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祖炎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始终把文化建设放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重要战略地位，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同发展，推动文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作为当代中国文化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出版业在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然而，另一方面，在当代中国，以出版社为主体的出版管理已经与伦理学原则内在地结合起来了。但是，即便出版管理伦理发挥了克服私欲、矫正出版市场秩序的积极作用，人们还是看到了当代中国出版管理的伦理困境。

“出版管理伦理”是指在出版管理活动中管理学知识和伦理学原则的一种综合运用，意即按照一定的伦理道德要求使出版管理活动合目的性、合价值性和合伦理性，从而使出版管理活动更符合人性要求和人的发展。不可否认，在当代世界，伦理和出版管理的结合已经表现为当代管理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人类管理学已经从泰罗的“科学管理”和梅约的“行为科学管理”走了出来，而管理科学及其实践的伦理化业已呈现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然而，出版管理中的伦理法则追求却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当代中国的出版管理中，虽然管理伦理的理念已经一步一步地深入人心，但是，在出版业取得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出版物的价值取向、艺术格调、审美情趣却在逐年下降。弥漫于出版界的急功近利的风气造成了中国出版业的内在品质和外在效益的重大反差，它使得当代中国的出版业在国际竞争中明显地缺乏潜力。这无疑构成了当代中国出版管理的伦理困境。

面对此伦理困境，中国共产党深知出版管理伦理的本质即在于实现“以人为本”，这是中国古代先哲以民为本思想的发挥，更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在当下中国社会的出版界，“以人为本”似乎已经成为一个时髦的话语。但是，不了解“人”的真正含义，又怎么能够践行“以人为本”的出版管理伦理理念？《尚书》曾经提出：“惟天地万物之母，惟人万物之灵。”孔子在《论语》中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它的意义和道家提出的“道”有相同之处。它表明，无论是道家，还是儒家，他们均强调宇宙万物得以贯穿始终，这种“道”与“仁”强调贯通天、地、人，反映了中国古代伦理的博大精深、厚重高明，反映出立人道之规范，举万世之理想的千年法则。以此类推，实际上，任何出版物都不过是传“道”的载体。亦如孔子的《论语》所言：“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但是，一旦出版物背弃自身的人文使命，那么就会产生如同《易》所说的后果，即：“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

因此，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出版界，笔者认为还得要从出版管理伦理入手。以“出版管理伦理”助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就要求“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遵循文化发展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加强文化法制建设，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当代中国出版管理必须遵循一定的伦理原则，这至少应当包含以下三点。

第一，树立“和谐伦理观”的基本管理理念。“和谐伦理观”即是要强调通过“天人合一”的理念，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在出版管理中贯穿和谐伦理观。

首先，要借鉴中国古代的“一体之仁”的思想，实现人伦和谐。当然，出版管理中的人伦和谐并非是封建意义上的“君臣”观念。在当代中国社会，出版管理要实现人伦和谐就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人本主义”思想；贯彻执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努力做到“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始终注意把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出版管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仅如此，在微观方面，出版社内部要完善编辑考核管理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出版管理和谐伦理的实现。惟其如此，在公开、公平的竞争中，出版社人员才能够扬长补短，既达到个体的完善，又能够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

其次，要实现价值利益的和谐以及人与生态之间的和谐。所谓价值利益的和谐，就是要适当拉开出版社内部成员之间的利益分配差距，同时又要能够使得各个成员对于自己对社会贡献的估量形成恰当的合理的心理基础。因为价值利益的分配结果并非是出版社成员追求的唯一目的。而在价值利益上的和谐伦理观的贯彻即在于为了调动出版工作人员劳动创造的积极性。而所谓人与生态之间的和谐，乃是指出版社内部的精神生态和学术生态必须要实现应有的和谐。在当代中国社会，出版社内部要实现精神生态的和谐，就必须摒弃编辑队伍道德意识模糊不清的现象，就必须禁绝出版物质量参差不齐以及学术生态逐步恶化的不良现象，就必须大力发扬传统儒家的廉洁自律以及天下为公的精神，就必须使得编辑管理队伍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而达到构建和谐、公正的出版生态的目的。

第二，注重“法治与德治”的互相结合。“法治与德治”的结合历来是中国共产党治国执政的基本理念。在当代中国出版管理伦理中更加需要实现两者的结合。但是，在当下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问题并非是德治是否需要的疑问，而是德治对于法治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作为拥有千年儒家文化之根的民族来说，当下更应考量儒家德行理念对于出版管理的法治的影响作用。

众所周知，管理本身必须包含相应的人性假设的前提。这是因为人性假设的恰当与否直接关系到管理本身模式的有效与否。西方社会的基本管理模式历来主张以人性恶作为前提，而与之不同，中国儒家比较突出人性善的意义。从孟子的“人性之中皆有善端”，强调自律的积极作用，到荀子的“隆礼重法”。这些都充分地说明了中国传统伦理文明注重自律和他律相互统一的基本理念。运用到出版管理中，这就是要求出版管理不应单纯地注意法治的强制作用，而应当增强出版工作人员的责任心、道德感，使“德治和法治”两相结合，努力构建“自律”式的出版管理模式。毋庸置疑，这一出版管理伦理模式将会成为出版管理科学发展的崭新趋势。

第三，强调“仁爱、诚信”的综合运用。“仁爱”思想是儒家伦理的核心内容。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实际上已经超出了亲情的范畴，而将爱人之心推广到了宇宙、社会、家庭以及人际的各个角落。人们不应运用固化的观点看待儒家的“仁爱”思想，因为即使是在当代中国社会，儒家的“仁爱”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这在出版管理领域亦不例外。

首先，儒家的“仁爱”思想与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以人为本”理念取得融会。“仁爱”思想的倡导就是要在出版管理领域内外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人文关怀氛围，就是要善于化解各种利益矛盾，努力使出版管理领域形成亲民、爱民和惠民的良好局面。即是要在“仁爱”思想的指引下，多出那些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

其次，“仁爱”必须与“诚信”相互结合。无仁爱者必无诚信，而有诚信者又必须加强对仁爱精神的学习。所谓诚信，即是指每一个人都应当诚实，讲信用。“诚信”精神已成为出版管理伦理的内在要求。《中国出版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明确出版管理的基本要求就是诚信，认为：“发扬团结协作精神，诚实守信，重合同，守信誉。”因此，在“仁爱”和“诚信”理念的导引下，中国出版管理应当积极探索和完善以“诚信”为核心价值观的诚信保障体系。

总之，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表明了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主题。在这个文化建设过程中，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载体之一的出版行业，必将以加强出版管理伦理建设为契机更好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