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贤娇

（景德镇陶瓷学院思政部，江西景德镇333001）

改革开放四次大争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罗贤娇

（景德镇陶瓷学院思政部，江西景德镇333001）

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与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四次大争论密不可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一阶段的理论成果无不是社会各界围绕着探索和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而展开的思想理论交锋、争论的结果。改革开放四次大争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的社会资源，它见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改革开放；四次大争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伴随着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过一次又一次的从思想到意识形态、从理论到实践的针锋相对的争论而形成的。在当前的学术理论界，虽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鲜有从中国当代历史上数次思想争论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研究的。本文试从改革开放四次大争论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一初步探讨。

一、改革开放四次大争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然而回顾所走过的整个历程，却是沧海桑田、历经艰辛。从人的思想观念到意识形态，再到整个社会层面，无不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的每一步前进虽不是刀光剑影，却也是针锋相对。改革开放正是一次又一次突破了陈旧思维及习惯势力的阻碍，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如果把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综合起来看，改革开放到今天经历了四次大的争论，实现了四次大的突破。第一次争论是1978年前后，争论的中心问题是，要“两个凡是”还是要改革开放？第二次争论是1992年前后，中心问题是，要计划经济还是要市场经济？第三次争论是1997年前后，中心问题是，私营经济是活水还是祸水？第四次大争论是从2004年开始至2007年，中心问题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不是搞错了？[1]改革开放以来的争论之所以如此反复，其实与教条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有关。从1956年到1978年，这22年，虽然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弊端有所认识，但总体来说，我们并没有脱离教条化马克思主义的窠臼，以至于实践中走了弯路，最后导致“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错误的出现。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2]137而改革开放四次大争论是与教条化马克思主义逐步剥离的起点。

1.终止教条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时代。这就是发生在1978年前后的第一次争论，其核心是要改革开放还是“两个凡是”。这场争论源于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以及如何确定新的治国方略。当时的中央提出“两个凡是”，这表明“文化大革命”虽然结束了，但教条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并没有结束。从实践的意义上说，坚持还是反对“两个凡是”，其实质是结束教条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还是开创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国家的层面来说，就是坚持从“本本”出发还是坚持从实际出发来评价“文化大革命”以及解决当时人民心中的疑虑，从而确定新的治国方略。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其实这里涉及到一个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到底是教条还是方法的问题。从1956年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至1978年前后，对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一直没处理好，以至于在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的经验神圣化、绝对化，最后导致“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错误的出现。然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的问题上，仍然纠结在教条化马克思主义的束缚中。所以，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根据中国国情，必须进行改革开放，不进行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这标志着我们要从教条化马克思主义的束缚中走出来，表明我们开始探索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场争论其实也是一次思想解放。通过这场争论，不仅从理论的层面而且还从思想的层面清算了教条化马克思主义，从而开启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时代。

2.突破教条化马克思主义藩篱，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体。冲破教条化马克思主义的藩篱，逐步与教条化马克思主义剥离，从而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体，这主要是通过第二次与第三次争论完成的。由于历史的原因，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一度被认为是唯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如有不同，就被看成是修正主义。在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里，计划经济就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等于资本主义。公有制就是社会主义，私有制与社会主义水火不相容，或者说，存在私有制，社会性质就变了。

然而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立在经济文化水平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同时“一球两制”的格局没有变化，而且世界经济是资本主义主导的市场经济，我们要发展就必须融入世界经济，否则就会错过发展的机遇。与此同时，苏联解体，执政了74年的苏联共产党一夜之间垮台了。这些都从理论上提出了一些新课题：第一，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不是就是社会主义唯一的一种模式。我们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在经典著作里谈到的社会主义是不是属于同一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不是也有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第二，市场与计划和社会性质是不是有着本质的关联。第三，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是就不能有任何的私有制存在，一种所有制的存在到底由什么决定。第四，苏联共产党垮台的原因是什么？中国是不是出现了资产阶级，这会不会导致中国共产党变质等。经过整个八十年代的改革发展，现实中已经发展了一些非公有制经济，商品经济也逐渐在发挥作用，党的建设也出现了一些新现象等。这样，有些现实与理论的矛盾冲突甚至比较严重，需要理论对此尽快做出说明。这也就是之所以发生是维护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及私营经济是祸水还是活水的争论。说到底其实这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争论要求理论必须创新与完善。第一，我们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是我国最大的国情。同时，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仅仅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所以我们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二，我们认为，商品经济是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计划和市场与社会性质无关，它们仅仅是资源配置的两种不同的方式而已。在此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第三，我国之所以在一定程度或范围内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这是由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一种所有制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就是看它能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如果可以，那说明它就有存在的现实合理性。从而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最后，在此基础上形成社会主义本质论。第四，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存在并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并不会导致资产阶级的出现，同时中国共产党只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那么就不会变质。在此基础上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因此，经过这两次的争论，真正地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方法而不是教条成为现实，从而构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理论的主体。

3.教条化马克思主义再次失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教条化马克思主义再次抬头又再次失败，最终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这主要就是第四次争论。第四次争论的核心是中国的改革是否搞错了。有些人认为中国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资本主义，认为中国已经西化为资本主义，甚至有人提出回到改革开放前的时代去等。这是对整个改革开放的全盘质疑，表明教条化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理论界的再次抬头。当然出现这些质疑是有原因的。多年来GDP高速发展，既取得了辉煌成就，也造成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和成就相比，虽然是第二位的，但也非常严重。所以邓小平晚年曾经说到：“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3]1364事物都有两方面，发展与问题并生，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出现了，也正因为这样才能进一步发展。但如果因为问题而否定发展，那不是因噎废食吗？其实这仅仅是一个“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新课题。当然，教条化马克思主义质疑改革是否搞错了的原因并不在此，而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盘否定。对此，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改革开放的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当然我们也应更加认真地正视现实中的问题，比如民生问题，我们也正因此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要思想。这标志着教条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再次失败。而这时我们已经探索到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理论上也有重大突破，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

二、改革开放四次大争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作用

从改革开放四次大争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的关联可以看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启、内容的选择、突破与创新都与改革开放以来的这四次思想交锋有着逻辑的渊源。所以改革开放四次大争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的社会资源。

1.争论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了新的命题

（1）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争论因评价“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而起，到底是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还是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体体系去理解毛泽东思想，即“两个凡是”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实事求是才是马克思主义？于是这里就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问题，什么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的时代就是在这样的争论中才开启的。通过这次争论，从思想上、理论上澄清了“两个凡是”是一种教条化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实事求是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像邓小平说的：“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4]所以，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摈弃教条化马克思主义，对原有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方面进行有效的改革。实践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的正确性。“苏东剧变”的历史就是最好的反面例证，“苏东剧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在苏东社会主义发展的几十年间，没有一次成功的改革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到最后问题越积越多，积重难返，导致解体和分裂。

（2）“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在明确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之后，按照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方法，依据中国的国情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尤其是非公有制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商品经济也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由于处于两种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也给党的建设带来了一些新考验，比如，有关私营企业主的入党问题，腐败问题等等，这一切新现象使原有的理论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即必须要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重新做出答复。如：有关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争论，最后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有关私营经济是祸水还是活水的争论，最后把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写进宪法。有关党的性质问题，最后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3）“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步入新世纪，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一些问题，有些问题甚至非常严重。当然这主要是由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的事业，邓小平早在1987年时就说到：“搞改革完全是一件新的事情，难免会犯错误，但我们不能怕，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停步不前。胆子还是要大，没有胆量搞不成四个现代化。但处理具体事情要谨慎小心，及时总结经验。”[2]229正因为这些问题，才引发了“改革是不是搞错了”的争论。

围绕着“改革是不是搞错了”的争论，又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命题。如，是不是只要生产力发展就可以了？评价社会进步的标准是不是只有生产力标准？发展是手段还是目的？如果是手段，那么它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其实核心问题就是“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时生产力发展被推向了改革的最前列，不仅当作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被上升为一个政治问题。但发展到新世纪，新问题出来了。当然并不是说我们优先发展生产力错了，经济建设仍然是中心；而是说，我们过分偏重了经济的发展，而其他方面发展不够。比如，政治、文化建设的滞后所带来的问题等。甚至有些经济发展就是以牺牲某些方面的发展为代价的，比如生态的恶化等。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发展的成果没能让大多数人们共享，比如分配不公等。这就是为什么提出科学发展观的原因所在。同时也为我们进一步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来重新思考发展问题提出了新的要求。唯物史观理论认为，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全面的发展，经济仅仅是一个方面。如果仅发展经济，而忽视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发展，或者它们之间不能协调可持续发展，那么这不是我们要的发展。所以发展应该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同时发展仅仅是手段，它的终极目的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即发展要以人为本。现阶段主要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标。

2.争论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提供了养分

（1）争论为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扫除了思想障碍。反观历史，如果没有第一次争论，我们可能还在被“两个凡是”苦恼，被教条化马克思主义所羁绊。第一次争论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出发点和原则的争论，即到底是从“本本”出发还是从实际出发。这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问题，也是一个困扰了中国人二十多年的问题，也是对过去二十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如何总结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我们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这些思想理论问题不解决，改革开放就不可能顺利推行。所以第一次争论为整个的改革开放清除了思想障碍。为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阳光与清净的空气。

（2）争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增氧剂。自然而然，没有后面三次的思想交锋，也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命题都来自于这后面的三次思想交锋。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如何结合通过这三次争论得到充分体现。结合的方面、结合的内容、结合的方式等，都是通过这三次争论而得到充分体现的。有些结合是对以往理论的完善，比如，有关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的理论；有些结合是对以往理论的创新，比如计划与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方式，与社会性质无关，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等；有些结合是对以往理论的修正，比如，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会改变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在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也不会改变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等；有些结合是对以往理论的进一步丰富，比如，中国共产党只要始终做到“三个代表”就能长治久安等等。而这一切的结合都是在思想交锋中进行的。所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体都来自于这三次争论，争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到了增氧剂的作用。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教条化马克思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面镜子，它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反面提供了一笔丰富的财富。

3.争论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大众化

（1）争论加速了对教条化马克思主义的集体反思。纵观每一次的争论，它不仅仅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争论，而且是在社会层面的争论。尤其是第一次争论，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了空前的倒退，百废待兴，所以，这次争论波及面异常之广：文学界“伤痕文学”的出鞘，科学界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小岗村的“红手印”，音乐界一首《乡恋》引发争论狂潮，美术界的“星星美展”掀起的波澜，思想界、理论界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等。[1]正是因为这样一场大交锋，在“两个凡是”与改革开放之间，改革开放很快地被选择并推行，并被广大民众所支持和推动。

（2）争论加速了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集体认同。后面三次争论虽然没有第一次波及的面那么广，但争论所涉及到的都是在人们思想中、在理论上困惑了多年的一些问题，也是涉及到人们利益的一些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经历过那些争论的人们仍然刻骨铭心。“下海”、“股份制”、“郎咸平旋风”、“刘国光旋风”、“巩献田旋风”、“张勤德旋风”等，这些都能唤起人们对那些思想交锋的集体记忆，所以每一次的争论都是大众参与的争论。没有大众的参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就不可能被大众所接受。通过这样的争论，不但思想没出现大的分裂，反而最后统一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层面。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解释中国社会这么复杂，思想理论如此多元，但却能在思想上保持高度统一的原因所在。这也是西方人看不懂中国社会的所谓“中国谜”的原因所在。

4.争论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积累了丰富经验

（1）马克思主义是方法而不是教条。据考证，18世纪70年代，法国有一批年轻大学生将马克思的学说当作教条加以维护，面对这种“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宣布“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从褒义上使用“马克思主义”是在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从1886年起也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提法，但他一再强调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5]742-743所以，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如果把它作为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面。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方法前提。

（2）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只有澄清了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多样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才可以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才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教条化马克思主义才没有市场。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是社会主义在中国探求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一种新模式。

（3）正确处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姓社”、“姓资”的问题总会在不同时期显现出来。其实这里涉及到一个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马克思晚年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对当时俄国的情况进行分析时，就说到：“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6]435-436虽然在列宁时代的新经济政策曾有过一个对资本主义东西合理借鉴的短暂时期，但在后来“斯大林模式”的影响下，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不约而同地对资本主义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然而实践证明，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已成为经验事实的今天，正确合理地利用资本主义有利于壮大社会主义，反之，社会主义可能错过很多的发展机遇。中国的改革实践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事实上，社会主义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它应该是继承了人类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的社会。更何况历史实践中的社会主义是在经济文化落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2]373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才能真正最后战胜资本主义。[7]77

（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放性。综合改革开放四次大争论的始终，我们可以看到，争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局限于某些理论家，而是广大民众参与的结果。如果没有广大民众的参与，那么它仅仅就是一种抽象的理论，并不能被民众所掌握，从而发挥实践作用。所以始终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而不是一种封闭的状态，这样才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三、结语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思想理论界历经四次大的思想交锋，这一次又一次的思想交锋见证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启、内容的选择、突破与创新都与这四次思想交锋有着逻辑的渊源，这一次又一次的思想交锋直接催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并且最后达成了社会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集体共识。因此，从探析改革开放四次大争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联可以看出，思想交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源，合理地挖掘、利用、引导这一宝贵的社会资源，对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深远的实践意义和重大的理论价值。

[1]马立诚.交锋三十年——改革开放四次大争论亲历记[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冷溶.邓小平年谱(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3.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7]罗贤娇.社会主义的中国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种新诠释[J].求实,2007,(11).

D61

A

1002－7408（2011）03－0081－04

2011年度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课题“改革开放四次大争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MKS1123）成果。

罗贤娇（1971-），女，江西奉新人，景德镇陶瓷学院思政部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教研室主任，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责任编辑：闫生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