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

今年是“八二宪法”颁布三十周年，“八二宪法”是中国改革史中的一件大事，标志着以经济先行的常态国家建构具有了正式的宪法基础，同时也正式开启了改革时代法制建设的大幕，设定了法制建设的合法性基础和边界。然而，这又不是一次孤立的、与传统彻底断裂的创新事件，而是在政治决断和根本法意义上对“五四宪法”甚至《共同纲领》的一种结构性的回归。正是在具有回归内涵的改革进程中，新中国的法统才具有了宪法上的连续性和正当性，改革才始终在相对保守的改良主义轨道上前进，而没有演变成再一次的激进主义革命。自“八二宪法”始，中国赢得了三十年的改革建设稳定时期，迅速在经济、社会、民生、法治等诸多层面形成了某种“中国经验”，且颇具规模化和结构性意义。然而，这毕竟是一部“改革宪法”,[注]关于改革宪法的较为准确的解释与论述，参见夏勇: “中国宪法改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一部在执政党领导权体制下的宪法。“八二宪法”在序言和总纲中写下了内涵极其丰富的宪政民主制度要素，但其条理化、程序化和制度化进程并不显著。[注]田飞龙博士将这里的“条理化、程序化和制度化“设定为政治宪法学的基本理论任务，参见田飞龙：“政治宪政主义——中国宪政转型的另一种进路”，北京大学法学院2012届博士学位论文。“改革宪法”已然确立了“宪法出场，革命退场”[注]这就是我近年来屡屡强调的“革命的反革命”逻辑，具体参见高全喜：“宪法与革命及中国宪制问题”，《北大法律评论》第11卷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