而言，社会问题得以解决，就文化而言，文化得到了的重新调适，适应了新的社会生活环境，形成新的社会秩序。

社会需要文化价值，个人的生存也健康文化滋润。没有健康文化价值就无以有社会，个人也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本社会秩序。没有基本的文化价值，就会演变成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和心理冲突、社会群体与群体之间的行为和心理冲突。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变迁就是文化调适，文化调适也是社会变迁，它们确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在社会生活中实现文化价值和社会秩序有机统一

2012年，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如何把握住人民的最关心、最直接、最亲近的事，其意义不亚于在“十一五”初期考虑如何把经济经建设与人民群众最迫切、最直接、最关心的问题作为发展的出发点这一重大决策。“十一五”提出坚持以人为本，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系、最现实、最直接问题的战略思路和具体措施，对于我们当前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与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有机结合起来，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人民选择了改革开放和发展的道路，为的是创造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但是在过分追求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不和体制下，现实的社会状况与人们的预期存在一定的差距，利益失衡和社会失序，导致了人们心理上的巨大压力，幸福感大打折扣。

就社会和文化而言，人民群众最关心、最亲近的事情是什么？仔细考虑，不外乎是个人的心理满足、社会交往、人际关系等。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以及社会组织发展，如何与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结合起来，在日常生活中实现文化价值的“潜移默化”，内化成个人的道德伦理、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外化为稳定有序充满活力的社会秩序？对此，还需要学术理论界、政策咨询、决策制定等部门以及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努力、不断探索。还必须深刻认识到，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不是短期就能见效的，它需要长远规划和长期措施，文化建设尤其需要精细化管理。

学术理论界需要打破画地为牢的学科界限，从解决问题出发加强各学科，诸如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文化艺术等学科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从深层次进一步解释社会与文化的关联，以及社会生活如何强化文化价值和文化价值如何在社会生活中演变成为习俗和生活习惯等重大理论问题。决策咨询和政策制定机构需要在政策研究和制定过程中，把社会和文化通过规划、项目、工程有机结合起来。实务部门需要努力开发各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项目，建设不同类型的能够满足群众需求的文化工程、文化项目，吸引公众参与到社区和社会生活中来，在参与的过程中满足个人的社会需求和精神需求，实现社会融合和社会和谐。同时发挥个人在社会管理和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使个人遵循社会规范，成为社会秩序建设中的基础要素，把个体行为社会化、规范化，把文化价值内化为社会秩序。

总之，进入新的一年，中国乃至世界正处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涉及到社会管理问题，决策咨询和政策研究部门应更多地思考其深层次原因，有些可以从人的基本发展、民族的基本价值和国家的基本战略、全球化的体制机制等出发来审视，有些需要从发展方式、财政体制、行政体制、人事体制、户籍制度等来分析。必须深刻认识到，社会管理问题绝不仅仅是社会领域的事情，它实际上涉及到战略布局、战略思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行政体制、财政体制、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等因素，若要真正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体系，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就必须综合研究和分析涉及到当前社会管理问题背后的各种深层次问题，尤其是文化问题，找到造成社会失序的症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