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信凌

《中国新闻史新修》（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是吴廷俊教授多年大学课堂讲稿的延伸性成果，也是一套中规中矩的系列教材中的一本。可是，这洋洋70余万言分明又是胜义迭出、妙绪纷披，显现出不少规矩缚不住的气象。身陷在思维惯性之中的我们，油然生出的疑惑是：这本书是著作，还是教材？

至少是在目下的国内高校里，著作与教材是互有畛域与分野的。在一般的概念里，著作可以标示作者的专业路向、旨趣与高度，是个人研精覃思、苦心孤诣的结晶，应获得足够的估价和奖励。而教材则是常识性的内容与格式化的程式的集合，意在以一种全面而晓畅的形式传授规范的知识、成型的理论。著者非但不必完全言必己出、我手写我心，甚至可以径直采摭群言，也就是先将前修与时贤的成说定见一网打尽，剩下的工作就是技术性的铺排胪列了。其实，在封面中著作可以称为“著”，而教材只堪呼作“编著”或者“编”，二者的品质与层次在这里就已经显露无遗。所以，在高校年终业绩核算考评时，著作和教材的区隔或者壁垒会得到充分地突出与强调。

在这样的业绩考评核算体系里，吴廷俊教授的《中国新闻史新修》应该是颇让人踌躇的。其实在先前，教材与著作似乎没有刚性的区隔。一个重要的例证是，二者的性质并非铁板一块，可以发生游移、转换。钱钟书的小说《围城》中有一段议论：“教授成为名教授，也有两个阶段：第一是讲义当著作，第二是著作当讲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