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树金，涂志敏

（湖南大学 经济与贸易学院，中国 长沙 410079）＊

一、引 言

Lall，Weiss and Zhang（2006）认为国家收入水平越高，其出口的产品就越“复杂”，从而以各国每种产品出口额占该产品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为权重，定义出口产品复杂度为出口该产品的所有国家的人均收入的加权平均［1］。但该权重可能低估小国中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产品，而高估大国的作用。Rodrik（2006）、Hausmann、Hwang and Rodrik（2007）以各国出口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为权重，采用类似方法定义一国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以及整体出口技术水平，研究发现中国出口技术水平显著高于相同收入水平的其他国家；但他们忽视了我国经济发展和贸易开放的地区不均衡以及产品质量的差异，这 样 可 能 高 估 我 国 出 口 技 术 水 平［2，3］。Xu（2006，2010）以我国沿海9个省份的人均GDP的加权平均（以各省份的出口份额为权重）来替代全国人均GDP，并以出口产品的单位价格来衡量产品质量，对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进行质量调整；计算发现1990s中期以后，我国整体出口技术水平是与经济发展水平一致，并没有Rodrik（2006）所认为的那么高［4，5］。杜修立、王 国 维（2007）则 认 为 一 类 产 品 越由高（低）收入国家生产，该产品的复杂性越高（低），修正Lall，Weiss and Zhang（2006）指数，实证分析认为，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技术水平得到了提高，但仍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OECD国家水平［6］。姚洋、张晔（2008）考虑到加工进口贸易的影响，基于投入产出表，建立我国出口品国内技术含量指标，结果发现我国1997～2002年国内技术含量迅速下降［7］。Van Assche and Gangnes（2010）认 为加工贸易的存在可能造成出口技术水平的高估，他们使用产品生产数据，类似于Rodrik（2006）的方法计算了电子产品的技术复杂度，并没有发现我国电子产品特别“复杂”［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