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文春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广东 广州，510006)

宋太宗诏集宋初文化精锐力量修纂《太平广记》(下文简称《广记》)，为后世提供一部“稗说之渊海”。对于太宗诏修《广记》的意图，后人说法不一，其中一种较有影响的观点认为是为了消弥五代士怨，现代一些学者则提出娱乐消闲说，认为太宗诏修《广记》乃出于对小说娱乐性的偏爱。两种观点都具有合乎情理的证据，但如果从宋初的文化语境中去解读太宗诏编《广记》的意图，则不但可将两者整合起来，还可能有新的发现。

一、诏修目的的“消弥士怨说”和“娱乐消闲说”

认为太宗诏编《广记》出于消弥五代士怨目的的说法最早见于南宋王明清的《挥麈后录》，其卷一云:“太平兴国中，诸降王死，其旧臣或宣怨言，太宗尽收用之，置之馆阁，使修群书，如《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广记》之类，广其卷帙，厚其廪禄，赡给以役其心，多卒老于文字之间云。”[1](53)这一说法对后世影响极大，元代的刘埙，明代的谈恺、胡应麟、陆深，直至近代鲁迅、胡道静等人都持相似的看法。但它也不是无懈可击的，南宋李心传《旧闻证误》卷一引述朱希真的话(即王明清之言)后，辩驳道：“按《会要》，太平兴国二年，命学士李明远、扈日用偕诸儒修《太平御览》一千卷、《广记》五百卷。明年，《广记》成。八年，《御览》成。九年，又命三公及诸儒修《文苑英华》一千卷，雍熙三年成。与修者乃李文恭穆、杨文安徽之、杨枢副砺、贾参政黄中、李参政至、吕文穆蒙正、宋文安白、赵舍人邻几，皆名臣也。杨文安虽贯浦城，然耻事伪廷，举后周进士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