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朝蕾

魏晋时期，随着史学脱离经学而获得独立地位，史注亦由单纯注重训诂向训诂与义理双轨并行转化。刘勰曾称“论”之体“辨史，则与赞评齐行”[1]326，又称注体“若夫注释为词，解散论体，杂文虽异，总会是同”[1]328，可见就明理而言，注与论有相通之处。裴松之《三国志注》列古代四大名“注”之首，清代四库馆臣评论其贡献综其为六端，首先称其“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充分肯定其在事理辩驳方面的特点。逯耀东先生在《裴松之<三国志注>的自注》一文中指出：“裴松之自注却是魏晋史学脱离经学转变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捩点”[2]，即是针对其自注多发议论之特点而立论的。

《三国志》卷十一《魏书·傅臻传》注引《旧事》，称臻孙傅权作左思《吴都赋叙》及注，裴松之批评曰：“叙粗有文辞，至于为注了无发明，直为尘秽纸墨不合传写也。”由此可见在裴松之看来，为注须有所“发明”，也就是要谈出自己的见解，表现自己的“史识”。裴松之《三国志注》不仅拾遗补缺，而且多有“发明”，其“发明”之处正是其论“理”之所在，也就是其《上<三国志注>表》中所谓“缋事以众色成文，蜜蜂以兼采为味，故能使绚素有章，甘逾本质。”《宋书·裴松之传》载，“松之所著文论及《晋纪》，骃注司马迁《史记》，并行于世”[3]，其“文论”虽已失传，但由此亦可得知裴松之擅长作论，具有较强的论辩能力。

关于《三国志注》之内容与体例，裴松之 《上〈三国志注〉表》中曾做过说明：“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