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成虎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公共管理系， 北京 100192）

一、引论

对于西方绝大多数政策分析者而言，处理复杂的政策问题需要一套系统化的操作程序，以此来限制和缩小政策分析过程中的主观任意性。但他们似乎很少讨论政策分析程序背后的认识论依据，对于政策分析应包含的关键环节，他们的看法似乎也不够科学和完整。

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引进西方的政策科学，并将其归入政治学或公共行政学的范畴，[1]由于对西方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的了解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滞后性以及逻辑跳跃性，[2]我国政策分析的文献普遍没有对“政策（过程）研究”（policy studies）和“政策分析”（policy analysis）做出区分，甚至将政策运行过程的描述混同于政策分析的程序，[3]（P186－187）以至于特定问题的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在研读了政策学所提供的理论和方法后，对如何制定或分析公共政策仍茫然无知。[4]因此，我们对看似“常识”的政策分析程序重新进行“分析”仍然是很有必要的。

二、主要文献回顾

自哈罗德·拉斯韦尔于1951年创造性地提出“政策科学”的概念以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西方公共政策研究领域逐渐形成了“政策研究”和“政策分析”两种不同的路径。[5]（P14）前者是“关于政策和政策过程的知识”（knowledge of policy and policy process），旨在通过描述性和解释性方法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中的政策制定过程；后者是“关于政策过程中和用于政策过程中的知识”（knowledge for and in policy process），旨在生产可用于解决政策问题的知识、方法和工具。对于那些将公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