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 灵

(嘉应学院 政法学院，广东 梅州 514015)

日益复杂化、高度技术化的社会生活所产生的风险进一步加大，今天的社会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实际安全生活需求了，在正视“危险社会”这一事实的同时，刑法的扩张变得不可回避，就像部分学者所描述的那样——刑法完全应该被界定为“最有效的降低干扰的工具”。［1］在德国、日本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刑法法益保护早期化的趋势日渐显著，过去作为犯罪形态例外的危险犯，成为常态性地犯罪模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立法中，“抽象危险犯的构成要件设置是一种对于法益的提前而周延的保护，也可以说是对法益保护的前置化措施”，［2］成为了立法者用来保护某种制度或机能的主要手段。

一、解读抽象危险犯

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的分类是德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刑法学界普遍认可的危险犯分类方式，其中抽象危险犯之抽象危险，系依日常经验法则，归纳某一类行为事实，对于某种法律上应予以保护之利益，经判断结果，如认为有造成实害结果之高度可能性，则此类行为，即具有抽象危险。［3］45相对于具体危险犯，在抽象危险犯的场合，“危险”更多是一种法律拟制，而法律拟制的特点是将原本不同的行为按照相同的行为处理。据此，抽象危险犯是立法者根据其生活经验，将某种惯常发生的不法行为类型，直接拟制为一种危险状态，该行为一旦发生，立法者即认为该种行为即刻具有某种典型之危险性，而并不以该行为的侵害结果之出现作为其归责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