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 敏

近日，刘志勤先生撰写的督促美国改革开放的评论文章，引起了国内外知识思想界高度关注。在笔者看来，美国当下面临的政经困境的确够得上改革二字，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美国当下的国运走势的确正处于一个关键阶段，倾听大洋彼岸的声音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也有观点认为，现阶段美国仍然不会改革，抑或还没到火烧眉头的焦虑程度，美国独特的国情模式是制约和助长其傲慢和自负的最大资本，这其实就是著名的“美国例外论”所宣扬的逻辑，美国总能自我体制创新，无需借用外部世界的头脑。总之，替美国人考虑改革的事情，似乎是我们多虑了。

然而，“例外论”的叙述与真实历史存在着一定距离。在历史上，美国人寻求制度创新和改革进步的动力，有很大部分来自于外部世界的影响和施压。

以20世纪初的进步改革运动为例，彼时的美国虽然跃居世界头号工业强国，但在诸多社会政策领域落后于欧洲的发展水平。美国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垄断特性和对劳工权利的漠视，市政规划水平的低下，政党分肥制度造成的腐败，以及科技教育水平的不足等，纷纷成为欧洲知识界和思想界批评的对象。可以说，进步时代的美国精英正是在外部批评下，开始寻求可供借鉴的模式和经验教训。为什么当时有很多美国人赴德国留学，为什么参与新闻黑幕揭发运动的名记者们几乎都有欧洲工作和生活的履历，为什么美国彼时的新国家主义思潮和政治制度改革带有浓厚的西欧社会民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