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强，孙剑平

（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南京210094）

拉美国家收入分配问题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马强，孙剑平

（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南京210094）

拉丁美洲国家是最早开始工业化、现代化实践的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不公一直是困扰一些拉美国家的重要问题。我们必须在吸取拉美国家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吸收借鉴当代世界的先进发展观念和理论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理论和实践模式即中国模式。

拉美国家；收入分配；实践

拉丁美洲国家是最早开始工业化、现代化实践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拉美的现代化进程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多数时期，经济都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在拉美的发展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严重的贫困问题，贫困以及由贫困引起的各种社会问题已经成为拉美发展的严重掣肘。[1]而收入分配不公一直是困扰一些拉美国家的重要问题。

一、拉美国家收入分配的特点及其后果

拉丁美洲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从1945年～1980年，拉丁美洲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了5.6%，并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加入了世界中等收入国家之列。2002年，拉美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了3280美元，低于上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但高于下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拉美各国自然环境不尽相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因此对整个拉美地区的收入分配状况目前还缺乏全面系统的数据。尽管如此，依据国际金融机构和各国学术界对拉美地区不同时期基尼系数、收入分配差距、贫困人口数量等指标的研究和估测，仍可大致勾勒出这一地区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历史概貌和现实状况。

据美洲开发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90年代，世界各国的平均基尼系数为0.4，而在拉美地区，除牙买加(0.38)外，其他国家的基尼系数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中，11个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高达0.5，远远高于当时的世界平均水平。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统计年鉴数据显示，在3个拉美大国即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中，2005年占总人口10%的高收入者获得的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42%-51%，而占总人口20%的低收入者获得的收入仅占国民总收入的2.5%-3.7%。其中，在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巴西，1999年基尼系数曾超过0.64。90年代后期的巴西经济增长虽使国内收入分配形势稍有好转，但2005年的基尼系数仍高达0.613。[2]拉美地区的贫困人口数量一直居高不下，就是在经济发展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贫困问题反而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一方面，拉美国家的贫困人口不断增加。据拉美经济委员会统计，到2000年上半年，38%的拉美人是穷人。有的拉美国家，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甚至超过50%。另一方面，拉美国家的贫富悬殊不断扩大。国家的经济增长需要不断扩大内需，内需不足将带来一系列问题。一般来说，收入差距的扩大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社会消费力不足会导致严重的需求不足，国家经济增长将完全失去动力。这一现象在拉美国家，比如智利、巴西、阿根廷和秘鲁等比较普遍。最近十几年，在经济增长的推动下，拉美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和总体形势虽有不同程度的逆转，但还没有迹象表明，这种暂时性、阶段性的好转会促成整体性、根本性的改善。

大多数时期的经济增长伴随着几乎每个时期都存在的严重贫困问题，这种不协调现象已经成了拉美经济发展的区域“特色”。在拉美长期贫困背后，深刻影响的是拉美经济发展自身，带来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不协调等一系列发展困境和问题。贫困背离了人类的基本生存原则，在拉美引起极为不良的后果。伴随着贫困和收入不公的加深，拉美的贩毒、走私、绑架、凶杀等暴力活动也日益突出，每年因犯罪蒙受的经济损失高达300亿美元，相当于地区国民生产总值的2%。贫困还使拉美出现了政局动荡，构成了对稳定的威胁。与此同时，拉美许多国家贪污腐败之风盛行。而贫困带来的其它方面损失，如对社会凝聚力的损害，则难以用金钱来衡量。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会像拉美国家一样因为收入分配极端化而引起广大的社会中下阶层通过政治诉求以加强政府对社会公正问题的关注。收入分配不公本来是反映出国家经济政策上存在着不合理的问题，但是，在拉美国家收入分配上的极度不公已经演变成政治问题。例如，2001年阿根廷爆发货币危机后，紧跟着引发了经济危机，进而导致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一个月内竟然五易政府。阿根廷现象深刻地揭示了收入分配、贫困与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之间的关系，说明了若不关注收入分配问题，就会导致一系列的恶性循环：贫困加剧、经济低水平徘徊、社会动荡和政治不稳定，会使国家付出了高昂的政治成本和社会成本。

二、拉美国家收入分配不公的成因分析

拉美国家的收入分配格局从殖民时期形成至今已经达到了极端化程度，这给拉美国家带来了日益严重的贫困问题，而且深刻地影响了拉美国家的经济健康发展，导致社会动荡不安和政治信任危机。具体分析，造成拉美国家收入分配极度不公的既有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历史因素，也有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一系列的制度因素。

1.发展观念存在严重缺陷。拉美贫困问题的根源在于经济增长与社会全面发展之间的脱节，归根结底，这是拉美发展观念的严重缺陷所造成的。一些长期在拉美流行的发展理论，如“蛋糕论”、“积累优先论”、“发展主义”理论等，都割裂了经济增长同结构改善、经济发展与人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用这样的发展观念指导实践，必然产生严重的后果。导致“拉美陷阱”的最主要原因，是找不到新的增长动力。经济增长方式也存在较大的问题，它们走的是重工业、大型企业和进口替代的发展道路，导致大量人口失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2.发展格局不协调。一是工业发展与农业发展不协调。拉美国家为了加速经济增长，长期以来把重心放在工业上，忽视甚至歧视农业的发展。相应的政策使得农业长期凋敝，从而导致低收入阶层、特别是大部分农村居民陷入贫困之中，而农业的凋敝又迫使农民移居城市，导致其城市人口膨胀、城市贫民增加。二是工业内部发展不协调。拉美国家普遍有歧视劳动密集型工业发展的倾向，造成了劳动密集型工业发展缓慢、就业减少，延误了劳动力转移的过程，而劳动力供给过剩使资本家能够最大限度地压低工人工资，这就导致了低收入阶层大量存在；剩余价值集中于少数资本家手中，从而造成了收入的巨大悬殊。三是经济发展与城市化不协调。拉美地区是世界上城市化最快的地区，但拉美的城市化属于一种“超前”现象，与它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相适应。城市无法为急剧膨胀的居民提供就业及其他生存与发展的条件，从而造成更加尖锐的社会问题。四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拉美的社会政策具有相当大的脆弱性，表现在：社会开支不足及其分配不合理；社会保障制度存在严重缺陷；教育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拉美的教育对少数人高度集中，穷人得不到良好的教育，这也是一些国家收入差距过大的重要原因之一。[3]五是各地区发展不协调。经济活动高度集中于一两个地区是拉美国家的普遍现象。

3.土地分配不公平。在导致收入分配不公的诸多制度因素中，最根本的当属生产要素占有制度。拉美地区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最初产生，即与该地区历史上由大地产制造成的土地占有高度不平等有密切关系。拉美的大地产制形成于16-17世纪，是欧洲殖民主义统治时期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主要形式。在大地产制下，统治者和上层阶级凭借权力和武力占有拉美国家的大部分土地，进而几乎完全垄断拉美国家在咖啡、棉花、矿产等各经济部门的生产和出口，从中获得了丰厚的垄断经济利益。在这种垄断性的政治权力之下，政治变成上层阶级的游戏，权力沦为赤裸裸的利益工具。在上层阶级的操纵下，不仅土地不公平占有获得的经济利益被合法化，而且由上层阶级制定的各项经济、政治和社会政策也都是为其自身利益服务的。大地产制因而成为拉美社会早期分化和不平等的制度根源。一些国家在获得独立后进行过“自由改革”，试图通过建立土地市场和劳动市场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但各国上层阶级不断利用手中的权力和财富，大肆掠夺土地，使土地进一步集中，大量农民失去了土地。生产要素占有的日益集中使业已存在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进一步加剧，土地问题成为拉美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

4.工业化和城市化畸形发展。拉美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对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和地区间的分布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也是导致如今拉美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重要原因。拉美国家早期工业的发展是在19世纪后半期初级产品出口繁荣的带动下开始的，主要表现为初级产品加工业和部分满足内需的制造业得到发展。与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同，矿产资源的开采和土地资源的开发具有资本密集型特点，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较小。早期工业化的这一特征提高了资本的收益，却极大地限制了就业规模的扩张。加上当时劳工制度的局限性，劳动力价格被大大压低。19世纪后期，拉美城市化进程出现加速趋势。城市化进程的动力来自外部，主要受初级产品的出口繁荣和大量欧洲移民涌入的推动。由于工业发展尚处于初期阶段，这一阶段城市的发展“主要取决于这些城市及它们所在的地区被纳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程度”。[4]易于进行国际贸易的沿海城市和地区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而由于受地理环境和交通条件的限制，内陆地区和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十分缓慢，从而在沿海与内陆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出现了明显的经济增长鸿沟及与之相伴随的区域间收入差距的扩大。集聚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确使主要拉美国家的经济得到较快增长，但地区间和城乡间的发展失衡却明显加剧。

5.新自由主义改革虚假繁荣。在新自由主义的各项改革中，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最不明显，但其影响却不容忽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只注重刺激经济增长，忽视社会公正，使收入分配格局更加不合理，造成城乡收入和人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导致地区不平衡问题进一步恶化，贫富差距悬殊，贫困化问题进一步加重，进而引起社会混乱和社会中下阶层的不满。同时，金融自由化改革加大了宏观经济的脆弱性，引起经济增长的剧烈波动。在多数拉美国家，随着结构性失业的上升，最高收入阶层和最低收入阶层的两极分化实际上进一步加剧，新自由主义改革初期的虚假繁荣是不可持续的。

三、对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启示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应吸取拉美国家的经验教训，避免在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走弯路。

1.坚持民本思想。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和采取怎样的政策必定基于其执政党的指导思想和执政理念。拉美国家先增长、后分配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在拉美过去100多年的现代化进程中，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发展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由于拉美国家指导理念上的偏差、政策运用的失误造成人口与日俱增，大量的人口苦苦挣扎在贫困边缘，致使社会问题和矛盾日益突出。“拉美陷阱”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收入分配的恶化。而在我们今后的发展中，收入分配状况将会不断改善。这一方面由发展阶段决定，劳动力短缺推动工资上涨；另一方面，政府对收入分配重视程度很高，一直致力于缩小收入差距。对于我们来讲，适应新阶段发展的新要求，开辟发展的新思路，拓展发展的新空间，必然要求我们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拉美国家的经验教训说明，一个国家的执政党必须从具体国情出发，善于抓住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始终以民本思想为原则，确立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和追求目标，坚持科学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2.加强政府社会功能。拉美国家过去几十年的经历证明，发展不会自动导致社会公正。无论是在六七十年代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还是在90年代新自由主义改革时期，拉美国家无视甚至放纵收入差距的拉大，是导致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不断加剧的重要原因。[2]中国应吸取拉美国家的教训，避免重走拉美国家“没有再分配的增长”(growth without redistribution)的老路，使政府在平衡收入分配、实现社会公平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当前尤其要正视资产价格波动和教育、医疗不合理收费对中低收入家庭生活的影响，采取有效措施遏制房价和物价过快上涨，加大治理药价虚高的力度；尽快纠正住房、教育、医疗改革中过度市场化的倾向，强化政府公共责任；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养老、医疗、住房保障体系，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考虑地区发展的差距，有必要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增加对贫困落后地区在初级医疗、初级义务教育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推动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从长期来看，改善收入分配需要政府加快革除阻碍社会公平的体制性问题，特别是要严厉打击各种形式的腐败现象，消除经营垄断，整顿分配秩序，强化税收调节，从而从根本上遏制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拉美国家的经验教训表明：不能改善收入分配不公就不能减少贫困，就要付出高昂的经济代价、政治和社会成本，社会就不能得到可持续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过于依赖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来解决社会问题，但是事实证明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总是有利于强大行为者的利益，弱势群体往往是市场竞争的弱者而受到伤害，因此，依靠市场化并不能改善收入分配不公，相反却加大了贫富差距，收入分配更加恶化。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加强政府的社会功能，发挥政府的作用。政治决心、政策导向并辅以财政上的支持是解决贫困问题的首要条件。因此政府必须把社会政策纳入国家发展的总体框架，发挥政府的作用，动员各方力量解决社会问题，使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社会成员。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如果一味地认为问题出在再分配上，把过多的精力都用于再分配，走到极端反而会伤害经济增长。历史上任何国家收入分配的根本改善，都源于就业的扩大和人口的自由流动，没有一个是主要靠政府的再分配政策。

3.重视发展和改革模式。事实证明，一个国家或社会坚持什么样的发展观对它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同的发展观往往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发展和改革模式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5]一是不同发展模式对效率和公正的不同偏好决定了不同的初次分配格局。一旦初次分配出现严重失衡，再通过其他方式恢复社会公正，需付出很高的经济代价和社会代价；二是发展和改革模式决定了生产要素在区域和社会群体间的配置，这种配置如果出现失衡，将直接导致收入分配的失衡；三是发展和改革模式的优劣决定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如果一种发展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经济增长的剧烈波动必然会造成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拉美国家收入分配不公的现实表明，要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建设和谐社会，就必须扭转重效率轻公平的政策取向，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对于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而言，必须特别关注地区间和城乡间的发展平衡问题，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对贫困地区和落后地区应在政策、资金和人才方面给予必要的倾斜和支持。由于低收入者相对高收入者在经济波动中更脆弱，更易遭受失业和通胀的打击，因此，要改善收入分配，必须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有必要进一步改善和加强宏观调控，努力消除影响经济增长的不稳定因素；四是发展模式必须充分体现生产要素占有的公平。拉美收入分配不公的现实再次说明，生产要素在收入分配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拉美国家之所以长期无法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主要生产要素特别是土地的占有极不公平。中国未来要有效地抑制收入分配不公的趋势，关键在于防止出现生产要素的不公平占有。

4.科学寻求效率和公平平衡。长期以来拉美国家把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等同于现代化，片面追求高经济增长率。从理论来说，效率优先固然在竞争的市场领域里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是提高经济效益的主要动力，但是对于社会进步而言，只注重效率，长期忽视公平将导致社会问题积重难返，破坏社会和谐的政治基础，削弱国家的综合竞争力。拉美教训说明了一个国家要实现社会经济的共同发展，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率是无助于国家整体竞争力提高的，必须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发挥国家的作用，通过宏观调控制度、财产转移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税收制度等对国民收入分配制度进行重大调整，从制度的层面上，确立效率和公平的平衡点，推动社会公平和经济增长的共同发展。

[1]伯恩斯.简明拉丁美洲史[M].王宁坤,译.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368.

[2]江时学.拉美国家的收入分配为什么如此不公[J].拉丁美洲研究，2005,(5).

[3]人民网.科学发展观形成的国际背景[EB/OL].2010-02-09.

[4][美]威廉·福斯特.美洲政治史纲[M].冯明方,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314.

[5]苏振兴,袁东振.发展模式与社会冲突——拉美国家社会问题透视[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

F170.47

A

1002-7408（2011）03-0108－03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08JA790072）。

马强（1970-），男，江苏南通人，副研究员，博士生，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孙剑平（1953-），男，江苏镇江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

[责任编辑：宇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