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朝蕾

魏晋时期，随着史学脱离经学而获得独立地位，史注亦由单纯注重训诂向训诂与义理双轨并行转化。刘勰曾称“论”之体“辨史，则与赞评齐行”[1]326，又称注体“若夫注释为词，解散论体，杂文虽异，总会是同”[1]328，可见就明理而言，注与论有相通之处。裴松之《三国志注》列古代四大名“注”之首，清代四库馆臣评论其贡献综其为六端，首先称其“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充分肯定其在事理辩驳方面的特点。逯耀东先生在《裴松之<三国志注>的自注》一文中指出：“裴松之自注却是魏晋史学脱离经学转变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捩点”[2]，即是针对其自注多发议论之特点而立论的。

《三国志》卷十一《魏书·傅臻传》注引《旧事》，称臻孙傅权作左思《吴都赋叙》及注，裴松之批评曰：“叙粗有文辞，至于为注了无发明，直为尘秽纸墨不合传写也。”由此可见在裴松之看来，为注须有所“发明”，也就是要谈出自己的见解，表现自己的“史识”。裴松之《三国志注》不仅拾遗补缺，而且多有“发明”，其“发明”之处正是其论“理”之所在，也就是其《上<三国志注>表》中所谓“缋事以众色成文，蜜蜂以兼采为味，故能使绚素有章，甘逾本质。”《宋书·裴松之传》载，“松之所著文论及《晋纪》，骃注司马迁《史记》，并行于世”[3]，其“文论”虽已失传，但由此亦可得知裴松之擅长作论，具有较强的论辩能力。

关于《三国志注》之内容与体例，裴松之 《上〈三国志注〉表》中曾做过说明：“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4]1471简言之，即补阙、备异、惩妄、论辩。此处所言的史论即指其论辩部分中对史事人物及史家史书的评论，是以“臣松之以为”的方式出现的，是经过资料考辨后提出的个人见解。其虽在整个《三国志注》中所占比例不大，但却是其精旨深义之所在，不仅表现了其深刻的史学思想，而且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一、“辨章事理，贵得当时之宜”的论辩思想

在《魏书·高柔传注》中，裴松之提出“贵得当时之宜”的观点，曰：“臣松之以为辨章事理，贵得当时之宜，无为虚唱大言而终归无用。浮诞之论，不切于实，犹画魑魅之象，而踬于犬马之形也。……是何异丛棘既繁，事须判决，空论刑措之美，无闻当不之实！其为迂阔，亦已甚矣。”[4]卷24，688也就是说，辨章事理、评价人物要从具体的历史情境出发，发表言论则要切实务用，切忌浮诞虚无。在这种论辩思想指导下，裴松之对魏晋诸多史实进行辨析。《魏书·三少帝纪注》曰：“壹畏逼归命，事无可嘉，格以古义，欲盖而名彰者也。当时之宜，未得远遵式典，固应量才授赏，足以醻其来情而已”，[4]卷4，140强调的是“当时之宜”对封赏的影响。《魏书·荀彧荀攸贾诩传》载：“建安十三年，太祖破荆州，欲顺江东下。诩谏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汉南，威名远著，军势既大，若乘旧楚之饶，以飨吏士，抚安百姓，使安土乐业，则可不劳众而江东稽服矣。’”裴松之针对贾诩此谋，指出“臣松之以为贾诩之此谋，未合当时之宜”，之后结合具体情况对贾诩的计谋进行分析，“于时韩、马之徒尚狼顾关右，魏武不得安坐郢都以威怀吴会，亦已明矣。彼荆州者，孙刘之所必争也。荆人服刘主之雄姿，惮孙权之武略，为日既久，诚非曹氏诸将所能抗御。故曹仁守江陵，败不旋踵，何抚安之得行，稽服之可期？……然则魏武之东下，非失算也。诩之此规，为无当矣。”[4]卷10，330对当时形势分析得清晰明了，论证严密，有理有据，由此可见裴松之对三国史之熟稔及其胸中之文韬武略。

结合“当时之宜”，裴松之对魏晋史学著作中的某些观点进行评析辨论。如徐众《三国评》论全琮散父财以济灾民之事曰：“《礼》，子事父无私财，又不敢私施，所以避尊上也。弃命专财而以邀名，未尽父子之礼。” 针对徐众的观点，裴松之提出不同见解：“臣松之以为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琮辄散父财，诚非子道，然士类县命，忧在朝夕，权其轻重，以先人急，斯亦冯煖市义、汲黯振救之类，全谓邀名，或负其心。”[4]卷60，1381二者相较，则不难发现裴松之结合具体历史情境进行评议，而徐众则拘泥于经学思维，其识见之高下不言而明。

关于史料之真伪，裴松之曾指出：“史之记言，既多润色，故前载所述有非实者矣，后之作者又生意改之，于失实也，不亦弥远乎？……后之学者将何取信哉？”[4]卷1，19针对不同史籍所载史实之异，裴松之在辨析史料的基础上，结合具体情形，提出自己的见解。如同为孔融弃市，其子之反映，《魏氏春秋》与《世语》所载有所异，裴松之对其进行辨析：

臣松之以为《世语》云融二子不辞，知必俱死，犹差可安。如孙盛之言，诚所未譬。八岁小儿，能玄了祸福，聪明特达，卓然既远，则其忧乐之情，宜其有过成人，安有见父收执而曾无变容弈棋不起，若在暇豫者乎？昔申生就命，言不忘父，不以己身将死而废念父之情也。父安犹尚若兹，而况于颠沛哉？盛以此为美谈，无乃贼夫人之子与！盖由好奇情多，而不知言之伤理。[4]卷12，373

裴松之肯定《世语》所载“犹差可安”，指出孙盛《魏氏春秋》由于好奇情多，而言之伤理，“以此为美谈”，反而“贼夫人之子”。其评价以人之常情为基础，结合彼时彼境，更具理性色彩。

亦有对史实本事进行的辨析，其出发点依然为具体事情具体分析，如《蜀书·关张马黄赵传》注曰：

《山阳公载记》曰：超因见备待之厚，与备言，常呼备字，关羽怒，请杀之。备曰：“人穷来归我，卿等怒，以呼我字故而杀之，何以示于天下也！”张飞曰：“如是，当示之以礼。”明日大会，请超入，羽、飞并杖刀立道，超顾坐席，不见羽、飞，见其直也，乃大惊，遂不复呼备字。明日叹曰：“我今乃知其所以败。为呼人主字，几为关羽、张飞所杀。”自后乃尊事备。

臣松之以为超以穷归备，受其爵位，何容傲慢而呼备字？且备之入蜀，留关羽镇荆州，羽未尝在益土也。故羽闻马超归降，以书问诸葛亮“超人才可谁比类”，不得如书所云。羽焉得与张飞立直乎？凡人行事，皆谓其可也，知其不可，则不行之矣。超若果呼备字，亦谓于理宜尔也。就令羽请杀超，超不应闻，但见二子立直，何由便知以呼字故，云几为关、张所杀乎？言不经理，深可忿疾也。袁晔、乐资等诸所记载，秽杂虚谬，若此之类，殆不可胜言也。[4]卷36，947

此处，裴松之从正反两方面进行反驳，正面举两处证据，一为马超当时穷途末路而归依刘备，受其爵位，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不会傲慢而呼刘备之字；二为其时刘备在荆州，不在益州，有关羽给诸葛亮的书信为据。反面则以假设出之，假如马超果然直呼备字，见关、张直立亦无从得知其因直呼备字而几为关、张所杀。有理有据，颇具说服力。因此，得出“言不经理，深可忿疾”的结论。

二、析之以理的论辩方式

受魏晋谈辩之风的影响，裴松之非常重视“理”在辨伪祛妄、探求历史事实过程中的作用。除了上文所引的批判孙盛“盖由好奇情多，而不知言之伤理也”，指责《山阳公载记》“言不经理，深可忿疾”，在《三国志注》中随处可见其对“理论”的重视，“理”成为无所不在的评价标准。如《蜀书·蒋琬费祎姜维传注》指出：“夫功成理外，然后为奇，不可以事有差牙，而抑不然。”“沾小之守，居静之理，何以过于此哉！”

裴松之不仅谈“理”，而且往往采用析之以理的方式以辨证那些无法验之以实的史料是否属实。《魏志·武帝纪》“建安五年”条下，裴松之针对《三国志》载官渡之战时，曹操“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以理析之，从曹操破黄巾受降卒三十余万，有足够兵力与袁绍对阵，战斗经过及结局三个方面进行论证，从而推论其时曹操兵力绝非不满万人。又举《钟繇传》曹操送兵马于钟繇为旁证，进一步证明《三国志》与《世语》记载之失实。此类史料无法验证，裴松之用析之以理的方式进行辨析，使之真伪自现，具有较强的说服力，由此亦可见裴松之思辨能力之强。

裴松之不仅以析之以理的方式辨析史料之真伪，而且在对史料辨析后，进一步“颇以愚意有所论辩”。荀彧是曹操的重要谋臣，是一位颇多争议的历史人物，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六“荀彧条”曰：“荀彧一传，陈寿以其为操谋主，已列魏传内，蔚宗以其为心向王室，乃入汉臣。”关于荀彧究竟为汉臣还是魏臣的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袁宏在《后汉纪》中论其曰：“刘氏之泽未尽，天下之望未改。故征伐者奉汉，拜爵赏者称帝，名器之重，未尝一日非汉。魏之平乱，资汉之义，功之克济，荀生之谋。谋适则勋隆，勋隆则移汉，刘氏之失天下，荀生为之也。若始图一匡，终与势乖，情见事屈，容身无所，则荀生之识为不智矣。若取济生民，振其涂炭，百姓安而君位危，中原定而社稷亡，于魏虽亲，于汉已疏，则荀生之功为不义也。”[5]在袁宏看来，荀彧乃不智不义之辈，显然是将其视为魏之开国功臣的。范晔《后汉书》则将荀彧与孔融同传，视其死乃为汉室尽节，论曰：“自迁帝西京，山东腾沸，天下之命倒悬矣。荀君乃越河、冀，间关以从曹氏。察其定举措，立言策，崇明王略，以急国艰。岂云因乱假义，以就违正之谋乎？诚仁为己任，期纾民于仓卒也。……方时运之屯邅，非雄才无以济其溺，功高执强，则皇器自移矣。此又时之不可并也。盖取其归正而已，亦杀身成仁之义也。”[6]范晔称荀彧“反其归正，杀身成仁”，其评价不可谓不高。在《三国志》中，陈寿对荀彧的评价为“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风，然机鉴先识，未能充其志也”[4]卷4，332。针对这一评论，裴松之论曰：

世之论者，多讥彧协规魏氏，以倾汉祚；君臣易位，实彧之由。虽晚节立异，无救运移；功既违义，识亦疚焉。陈氏此评，盖亦同乎世识。臣松之以为斯言之作，诚未得其远大者也。彧岂不知魏武之志气，非衰汉之贞臣哉？良以于时王道既微，横流已极，雄豪虎视，人怀异心，不有拨乱之资，仗顺之略，则汉室之亡忽诸，黔首之类殄矣。夫欲翼赞时英，一匡屯运，非斯人之与而谁与哉？是故经纶急病，若救身首，用能动于险中，至于大亨，苍生蒙舟航之接，刘宗延二纪之祚，岂非荀生之本图，仁恕之远致乎？及至霸业既隆，翦汉迹著，然后亡身殉节，以申素情，全大正于当年，布诚心于百代，可谓任重道远，志行义立。谓之未充，其殆诬欤！[4]卷10，332

此不啻为一篇观点鲜明的驳论文，开篇先摆出要批驳的靶子，将当时对荀彧批判的观点列出，然后点明陈寿之评与此相类。之后结合时势进行分析，揣度荀彧在王道既微、人怀异心之时，辅佐曹操实为不得已，因其时，除此之外，无更合适人选。在曹操代汉之心暴露之后，荀彧亡身殉节，以申素情，并非如世人所言怀疚而亡。较之前文所引袁宏、范晔之论，不难发现，裴松之此论，观点新颖，见解独到，是一篇为荀彧翻案的驳论文，“裴松之论荀彧不仅超越当时汉臣或魏臣的范畴，而且从当时的情势讨论，荀彧不得不与曹操合作，的确不同于一般‘世论’，是魏晋以来讨论荀彧与荀彧之死，最深刻持平之论。”[2]341

三、取譬连类、辞符其实的语言风格

裴松之提出“拟人必于其伦，取譬宜引其类”[4]699的观点，前者是就史体而言，“列传之体，以事类相从。张子房青云之士，诚非陈平之伦。然汉之谋臣，良、平而已。若不共列，则余无所附，故前史合之，盖其宜也”[4]卷10，332；后者则可理解成其修辞观，虽较之前人无多大进步，与其譬喻论证的语言风格相对照，亦可发现其史论说理形象生动、通俗易懂之特点与其修辞观紧密相关。裴松之在论及陈寿《三国志》将贾诩与荀彧、荀攸合传时，曰：“魏氏如诩之俦，其比幸多。诩不编程、郭之篇，而与二荀并列，失其类矣。且攸、诩之为人，其犹夜光之与蒸烛乎！其照虽均，质则异焉。”[4]卷10，332以一形象的比喻“夜光”与“蒸烛”而将贾诩与二荀貌同而实异的特点区别开来，证明陈寿将其合传之不宜。

裴松之虽没有明确提出史论应该具有怎样的语言风格，却提出“凡记言之体，当使若出其口。辞胜而违实，固君子所不取，况复不胜而徒长虚妄哉”[4]卷22，642的观点。所论虽为记言之体，亦可见其语言观，也就是说他主张文如口出，平实自然，辞符其实，反对“浮诞之论，不切于实”[4]688。《三国志注》史论是其语言观的具体体现，其论杨彪曰：“杨公积德之门，身为名臣，纵有愆负，犹宜保佑，况淫刑所滥，而可加其楚掠乎？若理应考讯，荀、孔二竖岂其妄有相请属哉？宠以此为能，酷吏之用心耳。虽有后善，何解前虐？”[4]卷26，722论法正曰：“蜀与汉中，其由唇齿也。刘主之智，岂不及此？将计略未展，正先发之耳。夫听用嘉谋以成功业，霸王之主，谁不皆然？魏武以为人所教，亦岂劣哉！此盖耻恨之余辞，非测实之当言也。”[4]卷37，961以平常之言道深刻之理，深入浅出，耐人寻味。

对于“辞胜而违实”的现象，裴松之持批判态度，指出“凡相称荐，率多溢美之辞，能不违中者或寡矣”[4]卷21，619。在《三国志注》中，裴松之力求以平实之语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其论许靖曰：“孔子称‘贤者避世，其次避地’，盖贵其识见安危，去就得所也。许靖羁客会稽，闾阎之士，孙策之来，于靖何为？而乃泛万里之海，入疫疬之乡，致使尊弱涂炭，百罹备经，可谓自贻矣。谋臣若斯，难以言智。孰若安时处顺，端拱吴、越，与张昭、张纮之俦同保元吉者哉？”[4]卷38，966对许靖进行客观评价，行文自然，语言质实，因为在裴松之看来，“以爱憎为厚薄，又亏于雅体矣”，[4]卷21，628所以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时，要不违中，必须超越个人之爱憎情感。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注的兴起促进了史论的发展。裴松之《三国志注》史论是在鲜明的论辩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论辩实践，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史注中以“臣某某”的方式品评历史、断以己意，裴松之有开山之功。自唐代之后，正史之史论皆冠以“史臣曰”，这种形式亦应受裴松之《三国志注》之影响。

[1]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2]逯耀东.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M].北京：中华书局，2006：261.

[3]沈约.宋书：卷64[M].北京：中华书局，1974：1701.

[4]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5]袁宏.后汉纪:卷30[M].北京：中华书局，2002:581-582.

[6]范晔.后汉书:卷70[M].北京：中华书局，1965:2291-22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