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新华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410083)

“五四”时期，我国前辈译家认识到了翻译的重要价值和社会功能，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译介过来。由于我国当时没有专职翻译队伍，一代文人便自觉地担负起了翻译的重任，并取得了骄人的成就。由于译家们所选作品的题材与体裁不一，其翻译方法与手段也就因人而异。译家不同的文学主张影响其翻译理论和主张，加上翻译活动本身的复杂特性，翻译争鸣不可避免。但由于宗派情绪的对立，有的借翻译批评之名，实行各派别间的相互攻击和漫骂。这使得当时中国文坛笼罩在一片“唇枪舌战”的烟雾之中。论战过去多年，我们应对其有个公正的评价。本文主要论述以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与胡适、鲁迅和茅盾等文人的几次翻译论战，以澄清一些翻译史实。

一、与胡适派文人的论战

“五四”时期，以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高举浪漫主义旗帜登上中国现代文坛，为新文学开创了内部论争的新局面。创造社同仁一上阵就又是跟当时鼎鼎有名的胡适博士论辩，又是跟声势浩大的文学研究会对垒，其胆识令人钦佩。但他们考虑问题尚欠全面，故在新文学内部造成了“自相残杀”的局面。由此看来，翻译论争的消极影响不可否认。但通过论战，阻止了“滥译”的蔓延，促进了翻译质量的提高。因而翻译“论战”的积极意义也不可抹杀。

造成“论战”的主要原因是创造社成员片面地认为“五四”以来，我国封建文学早被打垮，鸳鸯蝴蝶派也未剩多大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