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全照，布莉莉

(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 南京，210093)

大屠杀一直是时代表意的焦虑，这一巨大的言说重压一方面抑制甚至淹没了当代的想象力，另一方面也可能激发和成就一些作家的写作抱负。事实上，在国外的当代小说中，描写战争创伤、书写心灵戕害的作品不在少数。如：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鸟之歌》(塞巴斯蒂安·福柯，1994)；反映越南战争的提姆·奥布里安的《如果我死在战斗区》(1995)；刻画二战中犹太人不幸遭遇的《四处散落的碎片》(安妮·迈克尔斯，1997)、《辛德勒的名单》(托马斯·肯尼利，1982)、《钢琴师》(瓦拉迪斯罗·斯皮曼，1999)、《朗读者》(本哈德·施林克，1995)等。专门研究创伤小说的英国学者安妮·怀特海德的分析表明，这些小说都在探索利用比喻表达和间接表达的新叙述模式，因为大屠杀表现了历史连续性的一种断裂，通过传统的知识框架是不可知的。[1](95)研究表明，类似于二战、大屠杀这样的创伤经验，包含一种令人不知所措并抗拒语言或表达的力量。创伤加之于表达的挑战，使得历史真实再也不能直接呈现或在传统的现实主义模式中被表达。[1](99)这种言说的巨大压力，对小说的形式与叙事策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使其在传统的书写模式中寻求突围，知其不可言而言之。

南京大屠杀是中华民族记忆中不可承受之重，作为史无前例的民族伤痛，其残酷、暴虐已经超出了人类的想象极限。但是，面对1937年12月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国当代小说的笔触一直畏葸不前，缺乏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