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科英

摘要：西安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

关键词：西安事变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共产党抗日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以武力攻击东北。9月18日，日本制造“柳条湖事件”，发动了对中国东北的战争。九一八事件爆发后，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而在日本国内，主战的日本军部地位上升，日本走上全面侵华的道路。此时，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忙于镇压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一方面又要应付各地方实力派的武装割据，加上日军的外部压力，在内外交困的处境下，蒋介石仍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在这种政策的指导下，国民党政府对外奉行不抵抗政策，对内则集中力量消灭共产党和其他异己势力。

在这种情势下，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态度，对于在陕甘一带进攻红军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总帅张学良和杨虎城，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1928年6月4日，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乘坐的专列火车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药炸死，身负国耻家仇的张学良对于蒋介石的对外消极抗日、对内积极“剿共”的态度十分不满，并表示“我觉得剿共牺牲，不如抗日牺牲更有价值。”由于东北军过去盲目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弃守东北，遭到国人唾弃，后又被命“剿共”蒙受重大损失，全军上下深感“剿共”没有出路，强烈要求抗日，收复东北国土。

杨虎城是陕西地方实力派的领袖，1929年以后担任国民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主任，1935年他遵照蒋介石的指令率部到陕南“堵剿”红二十五军，结果大败，其实力大为削弱。他从自身利害考虑，表示：“抗日，大家都有出路；打内战，大家同归于尽。要抗日，先要停止内战。”

中共中央分析了全国的新形势，分析了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处境和现状，认为首先在局部范围内联合东北军、西北军抗日是完全有可能的。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愿与东北军首先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愿望。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提出“逼蒋抗日”的方针，10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致信张学良，再次申明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张学良和共产党由于抗日的共同目标，关系越来越近，东北军和红军的敌对形势也逐渐缓和。1936年6月1日，国民党广东军事首领陈济棠和广西军事首领李宗仁、白崇禧，以北上抗日为名发表通电，出兵湖南，发动“两广事变”。蒋介石在平息了“两广事变”后，把主要精力转移到了西北，由于他听到了越来越多关于西北的不利消息，10月22日，他携宋美龄飞抵西安。蒋介石在西安时极力劝说张学良、杨虎城一心“剿共”，但是两人均强烈表示不同意继续“剿共”，并且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共同抗日。1936年11月，绥远抗战爆发。东北军群情振奋，强烈要求援绥抗日。但是蒋介石不理会东北军的要求。张学良眼见绥远抗日形势危急，华北危亡在即，11月27日，他向蒋介石呈递了《请缨抗战书》，表达了东北军北上抗日的强烈愿望，但蒋介石不为所动，拒绝了张学良及东北军的抗战要求。

蒋介石在面对日本侵华的危机下，完全不理会人民群众、共产党以及国民党内爱国志士的抗日要求，仍然以“剿共”为主要方针政策。在此期间，蒋介石无视张学良一直以来的劝谏，并且顽固不化的要以剿灭共产党为首任，坚持“把红军斩尽杀绝”，并且幻想通过与日本的外交接触，使日本在其“剿共”期间，不要发生日军大举侵华的事件。

12月4日，蒋介石为解决西北问题、实现其“剿共”计划，再次来到西安，企图劝说张学良、杨虎城一致抗击共产党，或者交出兵权，但是他的计划没有成功，反而使张、杨激起了“兵谏”的决心。12月11日，蒋介石为最后决定大规模“剿共”的具体军事行动计划，打电话召集张学良等到华清池开会。趁此机会，张学良对蒋介石又做了最后一次劝谏，仍然无效。12月11日晚间，张学良与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的命令。12月12日早晨5时，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十七路军扣留了在西安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邵元冲等人遇难。西安事变爆发。

蒋介石被抓之后，依旧坚持自己反共的态度，并企图用一些谬论来转变张学良等人的抗战决心，但是他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张、杨已经决定了逼蒋抗日，一切以民族利益为重，故继续软禁了蒋介石。

为了使更多人能够清楚并且全面的了解西安事变的真相，争取全国民众和实力派的同情和支持，张学良、杨虎城于12日当即宣布取消“西北剿匪总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张学良、杨虎城分任正、副委员长。13日上午，张、杨等人联名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了一封通电，陈述捉蒋的原因和目的，并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救国会领袖及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自由，实行孙中山遗嘱，召集救国会议等8项主张。同时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团结抗日大计。13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肯定了事变的积极意义，表示支持张、杨的行动，但不要与南京政府对立。12月14日，周恩来率团组成中共代表团前往延安，准备飞往西安，参加处理西安事变的谈判。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中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进攻西安，借机扩大事态，夺取蒋介石的统治权力，进一步与日本妥协。英、美帝国主义及亲英、美的宋子文、孔祥熙则希望事变和平解决，以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和英、美在华利益。宋子文、宋美龄委托端纳飞西安探视情况。12月16日，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并相应作了军事部署，派飞机轰炸西安临近地区。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后，确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派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恳切会谈，并接见各方人士，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次事变。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龄飞抵西安开始与张学良、杨虎城及中共代表会谈。12月24日，会谈达成了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权利、联共抗日等项协议。周恩来曾会见蒋介石，蒋介石表示以人格担保，履行上述协议。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护送蒋介石飞离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实现团结抗日，中国由此实现了从国内战争到全国抗战的伟大转变。

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的态度,经历了几次微妙的变化：在事变之初,他的态度很强硬,明确表示“我绝对不会改变我的观点”。但是在12月14日端纳飞抵西安,向蒋介石转交宋美龄的亲笔信后,蒋介石的态度有所缓和,并表示“允许西安方面和他商谈抗日问题”。12月22日宋氏兄妹一行抵达西安后,蒋介石便委托宋子文、宋美龄代表他同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进行谈判。但蒋介石对谈判还未进行时就附加了一个前提条件,即宋氏兄妹与西安方面谈判和商定达成的所有条款,均由蒋介石以“领袖的人格”担保,他本人不做任何的书面签字。蒋介石的这种态度暴露了他对结束内战、共同抗日的和谈是没有多大诚意的。在端纳抵达西安后,蒋介石态度的缓和,并不是要真心实意地“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而是为了尽早脱身,离开西安。在如何放蒋介石问题上,虽然西安方面还没有达成共识,但是,张学良还是决定在12月25日释放蒋介石。送蒋介石在机场时，由于害怕节外生枝,张、杨二人变卦，才惴惴不安地向张学良、杨虎城保证:“我答应你們的条件,我以领袖的人格担保,我再讲一遍。” 于是,蒋介石在机场信誓旦旦地重申了六项诺言。然而,当蒋介石被释放离开西安后,先是在洛阳发表了歪曲事实真相的《对张、杨的训词》,后又在南京组织军事法庭审判张学良等。蒋介石这些背信弃义的言行,说明他在西安事变后,“攘外必先安内”的顽固的反共反人民本性没有丝毫的改变,也正是蒋介石这一反动本性葬送了国民党反动政权。

参考文献：

[1]《蒋介石与西安事变》宋连生

[2]《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薛家柱、王月曦

[3]《西安事变亲历记》吴福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