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信凌

《中国新闻史新修》（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是吴廷俊教授多年大学课堂讲稿的延伸性成果，也是一套中规中矩的系列教材中的一本。可是，这洋洋70余万言分明又是胜义迭出、妙绪纷披，显现出不少规矩缚不住的气象。身陷在思维惯性之中的我们，油然生出的疑惑是：这本书是著作，还是教材？

至少是在目下的国内高校里，著作与教材是互有畛域与分野的。在一般的概念里，著作可以标示作者的专业路向、旨趣与高度，是个人研精覃思、苦心孤诣的结晶，应获得足够的估价和奖励。而教材则是常识性的内容与格式化的程式的集合，意在以一种全面而晓畅的形式传授规范的知识、成型的理论。著者非但不必完全言必己出、我手写我心，甚至可以径直采摭群言，也就是先将前修与时贤的成说定见一网打尽，剩下的工作就是技术性的铺排胪列了。其实，在封面中著作可以称为“著”，而教材只堪呼作“编著”或者“编”，二者的品质与层次在这里就已经显露无遗。所以，在高校年终业绩核算考评时，著作和教材的区隔或者壁垒会得到充分地突出与强调。

在这样的业绩考评核算体系里，吴廷俊教授的《中国新闻史新修》应该是颇让人踌躇的。其实在先前，教材与著作似乎没有刚性的区隔。一个重要的例证是，二者的性质并非铁板一块，可以发生游移、转换。钱钟书的小说《围城》中有一段议论：“教授成为名教授，也有两个阶段：第一是讲义当著作，第二是著作当讲义。好比初学的理发匠先把傻子和穷人的头作为本领的实验品，所以讲义在课堂上使用没出乱子，就作为著作出版；出版之后，当然是指定教本。”在这里，着眼于历时性的教授的两个阶段，也可以解读为共时性的做教授的两种境界。第一种境界中的教授只能用达不到著作临界点的讲义做教本，进行试验性的讲授。第二种境界中的教授寻常一出手便别具面目，完全撤除了著作与讲义之间的樊篱。此语不虚，禁得起征信。《中国小说史略》的前身是《小说史大略》，《小说史大略》是鲁迅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中国小说史的讲义。现今还在广泛流传的《西方美学史》，是朱光潜根据自己在北京大学哲学史美学专业授课时的讲义修订的。另外，罗素蜚声全球的《西方哲学史》，原初也是为宾夕法尼亚大学巴恩斯基金讲座撰写的。

那么可以说，像《中国小说史略》等一样，《中国新闻史新修》也是一种消弭了讲义与著作界限的读物。在今天因为这样格局的读物日渐稀少，越发使它显得特立独行。消弭了著作与教材的界限，其实也就意味着它同时兼具著作和教材的两种特性。显然易见，这在操作上增加了难度系数。所以类似举动，唯有进入第二境界的教授才可以完成。罗素在《西方哲学史》英国版序言中一起笔触及到这种操作上的特殊难度：“如果要写一本涉及广泛范围的著作，这种情况是难以避免的：既然我们不是不死的神仙，则凡写这种书的人，其对于书中的任何一部分所花费的时间，势必比一个集中精力于一个作者或者一个短时代的人所能花费的时间要少。有些对学术要求严格而毫不宽贷的人会断言：涉及广泛范围的书根本就不应该写，或者，如果写的话，也应当由许多作者的专题论文所组成。”[1]在此处，“涉及广泛范围”正是教材的特征，课堂需要宽口径的系统讲授。“对学术要求严格而毫不宽贷的人”认为这种书不应该写，是由于断定写不出足够的学术深度。由此可见，不易将著作与教材两种特性融为一体，其实就是教材的宽度与著作的深度难以兼得的问题。

《中国新闻史新修》解决这个问题的招数，是较有说服力也非常令人羡慕的。在全面论述中国新闻发展史之前，作者已经在这个领域做了具有足够数量和深度的个案研究。方汉奇先生曾寄语国内的新闻史研究者说：“面上的研究，前人已备述矣。据说通史类的新闻史教材目前已经有五六十种之多，其中很多属于重复劳动，再投入力量，近期内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希望大家花一点力气改做基础性的工作，多打深井，多做个案研究。”[2]吴廷俊就是个打深井、做个案的身体力行者。他对唐宋时期的报纸、《大公报》研究、张季鸾研究、近代文人办报研究，邓拓研究、林白水研究、胡适研究、储安平研究，以及1957年新闻界研究1945年～1949年政论周刊研究等专题，都有过专门而深湛的触及。尤其是对《大公报》研究，下的工夫最深。从选题立项到《新记〈大公报〉史稿》完竣，历经六个寒暑。该书被方汉奇先生评为：“不掩过，不溢美，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纠正了前此在旧《大公报》评价上的一些偏颇。”[3]寥寥数语，看似平易，其实真正要在新闻史的研究上做到“不掩过，不溢美”，殊为不易。

对历史资料本身展开爬梳剔抉、探赜索微，是与史料相关的各类研究惯用的方法，它至少可以在形式上彰显研究的学术成色。在这方面，《中国新闻史新修》也有所尝试，但它的着力点并不在此，其学术深度集中体现在直接的学理推导与立论上了。为了能够充分负载作者联翩而出的心得与体悟，书稿设置了一个别出心裁的叙述框架。全书共16章，分为上编、中编、下编三个部分，分别以“八面来风”、“五方杂处”、“定于一尊”来标识“帝国晚期”、“民国时期”、“共和国时代”三个接踵而来的历史区间的新闻事业特征。三个大块的划分无前例可援，自出机杼，而对三个历史区间新闻事业的标识则更是意味深长。与一般的通史类的书稿一样，在纵向客观呈现中国新闻发展流程的同时，作者也把自己对史实的判断与评议寄寓在其中了。不同的是，作者不满足于此，他因为对新闻史有太多的省思和体悟，需要为这些丰沛的省思与体悟寻找更直接更酣畅的发抒管道。于是，作者在已有长篇绪论的前提下，在每章中一前一后设立了“本章概要”与“本章简论”环节。通过这样一个纵横错综的框架结构，书稿呈现出了对中国新闻史分层次的立体追寻与思考。

书稿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发生发展机制的探索，是散布在整体框架不同层面的推论中比较显豁的部分。对于这个问题，作者整体上给出的结论是：政治推进、依附生存、承袭发展是促动与维系新闻业生存与发展的三个因素。在这里，作者的思维路向是值得肯定的，他已经跳出了新闻发展具体的历史情境，在一种恢弘的大局观下确立了研究的现代视角。

就政治推动而言，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奠基人戈公振在《中国报纸进化之概观》中说：“自报纸历史上言之，邸报之产生，为政治上之一种需要。”缘于政治上的需要，不仅是早期的邸报，其他形式的官报莫不如是。从唐朝的“报状”、“报”到宋代的“进奏院状”、“朝报”，到明清的“邸报”、“邸抄”，都是当政者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而创设的。即便是合法传播的民报，无论是属于哪个机构主持，还有隐秘的小报，无论是在集团内传阅还是在坊间流传，都与政治势力之间的利益有着或远或近的关联。到了近现代，先是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基于自身的政治理念发动了维新和革命运动。伴随着这种运动的滋长与蔓延，中国出现了两次办报高潮。他们办报的目的就是为了鼓动风潮，造成时势，也就是说办报本身就是整体政治运作的一个部分。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中国报刊的政治性又出现新的趋向，在很大程度上，政党的政治与政党之间的争斗成了报刊的生存与发展的直接动因。

所谓依附性，其意义比较清晰，无须过多阐发。它指报业没有具备独立的品格，不能自立生存、自主运作和自由发展。第三个因素是“承袭发展”，在本书的语境中，指的是后一个时期的媒介承袭前一个时期的媒介的特性而发展起来，“纵观中国新闻发展史，其主流报纸都是沿着政府、政党机关报的轨迹发展起来的，本来有几个时期可以‘突进’的而没有‘突进’。”在这里，突进是裂变、转折的意思。在西方，工业革命促进了经济的高速腾飞，印刷出版技术也随之大大改良，这些因素导致了廉价报纸的诞生及蔓延，并且很快超过政党报纸，成为大众阅读的主体。媒体的这种突进式的发展，标志着真正意义的大众传媒时代的到来。我国也出现了这种发展的机缘。在近代，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曾获得了一个短暂的发展良机，形势对私营企业型报纸的发展非常有利，而且当时的私营企业型报纸已经显示出了足够的发展生机。上海的《申报》、《新闻报》的发行量都突破了10万大关。在天津，新记公司转接了《大公报》，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在社会形成了一股特别的力量。在北京，成舍我则相继创办了《世界日报》、《世界晚报》、《世界画报》，“世界报系”的构建，本身就充分显示了其报刊经营的生机与活力。不过，这种发展势头没有持续太久。随着两极政治势力的形成，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入侵，救亡图存又一次成为全社会需要急迫应对的共同主题，私营商业性报纸失去了进一步的发展空间，中国新闻界没有实现从“政党报纸”向“企业报纸”的根本转型。此后，在泾渭分明的两极政治的作用下，政党机关报一如既往地成为我国报业的发展主轴。

与此紧密相关，《中国新闻史新修》显现出同类教科书罕见的一个特质，即对民营报纸的异乎寻常的关注与珍视。且不说 “非法民报”、“合法民报”、“早期民间办报活动及其遭遇”、“私营企业性报纸的发展”、“私营企业性报纸的分化与发展”、“民族气节天平上的私营企业性报纸”等，直接列作章节的目录，屡屡将民营报纸作为论述的重心，作者更在绪论中对新闻史上的民营报纸若隐若现、似断还续的发展脉络进行了审视。从整体看来，我国的民营报纸命运多舛。古代的小报，时常处在非法状态，朝廷视之如洪水猛兽。在皇帝谕旨和大臣的奏折中谈及小报，不是“当重决配”，就是“严行禁止”。更有甚者，将办小报的人杀头治罪。雍正时期的何遇恩、邵南山被杀，开了国人因办报喋血的先河。进入近代，国人办了第一批近代报纸，但大都是惨淡经营。有夭折的，有挂洋旗的，有寻求官方保护的。即便是得到光绪帝保护的维新报刊，也因慈禧一怒被全部查禁，报人谭嗣同等人也不免身首异处。迨及民国，在两极政治势力夹缝中的民营报纸，往往两面受到攻击。尽管有些报馆总是在不断地“察言观色”、“选择方向”，还是不易生存。而且在国民党庞大的党报体系面前，民营报纸不具平等竞争的权利。这种不平等主要表现为：新闻来源不平等、新闻传递不平等、白报纸分配不平等。1949年以后，主管部门认为私营报纸仍有存在的必要，“应有条件予以支持”。可是，由于社会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些报纸已经很不合时宜了，加之发行上不去，广告严重不足，经济上变得难以为继。对于私营媒体的这样一个演变轨迹，《中国新闻史新修》的作者是深以为憾的。这样的学术视点与学术估衡，使本书与许多同类的读物之间又划开了一道很深的界限。

注释：

[1]罗素.西方哲学史·英国版序言[M].商务印书馆，1963：8

[2]曹立新.多打深井多做个案研究——与方汉奇教授谈新闻史研究[J].新闻大学，2007，（秋季号）

[3]吴廷俊.新记《大公报》史稿·重印前言[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