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 霞

（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009）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要承担起人民和历史赋予的重大使命，就必须认真研究自身建设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领导改革发展中不断认识自己、加强自己、提高自己。”治党，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陈云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他70多年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始终和党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改革开放新时期，陈云以他崇高的政治威望和丰富的领导经验，当之无愧地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最重要的成员之一。晚年陈云高屋建瓴、总观全局，他更多地在思考具有治国意义的重大战略性问题。“治党”就是他着重思考、十分重视的战略问题之一。今天，回顾和研究陈云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对治党问题的思考，对于我们深入和拓宽陈云研究，特别是陈云党建思想的研究；对于我们进一步学习、理解和实践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改革之初，党和国家面临着包括党自身的建设和治理在内的十分复杂的形势。十年内乱使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遭受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党在和平建设时期探索治国理政道路的一次严重失误，民主政治、经济建设、思想文化都受到了严重破坏。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丢掉了，民主集中制没有了，党的组织和党风党纪遭到严重破坏。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经济发展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时代主题，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大的政治。然而进入新时期，党的建设和治理又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比如商品化浪潮的冲击，西方化、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挑战；领导干部老龄化、干部队伍青黄不接的问题；如何在改革开放条件下提高执政能力的问题等等。综观全局，只有使党经受住考验，社会主义中国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只有先治好党，才能治好国；如果党本身出现问题，就不能治好国。

在这样的情况下，陈云为新时期党的治理倾注了大量心血。按时间顺序，新时期陈云思考治党问题并积极实践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6年10月到1978年12月，此时陈云还没有恢复重要领导职务，但是他以老革命家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时刻关注着党的各项工作；第二阶段，1978年12月到1987年10月，陈云担任中纪委书记期间，这九年时间是新时期陈云思考治党问题较为集中和全面的时期；第三阶段，1987年10月到1992年10月，陈云担任中顾委主任期间。这三个阶段加起来有近20年的时间，这近20年里陈云秉承了他在延安时期就已成熟的党建思想，不断思考着新时期的治党问题，概括来说，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一、强调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重视党的思想治理

党的思想建设处于整个党的建设的首位，是党的各项建设的基础；党的思想治理也处于党的各项治理的首位，治好党的思想，才能治好党的组织、作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等其他方面。党的思想治理主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二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文革”中，在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的氛围下，假话、大话、空话、套话成风，形式主义盛行，严重背离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粉碎“四人帮”以后，客观上也并不存在立即对“文革”错误有清醒认识的条件。相当多的干部和群众，包括最高领导人在主观上都没有认识到“文革”的“左”倾错误。华国锋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不仅没有勇气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还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这时候是否能够及早地认识“文革”的错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

陈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较早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1977年9月，为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陈云特别撰写了“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的长文。在文章的开头他就提出，“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②陈云认为，治党首先必须强调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离开实事求是，我们就会从根本上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会陷入唯意志论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治党就无从谈起。实践也证明，什么时候坚持实事求是，我们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什么时候背离实事求是，就会遭受挫折甚至失败。正如邓小平所说：“这条思想路线，有一段时间被抛开了，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的危害，使国家遭到很大的灾难，使党和国家的形象受到很大的损害”。③1981年3月，陈云在同邓力群几次谈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时说，“建国以后，我们一些工作发生失误，原因还是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④。因此，陈云对于新时期党的思想治理，十分重视恢复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积极推动对“文革”期间的重大冤假错案实事求是地给予平反。⑤陈云直接提议复查和平反的党的重要领导人和文化界著名人士有：刘少奇瞿秋白、张闻天、萧劲光、马寅初、潘汉年、徐懋庸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陈云从党的利益出发，要求对反党集团的处理也必须实事求是。他指出：“对于这场政治斗争，不能从局部角度、暂时的观点来处理，必须从全局观点、以党的最高利益、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来处理。”⑥对毛泽东的评价，陈云也主张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不仅关系到对毛泽东个人，更关系到党的整个历史以及党的未来发展。陈云认为，“没有毛主席就没有共产党”，“但实事求是地说，有些问题毛主席也有责任”。⑦对历史决议中如何写毛泽东的错误，他的意见是：一毛主席的主要错误是违背了民主集中制；二党中央作为一个集体也要把责任承担起来；三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陈云对晚年毛泽东错误的这种分析，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⑧他还积极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配合邓小平突破“两个凡是”束缚的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改革开放带给我们更多机遇的同时，也带给我们更多挑战。正如陈云在198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所说，“现在有些人，包括一些共产党员，忘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丢掉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们为了私利，‘一切向钱看’，不顾国家和群众的利益，甚至违法乱纪。如报上多次公布的，那些投机诈骗，贪污受贿，非法致富，以及在同外国人交往中，不顾国格人格的现象等等。”⑨陈云认为，这些问题的出现，从根本上说，“同我们放松思想政治工作、削弱思想政治工作部门的作用和权威有关。应引为教训。”正因为此，陈云提出，“我们党是执政党，目前又处在新的发展时期，如何有效地进行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事关重大。”⑩他强调，“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更加要有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精神。”事实证明，陈云当时的这些观点都是完全正确的。

二、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重视党的组织治理

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党的组织治理，也是新时期治党的重要内容之一。党的组织治理也有两方面内容，一是坚持坚持民主集中制，二是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坚持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历来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但是客观地讲，从50年代末开始，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致被严重破坏。这既是“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原因，又是这一特殊时期的重要特征。1982年陈云在审阅十二大报告稿时，对报告稿中民主制度、民主生活很不够是“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的提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个问题实际上应该说，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因此，粉碎“四人帮”之后，恢复和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是陈云思考治党首先考虑的问题之一。他多次提出要恢复毛主席提倡的“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他讲话认为，这次大会真正实现了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他在中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说，“全会决定，一定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而且永远这样做”。他认为这是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对于今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对于党内安定团结，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历史经验证明，实行民主集中制，做起来很不容易”。陈云认为，首先要充分恢复和发扬党内民主。第一，党内要允许讲话，允许讲不同意见；领导干部要善于倾听不同意见，特别是反面意见。他提出，只要按照组织程序和组织原则严肃地提出来，“提第一次，我们欢迎；提第二次，我们也欢迎；提第三次，我们还是欢迎。”他认为，这样我们这个党就会立于不败之地，就会兴旺发达，大有希望。在陈云的提议下，十一大通过的党章中，加入了“允许党员保留意见的权利”一条。第二，重视发扬党内民主的制度建设。在陈云的主持下，中纪委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案）》。《草案》全文共十二条，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包括了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发扬党内民主，保障党员权利不受侵犯等内容。在经过多次反复讨论修改后，十一届五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使处理党内关系的原则得到了系统化、规范化和制度化。除了民主的一面，陈云也强调集中的一面，在倡导扩大党内民主的同时，还强调必须树立党的领导核心，把中央的方针、政策落实好，维护和加强党中央的权威。陈云认为，维护中央的权威，关系重大。“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成大事，社会也就无法稳定。”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文化大革命”给党的组织建设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文革”期间每年约有150多万人入党，但其中许多不合格的，甚至有一批“三种人”混入党内；而且原来的“党内的骨干差不多都被打倒了”，这就造成了干部队伍青黄不接的严重情况。陈云认为，解决干部队伍新老交班的问题，是新时期党的组织治理的重要问题。

陈云的干部队伍建设思想，在延安时期已经成熟。改革开放以后，客观条件有了很大变化，但是陈云的干部思想却始终没变。新时期如何解决干部交接班的问题？陈云主张：第一，要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为什么要强调成千上万？陈云认为，“成千上万，这是工作的需要”，只有成千上万地提拔经过选择的好的中青年干部，才能使我们的干部交接班稳定地进行，只有成千上万，才能使兴风作浪的分子搞不起大乱子。第二，要严格掌握政治标准。陈云主张，闹派性的骨干分子，打砸抢的分子，一个也不能提到领导岗位上来。“我说一个也不能。”“选干部，首先要看德，有才缺德的人不能用。德好，才差一些不要紧，放到领导岗位上锻炼几年，才干是可以练出来的。”五湖四海，加德才兼备，这陈云主张的提拔干部的大方针。陈云还提出，要培养“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党政领导干部。第三，“干部队伍要保持梯队结构”，要建设“第三梯队”。陈云认为，第二梯队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但是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的年龄相差太近，因此要求全党今后要努力把第三梯队建设好。他提出，“趁我们还在的时候，把第三梯队也建立起来”，这是“党和国家的大计”。十二大为新老干部的交替迈出了重要一步。在选举产生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中，一大批德才兼备、比较年轻的同志参加进来，其中有时任甘肃省建委副主任的胡锦涛，时年39岁。

三、强调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重视党的作风治理

抓党风，一直是治党的重要内容。陈云讲的党风问题，是一个“大党风”的概念，主要包括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民主集中制和党风廉政建设三个方面，其中前两个方面已经在前文中进行了论述。1982年以后，他谈的“党风”问题更多地侧重指反腐倡廉问题，要坚决制止以权谋私、违法乱纪等消极腐败现象的歪风邪气。

1980年11月，陈云在中纪委召开的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座谈会上，强调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把党风问题提高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提得最高的一次。这是陈云深刻总结党在执政以后的历史经验教训，并正确判断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形势之后提出的。“文化大革命”以后，思想和组织的混乱还没有理清；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犯罪有开始增多，党内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相当严重。陈云的这一判断，使党风治理这一重大的治党任务突出地摆在全党面前。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世界上许多执政多年的大党老党纷纷垮台，甚至亡党亡国，究其原因，最根本的还是脱离群众，失去了民心。如果我们脱离群众，以权谋私、贪污腐败，那么党的执政地位就会最终丧失，党也会走向自我灭亡。

正是基于对新形势下党风面临严峻考验的估计，党中央决定重建和恢复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纪委第一书记。在中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陈云就明确指出，中纪委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1979年10月中纪委就提出纠正经济领域中的不正之风，1981年又把这项工作列为端正党风的重点工作。陈云提出，“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十二大作出了有计划有步骤整党的决定。陈云在部署全面整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发言，表示同意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再次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陈云认为，“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对于治党风，陈云主张从三个方面抓起：第一，加强党员干部党性教育，提高党员干部党性修养。1984年，陈云在中纪委常委会提出的《加强纪律检查工作，保证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报告上批示：纪检工作应该研究新情况，适应新情况。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纪律检查部门和全党各级党的组织，必须重视执政党条件下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党性教育。”第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一起抓。1985年9月在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上，陈云指出，“在党内，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忽视思想政治工作，就不可能有好的党风；在社会上，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忽视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就不可能有好的社会风气。”第三，各级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陈云认为，整顿党风这件事，不可掉以轻心。少数党员、党员干部，特别是个别老党员、老干部，不能坚持党性原则，遇到歪风，跟着干；有些严重违反党纪、国法的事，如造假药、假酒等，发生在整党中。党内外的广大干部、群众，对这些事是极端不满意的，应引起全党认真注意。他要求三点：一是各级党组织要重视；二是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重视，要真正身体力行，作出榜样；三是老党员、老干部要重视，包括退居二线或者离休、退休的在内。他认为，在以身作则、关心党风党纪、发挥监督作用上，没有退居二线和离休、退休的问题。只要是党员，活着就永远处在第一线。他希望所有党的高级领导人员，在教育好子女的问题上，给全党带好头。“决不允许他们依仗亲属关系，谋权谋利，成为特殊人物。”

四、强调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重视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的提高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也是治党的重要内容之一。陈云在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中向来以头脑冷静、睿智务实著称，他在长期的革命和执政实践中，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正确有效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特别是担任中顾委主任时期，随着年事渐高，他有意识地把这些思想和方法介绍给年轻领导，希望他们能够把领导改革开放的各项工作做好，提高党的整体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这可以看作是陈云对党的领导干部的政治嘱托，对提高领导干部的工作水平和党的执政能力有着重要意义。概括起来，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思想方法问题。陈云认为，思想方法的核心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陈云的解释是：“实事，就是要弄清楚实际情况；求是，就是要求根据研究所得的结果，拿出正确的政策”。这说明，实事求是不仅是党的思想路线，也是具体工作中要坚持的思想方法。陈云认为，人之所以犯错误，都是由于不了解实际情况，更多地是了解得不全面，就匆忙地决定对策，使得主观与客观想脱离，也就是没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既然犯错误的原因在于不同程度的背离了实事求是，那么减少错误的根本办法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这就是“思想方法要对头”。在实际工作中怎样做到实事求是？陈云有明确回答，就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十五字诀”。

二是加强学习的问题，特别要学哲学，还要学历史。1981年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几点意见中，他谈到，“在党内，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学哲学，有根本的意义”。“青年人要知道我们的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他强调“这件事情现在要抓，以后也要抓，要一直抓下去。”担任中顾委主任以后，陈云在同中央和地方的主要负责人谈话时，都曾多次强调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1987年7月，陈云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谈话记录被收入《陈云文选》，题为“身负重任和学习哲学”。他指出，“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在我们在新的形势下，全党仍然面临着学会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这项最迫切的任务”1988年5月，陈云接见浙江省几位主要领导，在谈了粮食问题之后，对他们语重心长地说：“我想劝你们一件事：领导同志要学点马克思主义哲学”。他说，不要怕人家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过时了，没有过时，永远不会过时。无论工作如何忙，也要抽点时间学习。“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思想上的基本建设”。

三是领导方法的问题。首先陈云认为，领导干部要思考战略问题。能够“深谋远虑”，是领导干部应该必须具备的一种能力和素养，陈云十分看重这一点。1982年，他就提出“上层机构要有人专心考虑大问题”，又提到建国初他就提过的“瓜皮帽”、“水烟袋”的比喻。“‘瓜皮帽，水烟袋’，旧商人中有一种人专门考虑‘战略性问题’。我们现在的经济机关，不大考虑这方面的问题。我们要有这样的战略家”。担任中顾委主任以后，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他语重心长地多次提出，“要拿出一定时间‘踱方步’，考虑战略性的问题”。再者陈云认为，工作要抓实。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抓落实是领导工作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是党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的根本要求，也是衡量党员领导干部世界观正确与否和党性强不强的一个重要标志。陈云特别向中央负责同志提出过，“工作要抓实”。1990年，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自从江泽民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来，制定了不少好的方针、政策。现在的关键是要抓落实。”陈云认为，工作不能浮在面上，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办法还不够，要贯彻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才能最终取得成效。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陈云还举了三年困难时期解决粮食和稳定物价以及新时期宝钢项目继续上马的例子。

在陈云看来，“治党”是和“治国”相对应的一组概念，要把治党放在治国的高度来看待，治国首先要治党。1977年8月，陈云出席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小组发言中，他提出：“抓纲治国，首先要治党”。这是至今在关于陈云公开出版的文献中，能够找到的唯一一次他直接提到“治党”的论述。“抓纲”是迫于形势的压力不得不提的，“治国”和“治党”才是陈云真正要谈的问题。实际上，陈云在这里提出了他自己对于治国方法的认识，也即“治党”对“治国”，或者说“党治”对“国治”的重要意义，从而异常有力地凸显出治党的重要性。正像邓小平所说，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要出问题，也是出在党内。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建党9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陈云在新时期思考治党问题的经验结论，在今天仍然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对当前我们党的治理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一个政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治党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必须常抓不懈、狠抓不懈。

[注 释]

②《陈云文集》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41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8页。

④《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

⑤《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2页。⑥《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页。⑦《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541页。

⑧《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542页。

⑨《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2页。⑩《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