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罗

咱们村的非正常死亡

摩罗

矿难中的兄弟尸骨无存

这些年我跟国人一起，关注过许多矿难，守在电视机前，看过许多救援矿工的新闻节目。我像其他观众一样充满牵挂和期待，此外我还有点羡慕。那些受困矿工受到这么尽心尽力的救援，总算是以自己的险境和绝境，博得了国人的关注。咱们村的兄弟遇到矿难时，那抢救办法是将矿井严密堵死。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咱们村的兄弟，就这命运。

那一年咱们村的坟山上，竟然同时长出两座新坟，纸扎的花圈一样鲜艳，新翻的红土一样刺眼，让所有过路人触目惊心。

那是万来宝、万民助的墓冢。他俩怎么修得那么好，修成了同年同月同日死？

出人意料的是，这两个人不但同年同月同日死，而且同年同月同日生。

他们听人讲古代结义故事，每当听到两个人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他们总是开玩笑说，咱们结义最方便，既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就该同年同月同日死。

从小就这样开玩笑，到了四十岁，在那个小煤窑里，玩笑成真。

那些年咱们村有手艺的人多半到沿海打工谋生，没有手艺的贫苦农民要想挣钱，只有一条路，到乐平县的煤矿去挑煤。

咱们村处在九江到景德镇的公路的中间点上，西北行一百五十里就到九江，东行一百五十里就到景德镇。村谚说，宁到东边讨饭，不到西边发财。咱们村学过一门手艺的人，不论是木匠、石匠、篾匠、缝衣匠，世世代代都是往东边的景德镇谋生。景德镇以及周边的婺源、浮梁、祁门那一带，能容纳很多劳力。乐平煤矿，是容纳咱们那一带打工者的新空间。

咱们村到乐平实在太方便，从九江到景德镇的所有班车都从咱们村门前经过，随便跳上哪一班车，在沙子公路上晃荡两个多小时就到了。景德镇到乐平才几十里地，不多会儿工夫就行。

万民助经常去乐平挑煤，常来常往早就习惯。万来宝则一直安分种田，从来没想过去挑煤。

那一年元旦前夕，万民助从煤矿回家休假。重新去乐平时，他对万来宝说，一起去吧，弄点过年钱来。万来宝知道那事太危险，不敢沾边。万民助说，生死有命，你担心什么，我们常来常往，不也没事。你弟弟不是也常年吃煤饭？

万来宝动心了，跟万民助一起跳上了班车。

他们元旦前两天来到乐平煤矿，首先找到万福宝。万福宝是万来宝的胞弟，他经常在这里挑煤。他介绍了煤矿上的许多有关知识，还特别讲到井底经常出事，弄不好就一命呜呼。

万来宝听得毛骨悚然。他说：咱们兄弟俩别在一个矿井，别搞得一出事把全家埋一坑。

第二天，也就是十二月三十一日，万来宝跟万民助就到另一家小煤窑去干活。这个小煤窑跟万福宝干活的小煤窑处在同一座山底下，只是一个从山头东边往里挖，一个从山头西边往里挖。两个煤窑原先还有一个洞连在一起，后来用石头将洞堵死，以示各安本分。

也就是那一天，万来宝、万民助干活的那个小煤窑发生瓦斯爆炸，整个窑井的煤全部烧起来了。一声巨响，所有的人顷刻间化为厉鬼，再也没有其他可能。控制事态的唯一办法就是把窑口封住。

把窑口封住。封成一个永恒的陵墓。

几十位煤矿工人，共同享受着这场气势磅礴的火葬。

万来宝、万民助，昨天才匆匆抛妻别子，特意赶来分享这场火葬，特意冲进这个高耸入云、绵延千里的陵墓中。

那个煤窑已经挖完了煤，正在扫窑，一步步地撤销支柱、顶板之类。撤完之后，这里就是永远废弃的老井了。

那一天吃早饭的时候，老窑工万民助关照新手万来宝说，吃饱点，中午能不能吃上饭，谁也不知道。万来宝也是个爱开玩笑的人，他回答说，万一出个什么事，我一定拉上你做伴啊。万民助说，当然当然，同年同月同日死嘛。

吃完早饭，万来宝、万民助乐呵呵地跟着窑老板、窑师和二十几个工人一起下井。窑老板是去察看工程进展的。窑师拿着仪器测量了瓦斯。窑师说瓦斯太高，不适宜施工。老板说，反正最多半个月，扫窑就结束，再也不会有人下井，这半个月就凑合着干吧。窑师办完他的事，升井回家，他在井口的龙头那里洗把手，双手正在打肥皂，就听井底一声巨响，热气紧追他的屁股冲过来。肥皂惊得掉在地上，他撒腿就跑，从此没再露面，他的半年薪水也一起炸掉了。

瓦斯爆炸的时候，万福宝正在隔壁煤窑干活。出事没几分钟，万福宝就知道了消息。他马上升井，来探究情况。不用走到山坡的另一边，他就看见从那个井口不断喷出几十丈高的火焰，而且带着呼呼啦啦的响声。每隔一小会儿，又呼呼啦啦地喷出几十丈高的火焰。最后，连山头的树木，也全都烤焦了。

他知道自己的哥哥没有了，那位跟哥哥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兄弟，果然实现了同年同月同日死。

那一声巨响夺去了二十三条人命，其中六条壮汉是咱们鸣山乡人。每条壮汉才讨回一万五千元的赔偿。咱们村卑贱的兄弟，一条命只值一万五千元。这个价钱远远低于一个窑工的年薪。他们失去了生命，却连相当于一年工资的补偿都无法得到。贱民贱价啊。

万来宝、万民助都是村里极其平凡的男人，除了死得奇特，他们没有什么吸引人的故事。连他们英年暴亡，也不能激发村里人传诵他们的某个动人之处。

没有，真的没有。我只记得，万来宝心地老实厚道，外表却有点蛮勇，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他个子不高，但是颇有一把牛力气。

万民助外表秀气，甚至有点文弱。他不大像个农民，倒更像一个书生，或者做个账房先生更加合适。

他们俩都是最勤劳的人，这一点我能拿得准。然而，咱们村哪有不勤劳的农民呢？每个农民都是勤劳的。这又一次证明，他们俩实在太平凡了，找不到一点出众的东西。

咱们村的人去世后都迁居到大鸣山脚下那个隐秘的村庄，跟千万列祖列宗共享后人的祭祀。他们连这个最平常的心愿也无法满足。他们成了孤魂野鬼，永远找不到回家的路。

出殡的那天，几百位吊客簇拥着两口衣冠灵柩穿过村巷，来到大槐树下。老槐树在朔风中不断颤抖，似乎要扑过来抱住两位年轻的死难者。有人说听见老槐树发出呜呜呜的哭声，几百位吊客的喧嚣戛然而止，两口灵柩停在槐树前，似乎等待倾听最后的嘱咐。老槐树什么也不说，它站在正午的阳光下发出呜呜呜的哀歌，抖擞着身子似乎要扑将过来。大家全都被恐惧罩住，不知道下一刻还要发生什么。

一位老人从年轻人手里接过铁质神铳，站上凳子，点上炮引，对着老槐树放铳。砰的一声巨响，打碎了呜呜呜的声音。他对人群一挥手，大喊一声：“起丧！”头戴白帽的八仙突然爆发出春雷一样的吼叫声，抬着两口灵柩像箭一样冲出村子，所有的血亲大哭小嚎追着灵柩远去。

村里老人说，老槐树从来没有哭过丧，这回为了两个年轻的死者，为了两个孤魂野鬼，老槐树终于伤心伤肺。

葬礼结束后，人们给老槐树烧了许多纸钱，上了许多香。

槐树一年年变老，万民助、万来宝的父母们也陪着槐树慢慢老去。时至今日，除了万民助的母亲，其他三位都不在世了。他们赶往另一个隐秘的世界，每个晚上到孩子的空冢里，苦苦寻找孩子的亡灵。

没有人知道，那两个空落落的衣冠冢在我心中的分量。我从大鸣山漂到东海边，从东海边漂到长城脚下，我心里一直珍藏着这两座衣冠冢，从来没有打算将他们卸下来歇一歇。

如此凶险的事故，几乎要将咱们村压垮。有一阵我对咱们村甚至有点恐惧，我疑心冥冥之中，有个什么东西在跟咱们村过不去，它将一种邪气注入咱们村，让咱们村不断遭遇打击、凌辱，最后摧毁。

咱们村的无数灾难，将我的灵魂，跟咱们村的命运，紧紧捆绑在一起。我越来越清楚自己的身份：我是咱们村人。

前几天在网上看到某地火山爆发的照片，鲜红的岩浆沿着山沟流淌。我马上想到万来宝、万民助矿井火葬的情景。每次看见有关矿难的新闻，我都会温习一遍万来宝、万民助的命运。我的兄弟深埋在异地的山底，他们的冷暖和痛痒成为地球深处永恒的秘密。我们只能将花圈和香火寄给他的几件破衣服。

好在万来宝、万民助的孩子一年年长大，看着他们一个个长成少年，村里人总是脸含微笑。

后来咱们村不烧柴火，改烧煤。只有少数几家经济拮据的依然上山砍柴。每次见到那些挑着柴担进村的少年，我都想，他们或许就是万来宝、万民助的子女。我甚至猜测他们家一定不敢烧煤，一见煤就全身发抖。

他们的妻子都是我迁居外地之后才娶进村的，我跟她们只是相互认识，却无接触。

前几年元宵节，我陪着儿子在村里游龙。绵延百米的草龙从村东游到村西，这时儿子说口渴，想喝水。我到万福宝家讨水喝。万福宝说他家只有热开水，要喝凉开水，他哥家有，就在隔壁。

我跟万福宝来到他哥家，也就是万来宝家。这是一幢极平常的木结构房子，万来宝盖好这座房子就不辞而逝了。我第一次走进这个家，第一次跟他的遗孀面对面。她满面春风地招呼我，极其殷勤地给我儿子倒水。我看到香几上供奉着万来宝的瓷板画像，他的模样在我心中立时鲜活起来。我久久凝视着画像，体会着他的遗孀和孩子这么多年来的艰辛与苦痛，真是感慨万千。我拿起相机拍下了那张画像，我增加了一种珍藏他们的方式。

我跟万民助的遗孀也仅有一照之缘。那年正月某日，我正给村里一个人家拍照片，忽然低处一声门响，万民助的遗孀爬上台阶来到我面前。原来她家的后门，正对着这户人家的前门。我热情招呼她，要给她照相。她笑着说不照不照，还连连摆手。我不容分说，那么坚决地抢着给她照了两张。照完相我发现她的笑容更加灿烂了，我心里一片温暖。这是我第一次跟她说话，也是我为她做过的唯一一件事。

当我带着那些照片回村，是探望生病的老爹。由于时间仓促，我陪着爹寸步不离，没法给村里人送照片。临走把照片交给母亲，让她代送。

再下一回回家，我问母亲，那些照片都送到每个人手里啦？母亲说是的，我特意问，民助的老婆，也是交到她手里的？母亲说是的，还说她特别高兴，说了许多感谢的话。

万来宝、万民助去世之后，万福宝依然在那里挑煤。如果放弃挑煤，他的儿子就无钱上学。前面打死偷牛贼，后面还有贼偷牛，为了谋生，不得不冒险啊。我有一位老庚，也住在槐树底下，他就每年都去乐平挑煤，还成了能看出煤脉的窑师。

几年之后，全中国的打工者潮水般地涌向东南沿海地区，咱们村的兄弟姐妹，大多是去广东汕头那一带，有的进工厂，有的在建筑工地。连本来没有手艺的人，在工地上也慢慢学会了砌墙、装模板，由小工变成了师傅。

自此以后，咱们村不再有人在矿井里丧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安然无恙。他们将在万里之遥，耗尽他们的青春、汗水、手指，直至奉献整个血肉之躯。

剐骨抽筋也得活

在相继失去丈夫和儿子之前，村里没人认为杨赛梅有什么过人之处。二十岁嫁到万贵水家，谁能想到四十三岁那年，万贵水就与世长辞。二十四岁生下宝贝儿子万国青，谁能想到儿子十九岁就在汕头的工地上意外身亡。

咱们家三个月抬出两口棺材，天塌了一次还不够，三个月之内还要再塌一次，我满身剐骨抽筋地痛，我剐骨抽筋站不起来。——那天晚上，杨赛梅在那幢三树木屋里，这样向我介绍自己的遭遇。

木工师傅万贵水，是远近闻名的酒鬼。每天上户做工，不灌满酒就拿不起斧头。东家只好给他上酒。他眼圈周围略有浅红，说话有点结巴，步子有点摇摇晃晃，人们担心他手下颤抖，出不了细活。他偏偏就是这颤抖的手才能出彩，他颤颤巍巍地把精致的砍削、雕刻做得举世无双。他既是木工，大木小木都过硬，又是无师自通的花匠，花匠就是专司雕梁画栋的。人说十年学艺才能出一个花匠，他却凭着心灵手巧，自己边干边学，干成了一代名师。

早上要喝酒，中午要喝酒，晚上不用干活，更要大喝。东家都知道他的喜好，请他干活就得准备最多的酒。收工回家干什么？接着喝酒。人说睡觉了总该歇歇吧？不行，起夜时接着喝。凡是别人喝水的场合，他喝的肯定是酒。上床前开一瓶新酒，天亮时已经所剩不多。出门时他揣进衣袋，上户的路上边走边喝。

万贵水两天喝五瓶酒，每天两斤半。

俗话说，饮酒伤肝。万贵水四十四岁那一年，患肝癌去世。

那年8月初，万贵水感觉肝疼。杨赛梅说去医院检查吧，他说没事，多喝两口酒就好了。他把自己喝晕乎了，倒床便睡，第二天果然不疼。可是第三天接着疼。杨赛梅逼他去看医生，他坚持不要老婆陪伴。他找个乡村医生胡乱开了几颗药，像是应付老婆的。

肝疼越来越厉害，他知道应付不过去了，于是去了县医院，确诊为肝癌。医生说，从今以后，别喝酒，别抽烟，别吃辣椒。他说，后两条我照办，第一条做不到。

肝癌这病，有钱也治不好，可是没钱也得煞有介事地治。无论怎么治，也就半年左右的大限。

杨赛梅知道自己要做寡妇了。好在儿子已经长大成人。儿子万国青已经十九岁，明年正月就要结婚了。

半年之后，丈夫将去世，儿子将结婚生子，一悲一喜两件大事，夜夜在杨赛梅心里冲撞。

两件大事都得花钱。儿子告别绝症父亲，去汕头打工。他每年都在汕头打工，否则家里就无法维持。他把猪圈清理了一遍，又开始给水缸挑水。母亲说你累了一天了，还挑什么水，我又不是老得挑不动。万国青说，我挑好一缸，你就可以少挑一缸。

临行前，万国青对父亲说：爹，你好好养病，我去挣钱，寄回来给你治病。你要放宽心，天塌下来也别管，只管自己治病。

他又走到厨房下，对母亲说：妈，你无论多忙，对爹爹一定要耐心点。一切都不要着急。

杨赛梅说：爹都这样了，活一天算一天了，我哪会不耐心呢？你放心地走吧，不管你爹身体怎么样，你年前早点回来。

他又到菜园里去找两个妹妹，一个十三岁，一个十一岁。他说，你们不要光顾着为爹爹伤心，你们要帮妈妈多干点活。妈妈心里太苦了，你们别让她累坏了。两个妹妹流着眼泪直点头，什么也没说。

万贵水身体已经很虚弱，但是他坚持要送儿子到村前公路上搭车。他口里不说，他心里知道，这是生离死别，这是最后一次陪伴他的儿子。

杨赛梅按照季节的要求干着所有的农活。该耘草耘草，该打谷打谷，该种麦种麦，该挖薯挖薯。一边还得护理好丈夫，给他做点好吃的，要让他看到希望，要让他感到高兴。

有一天晚上，万贵水醒来，突然对杨赛梅说：我想把这只手剁掉。

杨赛梅吓了一跳，问他为什么说这么孬的话？

万贵水说：我把这么个穷家苦世交给你，心里好难过。我要是少喝点酒，少打点麻将，家里日子就不是这样。

杨赛梅说：有你这句话，往后我吃尽人间苦都不怕。你也没干过特别败家的事，穷家苦世是我们大家的命。你不要老想堵心的事，你要宽心养病。

然而，一个更大的苦头正在悄悄来临，她期盼中的那场盛大喜事，突然变成丧事，他们命中注定要吃尽人间苦。

那天杨赛梅正在跟丈夫商量，请人陪他到鄱阳县去寻找一位名医，放学回家的小女儿突然进门，张口就说，刚刚路过香店村，听说万家湾一个男孩在汕头工地上被电打死了，不会是我哥吧？

万贵水脱口而出：怎么会呢？老子在熬日子，儿子倒抢先一步？世上不会有这么孬的事。

杨赛梅轻声念叨了几声天哪天哪，就往四斤家跑。四斤是村里干部，又是贵水的堂弟，他不会不知道消息。

四斤说，是听说有个小伙子被电打死，但不是万家湾人，忘了是哪个村的。

杨赛梅说，你不会瞒着我吧？

四斤说，不会不会，哪还瞒得住呢？

杨赛梅回家时，小女儿正在哭，她说老爹怪她瞎扯这些稀巴巴的事，弄得老妈心神不定，老妈挖薯挑薯一整天，还要四处打听消息，不累死还得吓死呢。小女儿委屈得哭起来。

杨赛梅哄住小女儿，心里一直忐忑不安。她来不及跟丈夫商量，她出门就往香店村跑。她得去打听个清楚。她不说自己是万国青的妈妈，她就说是万国青的婶婶吧，这样人家也许就不会瞒她了。

然而一路上她都认为那个落难而亡的小伙子绝不会是她儿子。儿子这几年给汕头打工，给那里造了那么多高楼大厦。他给母亲看过照片，儿子说，妈你看，这幢楼多漂亮，这就是我造的。下一年他又拿出一张更漂亮的照片，妈你看，这幢楼比去年那幢高出十层，这就是我造的。

儿子十九岁，给世上只造福不造孽，上天不会这么不长眼睛。

眼看就要到达香店村，忽然遇到表哥，表哥骑着摩托迎面赶来，说是要来探望贵水。杨赛梅说，你昨天不是来过吗，你哪有时间跑得这么勤啰，你还有自己的日子自己的事呀。表哥说，不知怎么，今天特别想跟贵水说说话。

那么，她得回家招待表哥，她得给表哥烧茶、煮点心、做饭。她只好坐上表哥的摩托回家。车上谈起她担心儿子，表哥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你把孩子放出去打工，操心操成这样，哪还有力气过日子。今天别操明天的心，你好好照顾贵水吧。

杨赛梅当时怎么也没想到，表哥是村里人特意喊来的，专门来截她的。

第二天早上，村里一位老人，陪同万贵水去鄱阳县看一位老中医。杨赛梅送丈夫到村前公路上搭车。忽然四斤也拎个包来搭车。杨赛梅问，你搭车去哪里？四斤说，我去九江买化肥。

杨赛梅不知道，四斤就是去汕头处理她儿子的事。她十九岁的儿子那一刻正躺在汕头医院的太平间里。她的儿子在使用电钻时遭遇不测，栽倒在正在建造的高楼大厦里。

要到几天之后，四斤捧回了万国青的骨灰盒，杨赛梅和她奄奄一息的丈夫，才明白过来，那几天传说中的死难者，果然是自己的儿子。

可怜的儿子，临别时他嘱咐父亲天塌下来都别管，结果他自己塌下来了。

一家人哭作一团。全村人都在陪着他们哭，可是这命运只能由他们一家担当。

一位老太太端着一碗米汤，守候在杨赛梅身边。老太太说，要是哭能把国青哭回来，全村男女老少，个个都愿意哭上十天十夜不停歇。可是没人能把他哭回来，活的人还是要好好活。

杨赛梅说，老天爷对我剐骨抽筋，我真的活不下去了。

老太太说，剐骨抽筋也得活，那年闹日本兵，有个村庄全村死得只剩下三个人也得活。受苦是你我的命，活也是你我的命。

杨赛梅喝了许久，才喝完那碗米汤，然后有气无力地说，还有个人等着我伺候，我不能倒下。

杨赛梅跟万贵水真正相依为命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可是，仅仅两个多月，这段日子就走到头了。

临死前，万贵水嘱咐妻子，你一定要帮我撑起这个烟头，不能走路。

杨赛梅说，我生是你家人，死是你家鬼，我不会走路。

万贵水欣慰地笑了，接着说，咱们世世代代是正派人家，无论多穷，做贼打抢的事，一回也不能做。穷极了可以讨饭，但是不能做贼打抢。

杨赛梅说，我做田种地，哪一样活不会干？做贼打抢讨饭，我一样都不会，我哪怕累死在禾田里，也不会动别的心思。

万贵水终于放心了。

刚刚安葬好儿子的杨赛梅，还没喘过气来，又张罗着安葬丈夫。三个月抬出两口棺材，天塌了一次还不够，还得塌第二次。

从此以后，咱们村出现了一个干活的疯子。那些年人人抱怨种田赔本，可是杨赛梅除了种田就一无所能，她只能每天起早贪黑的伺候田地和庄稼。

天刚蒙蒙亮，当村里人打开大门的时候，杨赛梅已经洗好一篮子衣服，正从池塘边回家。

当别人端起碗来吃早饭的时候，她刚刚扛着锄头或手拿镰刀从田野归来，她已经趁着早上的清凉把一天的活都干完了。当别人在烈日下挥汗的时候，她又赶出另一天的活来。她每天都要干两天的活。

犁田、耙田、耖田，本来是男人干的活，没有女人沾过手，可是杨赛梅全是自己干，更别说车水、挑大粪、挑猪粪，以及插秧、打谷子、挑谷子之类了。那么单薄的身子，那么笨重的木犁，人们真担心拐弯的时候，她没力气将犁提起来啊。

无论男人的活、女人的活，她全都包下来了，样样都干得出色。她成了村里女人中唯一一个干过全部农活的人。

有一年夏天，她插秧插了一整天，天黑的时候，她带着两个女儿收工回家。吃过晚饭，她安排女儿洗碗、洗澡、乘凉，自己悄悄溜到田里，独自插秧。村里人路过那块田，都暗暗吃惊。乘凉的人悄悄谈论起来，觉得这女人不要命啦，那口气既尊敬又怜爱。

直到乘凉的人们准备回家睡觉，还不见杨赛梅收工。一位老人来到田边，语重心长地说：“你这个痴婆呀，牛马都在栏里歇着，你哪能比牛马还逞能哪？做田种地的人，干活是一辈子的事，哪能一天干完一辈子的活呀？”

杨赛梅直起腰身，甩一甩手上的泥水，感激地说：“奶奶我不累。我们家贵水和国青一直在身边陪着我，他们在帮我用力，我不能让他们白用力，我要把他们的活一起赶出来。”

老人说：“你真是个痴婆，你只能伤心的时候到坟前上上香，不能时时刻刻都活在他们的苦命里。”

杨赛梅说：“是他们活在我的苦命里，时时刻刻陪着我，让我干活不累。他们让我仓里堆得满满的，他们让我两个女儿过年有新衣服，他们的意思我全做到了。”

杨赛梅一边说话一边没忘记插秧，等她那一行插到田塍边，老太婆一把抓住她的泥浆手：“跟我走，我们家还剩下一碗绿豆粥，再不吃就要馊掉了。”

银河当顶，皓月偏西，这时候已经是子夜。

几年之后，她的大女儿长大成人，招了一位上门女婿。夫妻双双去汕头打工，把孩子留给杨赛梅。杨赛梅没有因为带孙女耽误一丝农活。她每天照常出工，出工时扛上孩子的木轿子。她将孩子和木轿子放在田地边，撑着一把伞给孩子遮太阳，一边干活一边跟孩子说话。孩子不至于寂寞，她的农活也对付下来了。

命运给她剐骨抽筋的打击，她却在厄运中练成了铁打的身子骨。她肩扛锄头走在田野的样子，就是一副顶天立地的样子。她的儿子去世几年之后，村中万跃平夫妇双双亡故。万跃平临死之前，将两个孩子托付给自己的父亲，他说他将躺在黄土中，保佑父亲骨头里长钢筋，天天干活不驼背、不偻腰，好养活那两个孩子。

杨赛梅真的是骨头里长钢筋，否则她哪能那样发疯地干活而不累死？

那些年粮食不值钱，打工的人若是从外地回来收庄稼，经济上不合算。于是留守的老人就想出新招，多少钱一亩承包给别人干。这给杨赛梅带来了机会，她联合村里另外三位姐妹，四个人四张镰刀，天蒙蒙亮就来到别人田头，好一阵齐刷刷的拼搏，稻子割好了。又是好一阵齐刷刷的拼搏，打谷完成了，再经过一阵拼命，谷子全都送到了东家的晒场上。

杨赛梅就是四姐妹的领头人，远远近近的村庄都知道，万家湾有个寡妇，她是个能干婆，她的骨头是铁打的，她除了种好自家的地，还四处打散工挣钱，谁要找人干活就到万家湾来找她。她一声吆喝四姐妹就齐刷刷到场。她再一声吆喝，粮食就送到你家了。她们深更半夜从别人的村庄摸黑回村时，村里纳凉的人都会心疼地说：只有发疯的人才不会觉得累，你们是不是已经发疯了？

杨赛梅挥一挥镰刀，感激地解释说：我们会匀着力气慢慢干，不会累垮。

她除了一双手就一无所有，她就凭着这一双手，把自己从厄运中拯救出来，超拔出来。她是咱们村的光荣和骄傲。咱们万家湾的天空就是她这样的干活能手撑起来的，世上所有穷人的命运，都是由这样的坚韧和勤劳撑起来的。

脑瘫病人的心愿

俗话说，一床被子不盖两样人，说的是夫妻性情一致。要是说张三跟李四在某方面很接近，咱们村就说，张三跟李四真是隔壁。隔壁就是邻居，仅隔一层墙壁，当然情状相近。

咱们村西北方两里路之外，是丁家山村。那里有个秋生，是个傻子，到处要饭，远近闻名。

咱们村洋娥姑那年秋天生个儿子，也取名秋生。秋生长大后，跟丁家山那个秋生隔壁。

更巧的是，洋娥姑和秋生，就住在脑瘫病人瘫婆的隔壁。他们真是同病相怜的隔壁邻居啊。只是，瘫婆的后遗症表现在运动方面，秋生的后遗症表现在智力方面。

洋娥姑是我父亲的堂妹。她的父亲是我祖父的亲哥哥，我喊大嘎嘎，也就是大祖父。我的大祖母有一个坏习惯，她拎着菜篮去菜园讨菜的时候，一出大门就用蒙古长调的韵律诅咒偷菜贼，说你偷我家菜如何如何坏，吃了我家菜如何不得好死之类。人家说，你还没到菜园，哪知道有人偷你菜？她说，我先骂好，省得人家不安好心。那时候连一片菜叶对村里人都很重要，很多老妇人喜欢大喊大叫诅咒偷菜贼，不独我的大祖母为然也。现在村里大概听不见这种声音了。

我的大祖父大祖母，智商不会在平均水平之下。洋娥姑这方面似乎有所欠缺。在生产队干活时，洋娥姑总是沦为大家谈笑取乐的对象。每个社区、每个人群，都需要一个供大家取乐调笑的对象，如果没有，大家会想办法制造出这样的人，否则日子就少点趣味。洋娥姑在咱们村被确定为这种调笑对象，此后就逃不脱。分田到户之后，村里人不在一起干活，说笑打闹的机会少了，洋娥姑这方面的压力才逐渐减弱。

大祖父大祖母没有儿子，就让洋娥姑在家招亲，接续香火。上门女婿叫曹明珠，我喊他明珠姑爷。明珠姑爷人高马大，但是身子有点僵硬，脑子也不够活转。真是一床被子不盖两样人。他们家遇到大事，喜欢跑到我家，请我父母帮他们出主意。可是他们对我父亲的主意往往难于明白，尤其无力做到。比如，他家造房时，与邻居发生地基的争执，我父亲教他如何如何处理，包括如何说话，如何摆依据。可是他跟邻居商量时，势力比不过人家，也说不过人家，只好投降。面对邻居的过分要求，他说，我本来同意，是我哥不同意。我父亲感叹说，烂泥巴糊不上壁，罢了罢了。

后来明珠姑爷还来讨主意，但是我父亲知道完全是白操心，心意也就淡下来了。洋娥姑则经常来向我母亲诉苦，我母亲总是任劳任怨地帮他们解决问题，母亲觉得无法推脱这份责任。

洋娥姑生了很多孩子，大多很小就夭折，有两三个都是婴儿时期死在被窝里的。那时乡下有很多孩子都这样死去，叫作给“被煞”打死。咱们那里冬天奇冷，又不烧炕，晚上睡觉只好盖厚棉被。一床被子往往十斤、十二斤重。婴儿跟着大人睡在这样的被窝里，很不安全。现在想来，所谓给“被煞”打死，实际上就是被冬天的厚被子窒息而死。

洋娥姑有一个孩子长到三四岁，在门前池塘淹死了。村里大人把孩子遗体翻过来，从他肚子里压出许多水来。大人希望以此救活他，但是早就不可能了。大祖母呼天抢地的哭声，给我印象很深。安葬的过程我没有参与，第三天黄昏，我跟大哥陪着明珠姑爷，一起举着火把去墓地做法事。走在暮色四合的山路上，明珠姑爷不哭、不说话，那份凄凉和沉重，至今还历历在目。

秋生是洋娥姑养大的第一个孩子，她还养大了一个女儿，女儿早就成家立业。除此之外，洋娥姑在夭折了许多孩子之后，还抱养了她姐的一个儿子，叫水生。水生比秋生年长，成为家里的老大。他对养父母和弟妹都很好，受到村里人称道。洋娥姑对水生提出的各种要求，水生都会满足她。村里人经常对水生说，你妈不懂事，不体贴你的艰苦，有些要求你别理她。可是水生不听这些，他对养母的孝顺，超过了村里所有人的期待。

水生的妻子特别善良、贤惠，她知道婆婆脑子不好使，总是不跟她计较。他们的两个儿子也很可爱，虎头虎脑，豹眼豹睛，充满生机和活力。水生夫妇终于改变了洋娥姑家的门风，成为真正正常的人家。

大祖父大祖母去世之后，洋娥姑夫妇能够正常应对亲戚体系的人情往来，在村里也能安排正常的、平安的日子。所以我认为他们的智力水平跟村里的平均水平差距不会太大。有一年我颇遭遇了一些厄运，当我大难不死，重回村里时，洋娥姑晚上送来一勺花生，说是给我吃。她没多说什么，把花生交到我母亲手中，她就转身走了。母亲给她说感谢的话，她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只管往外走。我久久盯着她在灯光中渐行渐远的背影，直到她出门后把大门合上，我回头对父母说，洋娥姑不傻，她知道她是我姑，我是她侄子。母亲说，这就叫骨头亲。

我知道跟洋娥姑和明珠姑爷骨头亲，是从一碗狗肉开始的。那一年明珠姑爷跟别人合伙杀狗，送给我家一块肉。母亲用辣椒烧制，每顿饭端出来让我吃一点，她自己不吃。吃了好些天我才独自将那碗狗肉吃完。后来在韩国朋友家和城里的饭店，多次吃狗肉，全都没有妈妈给我做的那碗狗肉的香味，搞得我反倒不再爱吃外面的狗肉了。

吃狗肉时母亲反复说这狗肉是明珠姑爷送的，我才慢慢意识到跟他一家骨头亲。

我问母亲为什么不吃狗肉，母亲说她只习惯吃猪肉，不喜欢吃狗肉。其实到了吃猪肉时，母亲又会说不爱吃猪肉。乡下穷女人都是这样做母亲的。

明珠姑爷干活时从村前公路穿过，遭遇车祸去世，那一年不到六十岁。

明珠姑爷去世之前的那几年，经常跟洋娥姑闹矛盾。一闹矛盾，洋娥姑就到我家来告状。她总是幽灵一样悄悄钻进我家，静静地站在那里酝酿情绪，然后大喊一声“嫂哇”，说那个痴东西他打我之类。她只敢跟嫂诉苦，不敢跟哥说。她怕我父亲骂她。我母亲每次必会好言好语劝解她、开导她，有时候还去她家调解。我母亲的善心、智慧和语言能力，支撑着、温暖着这个家族。

洋娥姑还有稳定的信仰，每个月的初一、十五两天，村里必有三位老妇结伴到老嘎嘎庙拜礼、上香，洋娥姑就是三位老妇之一。洋娥姑定期参加拜菩萨，可能发生在明珠姑爷去世之后。

秋生也知道咱们两家有特殊的关系。我每次回村里，秋生喊哥总是喊得特别亲，喊完了还对着我傻笑，意犹未尽的样子。

有一年正月的某个晚上，秋生来到我家，母亲在做饭，父亲在灶前添柴烧火。秋生站在灶台边的煤油灯旁，跟我父母说话。他说他明年要跟哥哥去汕头打工，挣点钱，回家来娶老婆。他说他已经看上村里某某的女儿，那个女孩对他也很好。等他挣钱了，他要请我父母去帮他说媒。他说，没有钱，谁会看上你呀，所以他要跟哥哥去挣钱。

然而秋生的智力状况，比他父母差很远，他无法正常安排自己的生活，不大可能成家立业。可是，他内心并不是完全不懂。他有这样的心愿，却没有能力和条件实现，他不得不为此承受某种常人无法理解的痛苦。

秋生告辞后，我们一家人谈论他的命运，越谈越心酸。俗话说人不亲骨头亲。我们跟秋生是骨头亲，心底有一份疼爱。

秋生的爹爹生前总是带着他干一点简单的农活，两个人形影不离。他爹总是喊他“秋嘚”。有人笑话他们，一个傻儿子，还看做宝贝似的。别人眼里秋生是傻子，可是在他爹眼里，他肯定是心肝宝贝。

往后几年，秋生真的发病了，是游走病。有一天他在田畈干活，该吃饭时他没回家，失踪了。村里人沿着九（江）景（德镇）公路，往东西两头找人。在东头十来里外的一个乡间小店里，找到了他的锄头。他路过小店，要用手里的锄头跟店老板换点食品。一把旧锄头，没哪个人稀罕，可是店老板出于善心还是成全了这笔交易。吃饱之后他去了哪里，店老板也无法说清楚。

过了一些天，秋生回家了，带来一个跟村民们基本无关的好消息：漳田桥已经造好了。那时候正在建筑九（江）景（德镇）高速公路，公路跨过鄱阳湖北岸的漳田河，当然得造桥。村里人都觉得有趣，这秋生的兴趣，比村里谁都广大。那几天他是怎么活过来的，到哪儿弄到饭吃，没人知道。问他他也说不清。

过不多久，秋生又失踪了，这回没人找他，听天由命吧。等了一些天，秋生带回一个与上一次一样的好消息，湖口大桥两头快要逗拢了。逗拢就是接头铆合的意思。上回他往东走，这回他往西走，都给我们带来了九景公路的新消息。村里人打趣说，咱们村出了一个记者，往后不看电视就能知道新闻了。

没人理解秋生为什么年纪大了反倒犯起游走病。我猜想，他的同龄人纷纷娶妻生子、成家立业，他内心也有这种愿望，可是他不知道从何着手。村里那些他喜欢的姑娘一个个嫁给别人，他一个也留不住。他心里苦啊，慌啊，闷啊，于是一种莫名的骚动，驱赶着他四处冲撞，这就不由自主地四处游走。

这苦了他的母亲，难怪他的母亲要定期拜菩萨。也苦了他的哥哥水生。他哥不但要负担养父母，还要负担这个生病的弟弟，也是个苦命人啊。这是一生一世的拖累，如何上岸？他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水生对弟弟的宽厚仁爱，村里人人夸奖。那份难处，却只能由他一人承担。

李秋生年龄比秋生长一辈。村里没人称他李秋生。在本村的秋生长大之前，不在人们的谈论之中，村里人对丁家山的傻子李秋生只叫秋生，后来本村秋生长大了，智力也不正常，村里人就用“丁家山的秋生”和“洋娥家的秋生”相区分。李秋生是我在文章中专用的称呼。

李秋生的病症，比“洋娥家的秋生”严重许多。他甚至没有基本的语言能力，从来不说话。讨饭路上如果遇到不懂事的孩子追逐、逗引他，他最多回头嘟噜两声。弱智到这么严重程度的，我只认识这一个。他腰圆膀阔，身材魁梧，有一把牛力气。我上学路上曾经见他在哥哥带领下耘禾，我们觉得很新鲜，还边走边议论。但是他能干的活太少，不足以挣来工分养活自己。加上他喜欢到处瞎跑，晚上入睡时还在自家床上，天亮时却不见踪影，不知跑到哪个村庄讨饭去了，家里对他无可奈何。

李秋生是我们那一带人人皆知的乞丐，而且是一个永远不说话的乞丐。他站在你门口，端着一只空碗，默默等待。要是你不给他吃的，他过一阵就往另一家走。他从不跑进别人家里，总是在门外等着。可见，再弱智的人也知道遵守某种礼数。

他的家就在丁家山村的大路边上，我们经常从他家门口路过，他的兄弟和母亲我们都认识。我对他父亲毫无印象，也许早就去世。想来他家气氛非常压抑，因为我们从来没见他家人笑过，也没见他家人说过一句话。一家人都像他那样默不作声。有时候我们放学回家，他们一家正在厅堂里吃中饭，我见过他哥哥手里拿着一只红薯，一边剥皮一边吃。

年纪大了之后，似乎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连讨饭也不太勤劳，不愿意每天出门。他那么大的个头，饭量极大。那年头连干活的人也无法吃饱，还得匀出粮食白养着他，想来那些兄弟的感受并不轻松。

李秋生的母亲尤其为难，喂饱了傻儿子，正常儿子就得挨饿，就没力气干活挣工分。喂饱了正常儿子，傻儿子就饿得嗷嗷叫。傻儿子也是母亲的心上肉啊。

李秋生的母亲最后只好下定决心，陪傻儿子一起死。

那天李秋生的母亲精心调好两份农药，先喂给傻儿子吃。看着儿子吃完了，儿子的苦难马上就要结束了，她终于觉得很舒坦。她一边给傻儿子擦净嘴边的农药，一边说，我的崽，离了娘你就没法过，娘必得陪着你。于是，她放心地喝下了自己那一份。

母亲马上农药发作，很快就命归黄泉。傻儿子一阵呕吐，心肝肚肺喷涌而出，他用粗糙的巴掌抹抹嘴，又活了过来。

世人都说傻子命大，这回算是验证了。

傻儿子从此成为孤儿，再也没人照顾李秋生了，他的日子更加艰难了。此后他讨饭的村庄越走越远。我们通常要过很久，才能见到李秋生阴郁而又静默地站在我们门口，有时候他连讨饭的碗也没有。

我母亲从没让讨饭的从我家门口空手而过，见了没有碗的，我母亲会千方百计找出一只破碗来送给乞丐。有一次吃饭时，李秋生默默地站在我家门口，我母亲一边放下手中的饭碗，一边自言自语，可怜的人哪，你碗都没有还怎么讨饭，谁还敢用自家的碗让你吃饭。母亲到房里找出一个当坛盖用的破碗，洗出来，盛好一碗饭，夹上菜，连同筷子，送给李秋生。母亲说，这个碗就送给你。

李秋生站在门口吃完那碗饭，将碗筷一起伸手往我家里送，那是还碗筷的意思。我母亲一边打手势一边说，你拿去用，拿去用。李秋生就拿着碗筷往下一家走。

再次见到李秋生时，他很可能又没有碗筷。他病得太深，他没有能力照顾自己，包括自己的碗筷。

有一年暑假，我在下畈插秧。下畈是我们全村最好的农田，跟丁家山村的稻田连成一片。两村的稻田之间有一口水塘，属于丁家山村的。忽然听说李秋生淹死在这口水塘里，有几个丁家山的男人正在打捞。我们插秧的田离那里仅有百步之遥，咱们村的人都停下活计，赶过去看热闹，只有我一人没去，我默默地继续插秧。我不忍心去看。听他们回来说，那遗体严重发涨，就像谷箩那样圆滚滚、胖乎乎。他们越说得绘声绘色，我越不敢听。

李秋生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村里人舍不得他这种结局，但是都为他终于解脱而感到轻松。

我认识的第一个脑瘫病人，不是瘫婆，也不是李秋生，而是毛得。毛得是我小姑妈的小叔子，也就是小姑父的弟弟。他全身长期痉挛，坐下来说话，身子不断颤动，口腔、舌头一定也在痉挛，声音一抖一抖的，像切断腰身的蚯蚓一蹦一蹦。他走路必得拄棍。他双手紧紧抓着那根光洁透亮的木棍，每走一步都依赖那根木棍支撑自己，然后全身抖抖索索地向前移动。每一步都是那么艰难。

他的症状最强烈、最特别，见过一面就不可能忘记，所以我小时候对他印象特深。然而我印象最深的其实还是那根棍子，因为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光洁透亮的木棍。

毛得虽然走路最艰难，可是咱们那一带可能数他走路最多，因为他每天走村串户讨饭。我们到外村上学的时候，路上常见他摇摇颤颤的身影。他的父亲早亡，哥哥弟弟分家了，剩下他跟母亲在一起。我小姑妈养了六个孩子，靠生产队挣工分过日子，根本无力照顾他人。我跟母亲到姑姑家走亲戚，听母亲跟毛得的母亲聊天，常常聊到毛得的状况和前景。毛得到外村讨饭，无论向北走还是向南走，都得过河，那窄窄的石板桥，连正常人也得小心翼翼，毛得拄棍行进一晃一晃的，他母亲在家时时提心吊胆，说到这里他母亲总是黯然神伤。

到我差不多长大时，有一天突然听说毛得在河里淹死了，说是那时他正一颤一颤地洗衣服，洗着洗着就落水了。他的一生就这样了结了。打捞遗体时我表哥哭得十分伤心。表哥比我年长两岁，基本上是个大人了。安葬叔叔的整个过程中，这位侄子所表现出的痛感和孝心就像儿子一样，受到那一带人们的称赞。

我一直不知道他那么奇怪的病症缘于何因。到他逝世几十年之后，我才知道那是脑瘫所致。

既是写脑瘫病人，我不能不写写我的高中同学刘经文。他属于偏瘫，左手左脚大致正常，右手右脚发育不正常，手掌脚掌都跟瘫婆那样往里折，村里人叫折手折脚。他的发音器官也因运动障碍不能正常工作，说话嘟嘟噜噜的。相处时间长了，基本能听懂。只是他每次开始说话，必得先扭动脖子、转动下巴，借助脖子和下巴的转动才能把声音甩出来，听者觉得很累。

我跟刘经文是高一相识的，我们同班。我们对他左手写字还写得那么快、那么工整感到好奇。

他中等成绩，中等个子，总是坐在第一排，似乎老师有意照顾他。我们对他很友善，没见谁欺负他，但是也没人帮助他。我们学校建在红土山坡上，雨天我们去厨房取饭，或者送饭盒去炖饭，道路十分泥泞，还得上上下下爬坡过坎。去教室也一样。大家都没雨伞，快跑着在雨缝里钻来钻去。这事对于刘经文来说，堪称万分艰难。但是我们从没想过帮帮他。老师长期号召我们助人为乐，引导我们到社会上做好事，却没引导我们去帮助身边这位需要帮助的人。我进入中年以后经常想起这事，并感到特别遗憾。

或许我们曾经表示过要帮助他，但是他坚决拒绝了。人家知道他的性格，后来也就不会帮助他。多年过去，事实已经记忆不清，这个猜测也可能如实。

有的残疾人自尊心特强，常常显得脾气大，刘经文不是这样。长期相处不可能无矛盾，但是同窗两年从没见他跟谁闹过别扭。看来他是努力缩小自己才有这么好的生存空间。

我们的寝室在木板楼上，在楼板上铺上被子，全班人的被子你靠我我靠你。同一个班的人肯定也同寝室。上床之后你一言我一语，就像鸭吵螺蛳一样闹腾一阵。高中毕业前的一个晚上，吹熄煤油灯之后，我们几个人躺在床上谈论毕业以后的出路问题，忽然我们全都把注意力集中到刘经文这里，为他设想能找个什么方式才能适合他谋生。那时候还在人民公社时期，乡下人都是靠在生产队挣工分过日子。刘经文完全无法胜任体力劳动，此外的工作也就是赤脚医生、赤脚老师、大队会计等等几项。他口齿不清无法当老师，他无法给病人打针也当不了赤脚医生，他折手打不了算盘，也当不了会计。我们找遍了乡村社会所有可能的职业，觉得全都不合适他。

刘经文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怀着善意，所以他一直很高兴地应和我们。最后我们要他自己谈想法，他扯着脖子说，有倒是有适合的事，可是他不好意思说。我们反复要他把话说出来，他犹豫一阵，还是不敢说。我们用了各种威胁、引诱的方式，逼着他说出自己的理想，他经过一次次静默、一次次犹豫，最后他很认真地感慨道：这事太难了，说出来怕惹笑话。

三十多年过去了，在那个初夏之夜，毕业分手之前，我们几个同学曾经用共同的善意为刘经文寻找出路，这是我们两年相处中，唯一一次温馨的回忆。

毕业那年，我考进城里读书，此后见面就很少。过了几年，听说他跟一个肢体健全的农民合开了一家小店，他负责看店，那个合作者负责打货。我们都为他高兴。有一次我想买一双雨靴，正好路过他的店，我想何不在他店里买呢？他见了我是那么高兴，站在柜台里不断地扭动脖子，似乎要把最热情的话全讲一遍。他一边说话一边从货架上取来一瓶汽水，开好盖递给我。那是当时最高级的饮料，我有点过意不去，可是如果不喝那就太辜负他的盛情了。

后来我对商人的心理有一点领悟，我发现开饭店的最怕别人白吃他饭，开商店的最怕别人白拿他东西。越明白这一点，越懂得刘经文那一次对我有多热情。他的店里只卖些牙膏牙刷、肥皂汽水之类，我没有买到雨靴，但是领略了一位同学对我的友善和热情。

后来我路过那里，还去看过他几次。时间一长，小店易主，新主人说他回自己村开店去了。再后来，就没听说他的情况了。这些年开小店维持不了生计，不知他日子过得如何。我老想有个机会跟他仔细聊聊，甚至还想问问他，三十多年前他不敢说出口的心愿，真的有那么难吗？今天有可能实现吗？

摩罗，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耻辱者手记》、《自由的歌谣》、《中国站起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