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秋子

我的知青时代

清秋子

应该承认，我目前的意识很混乱，简直不知真理为何物了，该向哪一个方向倾倒？摇摆不定。只知道“存在决定意识”，这多少还是个真理吧。

在今日，当经济活动成为主流之后，拜金就不可避免地成为狂潮。种种的怪象，冲击着传统道德的底线，所谓“宁愿坐在宝马里哭”者，不过是心直口快的时尚青年宣言罢了，它揭破了一层面纱。

当面纱被揭去后，很多人才惊呼：“这可怎么得了？”

当然也有坚持狙击这股狂潮的，可是，一些怀旧者心目中的利器，是昨日“革命”的范式。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旧时的一切皆好或总体不错，比如平等、公平、朴素、有信仰等等。

那个“十年狂飙”的年代，是否真的像怀旧者们所说的那样瑰丽呢？

我以为，起码1970年代后出生的人，他们的青春，并未在“革命年代”里淬炼。他们心目中的“革命”，免不了有赵括式大话的嫌疑。

我好歹是那个“革命”年代里摸爬滚打过来的，在这里，只想十分淡然地回忆一下当日的一些细节。

细节，有时候才是本质。

考证那时的历史，不能只读冠冕堂皇的文章。

生活粗糙的树皮，要亲自用手摸过，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感觉。

我想，那些未经过“暴风雨”磨炼的年轻人读了，或许就会有一些思想触动；再或许，他们会明白：这世上最畅快的事，是诅咒发誓；而最难办的事，是日常生活。

下面就是我在知青生活中的一些细节。点点滴滴，都是扎在我记忆中的刺——当然也有花儿。

啥叫“日出而作”？

当年知青下乡，需要过诸多“关”，有“生活关”、“劳动关”、“思想关”等等，其中“劳动关”是最严峻的一关。生活上卫生不卫生的，心一横，也就挺过去了，可农村的重体力劳动，那不是靠意志就能扛得住的。

需要讲明一点：那年头的知青，虽然号称青年，其中年龄最小的一届，只有十六岁，算是初三毕业。搁到现在，那就是“金枝玉叶”了。

我们当年，也是金枝玉叶。可是，一声号召，一夜之间就要变成强劳力。若干年前，我看央视一套节目，说是沈阳有一所中学，把高中学生打发到街头去做义务咨询，冻了一个上午，不少同学都感冒了。说到这儿，男主持人痛心疾首，好像学校把孩子们打发到奥斯维辛去呆了三年似的。我心想：冻了一上午，就奥斯维辛了，这时代，是进步得太多了！

公社时代，可以说是有农业史以来，劳动时间最长、效率又不太高的一个时代。原因是：集体劳动，是挣工分计酬，要想挣得多，就要想方设法延长劳动时间，以至于原来冬天的“猫冬”也取消了，全年不休息，法定休息日只是春节的那几天。

其余时间，都要拼命干。当然，你偶尔不干也可以，但工分就会比别人少。这样一攀比，大家就都不肯休息，工分的总量很大，可是分值却摊薄了——这是个怪圈，越拼命干，工分值越低。

一天的标准工分10分，特优秀劳力12分，妇女受歧视，是8分，半拉子（少年劳力）是6分。这个等级，是全队农民民主评议的，大致符合每个劳动力的能力与水平。只是，“革命”年代里，妇女同工不同酬。

一天10分，能值多少钱呢？各地各队不同，从1毛到6毛不等，我们生产队，大概就是3毛钱。算算看，360天，一天不拉地干，能折算100元左右。那时候，每个社员分口粮，不是免费的，要扣口粮款，扣除大约30元。这样，暂且不算别的扣除，一年收入就剩下了70元。

再说，一年360天一天不拉地干，只是理论上的，一年里总会有些私人的事要处理，修理房子、挖菜窖、走亲访友。所以，一个劳力，一年要玩儿命地干，才能挣到70元。

那年头的时髦货，全钢手表、自行车、高档半导体收音机等等，都在120元左右。

家里如果就一个男劳力，那就只能指望这点儿钱。家里要是有父子四五个强劳力，这家，就发了。所以，你不让农民生男孩儿，行吗？

劳动时间长，我们可以理解了。那么，为什么劳动效率不高呢？人是有私心的呀。如果给自家干，糊弄庄稼地，就是糊弄自己的肚子。而集体干活儿，挣的是工分，只要工分能到手，那还不是怎么取巧怎么来。千百年农民老实巴交的劳动伦理，到了公社时期，荡然无存。偷奸耍滑，成为潜规则。

那时候的农民，为何羡慕工人？工人是8小时工作制，8小时以外，自由啦！农民呢，是跟着日头转。东北老农把太阳叫“老爷儿”，一个农民，每天每日，必须亲眼看见“老爷儿”升起，又亲眼看见“老爷儿”落下。从早到晚，只要眼睛是睁开的，那就得在地里干活儿。

这是人的体力所能承受的极限了。大跃进时期挑灯夜战，那是瞎胡闹，挺不住的。

冬天的劳动强度还尚可，东北的冬天白昼短，下午4点就黑天了。夏天最要命，早上3点半起床，不到4点太阳就出来了，晚上快8点才收工。夏至前后，甚至要劳动十六个小时以上。早上不吃饭就下地，干一个半小时再回来吃饭，吃完就下地，中午也是。

无怪当年张铁生发牢骚，这么长的劳动时间，哪有时间复习功课，不考“白卷”行吗？

十六、七岁的孩子，早上扛着锄头出工，走在田间小路上，人还没醒过来。

古语里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说法，有的小文人很欣赏这状态，能亲近大自然，不用闻废气，有陶渊明之风。可是，书斋里混出来的哥们儿，我不要让你干活儿，你就给我早上3点半起来，站在公园里，站到晚上8点，能站上一天不叫苦，站上一个礼拜不拉松套，你基本就可以去做陶渊明了。

我们那时候的知青，嘴上都说，艰苦劳动炼红心，可心里都咬牙切齿：这辈子只要有可能，永不劳动，连扫帚都不摸一下！

那几年基本是白干

我们初下乡时，还好是冬季。早年月的东北老农，冬天都袖手不干活——大地冻得硬邦邦的，有什么活儿可干？可是，自从公社化以后，没有活儿，变着法子也得有活儿可干。

冬季，是积肥的好时光，公社社员的文章就在这上面做。

那时候，化肥没普及，人粪尿又太金贵，一般的土地，只能用猪粪甚至是替代品。到冬天，有两个活儿跟这有关。一个是刨粪；那时夏天积攒起来的猪圈粪，混合了大量泥土，堆成一堆，到冬天完全冻死，比混凝土还结实。要把它刨碎，用马车送下地。

还有一个是刨大坑底；所谓“大坑”，是老农对池塘的叫法。到冬天，村边的池塘完全冻到了底，要用十字镐把上面的冰刨开，扔到一边去，然后把坑底的淤泥刨下来，用马车拉到地里，星星点点地堆成小堆。到春天，这些冻硬了的淤泥融化了，成了黑土，用铁锨散播在地里，据说可以改善土质。

听老农说，旧社会种地可不兴这么施肥，那是要精心积攒农家肥的，一点儿不能掺假。生产队时代用大坑底代替肥料，纯粹是“糊弄人”。

可是，生产队家家户户都有自留地，纯正的农家肥（人粪尿），都“不流外人田”。即便是猪圈粪，生产队似乎也收不上来多少。那时候农民很现实，认为好肥料上到自留地，种出来的东西自己能享受，还能卖钱变现，所以好肥料不能给公家。而大田里种出来庄稼，还不一定给谁享用呢，什么样随他去吧。

公社化没能解决好利益问题，于是，就只能年年糊弄土地爷。那时候屯子里有不少老资格的农民，经常叨咕“人哄地一晌，地哄人一年”。可是他们的意见，不敢公开提；就是提了，又有什么用？民意不能上达的问题，那时候就存在。

刨大坑底这活儿，不算累，但是需要力气。抡十字镐，震得虎口发麻、胳膊焦酸。刨的时候，瞄准一个点，一连几下，全靠“震撼力”震下一大块黑冻土来。当时，谁刨下来的块儿大，谁就是能手，那脸上的表情都是“牛逼哄哄”的。

我抡大镐的技术还不行，就负责把刨下的大土块装车。

这也得豁出力气来干，大块儿的冻土，有六、七十斤重，但不可能两人去抬（那不成老娘儿们了）。一个人，弯下腰，一运气就要抱起小磨盘似的土块，忽悠一下，给扔到马车上。干这活儿，光是俩胳膊用劲儿那根本不行，还得肚子挺、膝盖顶，这才能把土块儿扔上去。

我那时十六、七岁，有一股蛮劲儿，一天干下来，几千斤就过了手。老农看我不吝惜力气，直夸我——但我可不是没私心，这完全是为了表现好啊。那年头，只要口碑一坏，年轻人就什么前程都没有了。

那时候，也可以不这么玩命，回家去泡病号，赖在城里当“宅男”。可是，这样做，就等于革命电影里的“逃兵”、“叛徒”、“胆小鬼”，好比是今日的“失败者”吧，谁也丢不起这个人！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做暴风雨中的雄鹰，不做温室里的花朵”，现在，暴风雨的考验来了，只能硬挺着。

那年头，也有的知青想跑，我本人也半开玩笑地说：“不如跑到苏联去。”可是，我们这初中都没毕业的小崽子，去了能做什么？人家能把我们当英雄接待吗？

别看我们是孩子，可孩子也有孩子的世故——人家怎样活，你就得怎样活，别想着有另外的活法。

我只能“刹下腰去”，老老实实干，争取好的群众舆论，为将来做铺垫。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这力气都白花了，一个知青有没有前途，不完全取决于苦干，这里面有很多学问。

那几年的重体力劳动，给我的唯一好处，就是身体素质提高了，到现在也还是好，痔疮、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什么的，一样也没有。

命运不让我坐板凳，我也就没得上坐板凳的病。

春耕奏鸣曲

东北的冬季漫长，到阳历二月还是“春风似剪刀”，能把棉袄打透。到阳历三月，“老爷儿”才算是有了一点暖和气儿，这时候，就能看见村里的路边，有老农蹲在那儿晒太阳。

直到阳历四月，才算是真正的春天了，起码不下雪了。生产队的老牛，开始忙活翻地。那个时候，口号上老是提“农业机械化”，但这口号大半落实不了。中国人多地少，农业是精耕细作式的，不像苏联、美国那样的大农业，能用上那么多的农业机械。那时候，生产大队也有拖拉机，可大部分时间是摆在大队部里当摆设，没啥大用。老农种地，还是靠牛拉木犁。

四月，大地上还没有一点儿绿色，翻过的地，黑油油的，有泥土芳香，空气也不那么凛冽了。在枯燥的农村生活中，这个季节，总算能给人一点儿希望。

——憋了一个冬天，即使没有抑郁症的，也给憋得差不多了。

春天最先下种的，是麦子，因为麦种不怕气温低。

我个人参加农业劳动的经历，基本上没体会到过课本上所说的“劳动的幸福”。劳动，就是累死累活，何来幸福？老农虽然都是劳动的好手，但也都鄙视体力劳动，向往着不动胳膊腿儿的脑力劳动。

唯有春天种麦子，让我能体会到一点儿乐趣。

多半是因为这活儿不累吧。农民种麦子的程序，很巧妙：前面是老牛拉犁，先把垄沟翻开，然后有人用一种沙漏一样的下种农具，走一遍，就把种子撒好了，再用脚把土覆盖上。后面再跟一个人，负责撒化肥。

我那时是负责撒化肥的。白色的化肥，三十公斤一袋，是叫“硝酸铵”还是叫什么，记不大清楚了。我那时挎个秫秸皮儿编的种子篓，抓一把化肥，均匀地撒在已经下过麦种的垄台上，再用脚覆盖上一层土。这样，化肥既接触不到麦种，也不会暴露在外面。

生产队可不是大公无私的——种麦子是分给老农自己吃，所以国家卖给队里的一点儿宝贵化肥，大部分都用在了麦地里。

初春的清晨，老农在空旷的田野上吆喝着老牛，前面有人播种，后面是我，像慈善家一样给大地撒着化肥。

田野上，有薄雾，到处是这样一队一队的人。这就是春耕的前奏曲。

可能是出于对绿色的渴望吧，觉得干这活儿有奔头，一点儿也不累。

等到四月下旬，大规模的春耕才算开始，全体动员种玉米、高粱、谷子。那时候报纸上形容春耕，都是说“人欢马叫”，基本差不多吧。东北的无霜期短，适合下种的时间很短促，所以春耕大忙并不是虚的。

种玉米是先翻好地，翻成整整齐齐的垄沟，然后劳动力分组，一个人刨坑，一个人点种。在一个小坑里撒下五六粒玉米种子，再用脚覆上土。

春耕的时候，正是冻土开化，土壤的含水量正合适，老农叫作“墒情很好”。东北极少闹旱灾，种子播下去后，就靠老天下雨了，不用人工浇水。

像玉米、高粱、谷子之类，都叫“大田作物”，春耕忙的就是种这些。等到一个月后，全部种好，春耕也就到了尾声，其余的再种点儿大豆、黄米、土豆等零七八碎的，都是小意思了。

等到春耕结束，也就到了阳历五月中旬。这个时候，城里已经春暖花开，乡下气候偏冷，除了树叶绿了以外，大地上还是很少绿色，只是地头上冒出了一些小草嫩芽而已。

一直要到城里的春天快结束了，农村的大地上，才能看到到处钻出绿色的苗儿来。

我这样的城市孩子，要不是参加了农业劳动，我关于粮食的概念，也就是粮店卖的大米、白面、高粱米，哪知道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让青年人到农村干一点活儿，知道知道稼穑之难，磨砺一下心志，现在看来也有一定必要，起码不容易闹精神危机，这也算是知青下乡的唯一好处吧。

我在谷垛后仰望星空

说到少年闰土，他那就是在看瓜。鲁迅先生写《故乡》时，已属“老人”，但笔触还很年轻，写得传神。在东北乡村，秋天里有一种活儿，跟少年闰土很相似，就是“看青”，意即“麦田的守望者”。

看青，守望的是什么呢？

说来难以置信。未收获的庄稼，名义上是集体的财产，而要防的又是谁呢？全体老农。

这是个悖谬的事实，为什么主人要自己偷自己？我印象中，只有在《明清笑话选》里才有“厨师偷自己家肉”的笑话。

是因为，大田里的庄稼，没有哪个社员认为是属于自己的，大部分不都要交公粮吗？那就等于是城里人的。偷生产队的庄稼，等于偷城里人的财产，老农一点儿都不觉得悖谬。

我初到农村时，因为秋收技术不精，老农们体谅我，委派我做了看青的，和另一位老农轮班守夜。

这守望者，虽然不必像割地那样辛劳，但也有另一番难受。东北的阳历8月底，就开始冷飕飕的了。入夜，更是寒意侵人。9月上旬开始下霜，在露天地里过夜，很不好受。

从理论上讲，看青的需要一整夜在地里逡巡，一眼不眨地看护集体的庄稼。可是，人是肉长的，谁能挺得住？

于是看青也有偷奸耍滑的诀窍。具体做法是，两人换班，一个人上半夜，一个人下半夜。初上班时，拿着镰刀，在生产队地里走走——不光是防人，也要防猪。农家穷，靠打的猪草和自家的泔水养猪，远远不够，秋后就把猪放到地里去吃庄稼。

有经验的老农告诉我：看青，抓人不要太积极，吓唬跑了就行，本乡本土的，抓住了两方都尴尬。对猪，则可以往死里打。

走两圈之后，就要找一个地方，比如地里的谷子垛。这地方背风，把谷子捆摆好，美美地睡一觉。差不多到半夜一点多，就去叫醒另一个，另一个也如法炮制，一直到天亮。这样还不算太辛苦。

那时，我穿着厚厚的棉大衣，每天晚上躺在有霉味的谷子垛上数星星，然后就打盹儿，醒了就看一看北斗七星。等到北斗星歪了，就差不多到时间了，可以去换班的老农家里叫人了。

这样的露宿，令人百感交集。看看远方，天际夜空微微泛白，那天底下就是大城市，可望而不可即。田野上万籁俱寂，偶有响动，那就是猪来了，令人一阵兴奋。

经常跟我搭档的那位老农，跟城里人有点儿沾亲带故，对我还算友好。有时候，我在后半夜接班时间不长，那老农就来找我，叫我到他家去睡觉。他家里比较“趁”（富裕），居然有一个专用客房，他拽出一床新浆过的大被说：“这是我家来亲戚用的，干净。”然后嘱咐我道，“你放心睡，天亮前，我叫你。”

完了他就回自己屋子，搂着老婆上炕了，到天亮前，跑过来把我叫醒。

至于我们脱岗，问题并不严重。一是没人查，二是只要设置了看青的，一般人就不大敢偷。偶尔脱岗，不会出差错。

我连续两年看青，都没遇到过什么盗窃事件。只有一回，偶然撞见另外一个与我搭档的“贫农社员”监守自盗，那老头儿平时刻薄，一下被我撞破，居然理直气壮地威胁了我一下，大意是：你要是揭发，我也不承认，还是识相一点儿好。

我哪能揭发？过了几天，那人对我的脸色，才缓和多了。

总体说来，农民的伦理道德，还没有全面沦丧，似乎很多人信奉“穷死不做贼”的法则。还有就是当时对犯错误的人，整治和羞辱都比较厉害，老农觉得丢不起那个脸，故而极少有盗窃行为。

小时候，我曾经迷恋过欧美的流浪儿童故事，看见插图上流浪小孩挖个土坑栖身，很羡慕。等到在田野里看青，在霜冷风寒的夜里露宿，才知道，无家可归的感觉可不好玩。

我那时就仰望过星空，觉得它太浩瀚了。后来读到康德的名句，非常理解他说的是什么。

人之苦难等等，都太渺小，不值一提。“闰土”之流，活又怎样，死又怎样？跟星空能比吗？

场院上的“高尔夫”

近几十年，由于有的文人对过去年代进行了过度丑化，以至现在的年轻人都以为，过去的农民全都吃不上、喝不上。其实1970年代的农民，物质生活还是正常的，就是水平极低，且与城里人有一个巨大区别，就是凡事都要自己动手。

很多从小生活在城里的人，不大有“凡事要自己动手”的概念，喝的水，是自来水龙头冒出来的；吃的米，是从粮店买来的；取暖，是小区锅炉房供的热。而在农村，这几样基本的东西，都要自己动手解决。

种在地里的，那叫庄稼，收割后运到场院里的，才是粮食。但是，场院里堆放的，是没有脱粒的粮食。比如谷子，是整捆整捆地运回来的，在场院堆起一个高高的谷堆，高得一般人爬不上去，“妈妈”就更别想爬上去给孩子讲故事了。

在割地告一段落后，农村的活儿就是打场了——给收割的庄稼脱粒。

每种庄稼脱粒的方法不大一样。玉米，是发动妇女劳力到地里，把秸秆堆里的玉米棒子掰下来，运到场院，再撕下叶子，只留下金灿灿的玉米棒子。那时，生产大队有玉米脱粒机，全机械化的电动机器，一开动，把玉米棒子往敞口里面倒，另一头就喷出金灿灿的玉米粒子，机器还有一个出口，是吐出被打碎了的玉米芯儿。这样处理过后的玉米粒子，细胞组织受了伤，不能发芽，所以留种的玉米不能用机器脱粒，要用手搓。手搓的方法很原始，就是拿两个玉米棒子互相搓，玉米粒子就“蹦蹦蹦”地掉下来了。

这还不算完，机器脱粒的玉米粒子，不大干净，有杂物，需要进行“扬场”处理。扬场，有专门的场地，事先要用碾子压得实实的。

扬场是我所见到的姿势最优雅的农活儿，堪比打高尔夫球。要端好架势，用一支大木锨，铲起一锨玉米粒，迎着风扬上去，金黄的玉米粒就会像小喷泉一样扬起、落下。风一吹，玉米粒和杂物就自然分开了。这样，反复进行三四遍，粮食就处理得干干净净了。

这活儿，一般都由老资格农民干，年轻毛孩子干不好。

谷子，不用机器脱粒。具体细节我有点儿模糊了，反正是把谷穗铺在场院上，用毛驴拉着碾子一遍一遍地碾压，其间要有人用木叉不断翻动，谷粒就能顺利脱下。

这样处理过的粮食，是不是就可以吃了呢？牲口可以吃，但人不能吃，因为都还带着皮儿呢。

这粮食运到国家粮库或分给各家后，要进行“磨米”处理，有专门的电动磨米机，把米粒和糠皮分开，旧社会过来的农民把那叫做“火磨”。米一般要磨两三遍。如果只磨一遍，那米粒上还带有糠皮，如果磨四遍，就成“精白米”了，营养损失太大啦。

民以食为天。我们在没下乡之前，也曾埋怨过粮食不好吃，定量的粮食里，高粱米和玉米面太多，又涩又酸。可毕竟你拿了粮袋子到国营粮店，售货员就给你哗哗地倒粮食，跟老农吃到一口粮食比起来，省事儿多了。

几千年来，世世代代的农民，就是这么活过来的。活一辈子，为的甚？种粮食。

种粮食为的甚？活着。

活着又为的甚？别提了，又拐回去了。

直到我下乡那会儿，农民也还是旧式农民，甚至比旧式农民还忙。春节，只能从年三十休息到初六初七，而后就是夏锄后大概有半个月的闲散，其余全年时间，要一刻不停地干。只要“老爷儿”升起在地平线上，老农就是在干活儿。

不在地里，就在去地里的路上——这样奔命，就为的一口粮。

现如今，不管一个人信奉哪种理论，谁还愿意做这样的机器人？

清秋子，作家，现居海口。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我是北京地老鼠》、《明朝出了个张居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