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 松，张玉辉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北京 100700)

朱丹溪 (1281～1358年)，名震亨，字彦修，号丹溪。义乌 (今浙江义乌市)赤岸镇人。医德医风高尚，学术精湛。早年从师名儒许谦，学习理学，40岁方专业从医，先生首次将理学引入医学，以理学为宗，其主要学术思想“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论”和“相火论”有浓厚的理学色彩;针对寒凉派刘河间的“火热论”与攻下派张子和的“攻邪论”以及易水学派李杲的“脾胃论”中诸多治法的不足，以及当时市医滥用《局方》香燥、温补之品所产生弊害，批判“局方之学;创“气血痰郁”四伤学说，为杂病的辨证施治提供了有意义的临床经验和理论基础;先生提出以滋阴降火为主的滋阴学说，并贯穿到养生、治病等多个方面。先生精于临床，内、外、妇、儿各科，均有建树，一生著作颇丰，其弟子门人亦多有整理者。据有关文献记载，具名丹溪所撰的医籍达二十余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丹溪是金元四大家中最晚出的一家，可以说，从他的个人经历，师承关系等方面看，丹溪之医学思想，集理学和金元医学之大成，很好的吸收了金元其他三家的证治特点而为己所用。丹溪弟子众多，通过师徒授受，学派流传，学说风行全国，历有三百年而不衰，形成了丹溪学说和丹溪学派，其学说思想卓然可观，对后世和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本文试略述丹溪学派形成及其深远影响。

1 丹溪学派形成及影响因素

有关学派一说，任应秋氏云:“凡一学派之成立，必有其内在联系，否则，便无学派可言……所谓内在联系，一者，师门授受，或亲炙或私淑，各承其说而光大之。一者，学术见解不一致，各张其说，影响于人。”［1］这是说，凡一学派之成立，必须具备如下因素:其一，师承授受，继承前师之说;其二，在前师指导下，有新的学术观点;其三，是对后世医学发展有相当影响。而且，并非某个医学家就只隶属于一个学派，拿朱丹溪来说，根据其学承经历和主要的学术思想，我们亦可说，他既属于河间学派，也属于易水学派，同时，又是丹溪学派的创始人。

丹溪学派形成受到时代因素、丹溪个人经历、理学影响、师传熏陶等等诸多方面的影响。从元泰年间，丹溪学成归乡，诸医相率为其弟子，开始形成了丹溪学派，直至明代中后期，尊崇丹溪推行其说者不绝于世，学派绵延300多年，在学术史上产生了久远的影响。丹溪学派的形成，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所谓天时，我们知道，丹溪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决定了其学术思想的形成。丹溪本人，生活在元朝相对太平的年代，对其从事临床和理论的研究有很好的条件;而且，当时程朱理学的盛行，为医学的发展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给养。丹溪之后，众弟子都出身世家大族，有诗书传家的文化传统，有良好的文化素养。且经历短暂的战乱之后，处于明代较为鼎盛的时期。丹溪本人为儒而兼医者，侧身儒林;戴、赵两姓为诗礼世家;王履“学究天人，文章冠世，极探医源，直穷奥妙”;徐彦纯、王顺、王宾等为“儒而兼医”者。因此，丹溪学派众多成员具有极高的文化素养。据不完全统计，丹溪亲著及冠名“丹溪”的著作即有44种之多。所有这些都为丹溪学说和丹溪学派的形成提供了非常良好的条件。

朱丹溪学术继承前贤，取诸家之长而有所弘扬专擅，独树一帜，其医学成就对明代的学术与临床影响最为卓著，明代众多医家尊崇其学术思想及临证经验，投其门下者亦众多。考其源流，嫡传的丹溪学派以赵震道、赵以德、戴思恭、王履、刘纯最为代表，他们不仅完整地继承了朱丹溪的医学思想与临证经验，又是其学说的传人。作为朱丹溪的亲授弟子，他们宗朱丹溪的学术之旨，又不拘门户之见，其在养阴、治火、治痰、解郁等方面的成就，与丹溪的启发是分不开的。另有虞摶、王纶、汪机、徐彦纯等亦接受其学术思想，甚至远传海外，为日本医学家所推崇。由此，丹溪所创之学说被发展成一个学术流派——丹溪学派。

2 丹溪学说对后世的影响

丹溪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医学家之一，因而其临床经验和理论、著作历经元、明、清以至于近现代，研究者众多，其学说经久不衰。其师从弟子众多，而且通过师徒授受，学派流传，其学说风行全国，乃至影响了全世界。

2.1 丹溪学说对明代医家的影响

丹溪创立滋阴说，以养阴派彪炳于世;临床上长于杂病，以“四伤学说”作为辨证理论。其医学思想独树一帜，对明代的学术与临床影响最为卓著，嫡传的丹溪学派如戴思恭、王履、刘纯等，私淑的丹溪学派在明代为鼎盛期，众多私淑者与丹溪学术经验互相发明，且有补阐。其他兼取丹溪学术的医家多能运用丹溪之学，与其医学理论融汇贯通。明代丹溪学派对祖国医学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也是丹溪学说发展的高潮期，诸多明代医家都深受丹溪之学的影响。朱震亨成名后，陆续有王履、赵以德、戴元礼、刘淑渊等先后师从之，使其学说得以继续发展，在元末明初形成明显的学派流风，除丹溪弟子之外，另有很多医家也禀丹溪之说，并将其发扬光大。其中代表性的有戴思恭、王履、虞摶、刘纯、再传弟子汪机、王纶等等。

明代医家中，以戴元礼最得师传，为丹溪最得意的弟子之一，其叔父元末诗人戴良为朱丹溪挚友，亲撰《丹溪翁传》［2］。戴氏为丹溪弟子中医术最精者之一，明代洪武年间，曾任“御医”。戴氏致力于发扬丹溪学术思想，曾著《证治要诀》十二卷，论述内外各科杂病，理趣深远。他还校补《金匮钩玄》一卷，手稿为明代医家汪机所见，阐发各种杂病治疗，大体均以清热滋阴为宗，对朱震亨医学思想颇多发挥。由其门人陈桷校刊，著成《推求师意》两卷 (1519年刊)。现存还有戴思恭1443年编《丹溪医按》抄本。戴氏学术思想中，尤为强调“火”的危害，且认为人身之火，除君相之外，各脏皆有。对朱丹溪关于“久身诸病，多生于郁”的观点加以发挥，对气郁、湿郁、痰郁、血郁、热郁、食郁等“六郁”之病的辨证治疗阐述和体会较多，反对用燥热、温补之药，倡用滋阴降火治法。可以说，戴氏作为丹溪的嫡传弟子，是丹溪学派的中坚力量，其弟子如明代医家汪机等，也进一步的发展了丹溪学说。

明代另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丹溪学派代表医家为王履，据《昆山县志》载，王履著有《伤寒三百九七法辨》、《百病钩玄》、《医韵统》等，均佚。现仅存《医经溯洄集》一部。王氏尊丹溪之学，重视对经典的研究。在“亢害承制”、“阴阳虚实补泻”等理论上，有很多自己的独特观点，并且，在辨伤寒与温病的区别上，提出湿热病则以清里热为主，为后世温病学派和温病学理论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王履的学说和观点，很好的继承了丹溪学说，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建，进行了一定的补充和发展。

2.2 丹溪对日本汉方医学的影响

金元医学的成就不仅影响了中国医学的发展，而且在明代东传日本、朝鲜。率先在日本传播丹溪学说的是日本医家，“后世派医学之开祖”——田代三喜。1487年，他作为日本僧人渡海来到我国学习中医中药学，随从当时在杭州钱塘的日本僧医月湖临证。月湖是虞天明 (丹溪私淑弟子)的弟子，所承正是丹溪学说。田代三喜留华12年，潜心研习医术，博采金元诸家，专攻李杲、丹溪之学，尤尚丹溪学说。1498年，三喜学成返日后，便大力倡导金元四大家，特别是丹溪学说。回国后成立了“丹溪学社”，奉丹溪翁为医中之圣，以其为首的后世派医家一扫往昔由于盲从《和剂局方》所带来的弊端，摆脱局方医学的桎梏，使日本汉方有了长足的发展。田代三喜创立的气血痰病理观深受丹溪有关气血痰郁学说的影响。后传其学至弟子曲直濑道三，再传弟子曲直漱玄朔，均推崇丹溪之学。在辨治杂病上很好地承袭了丹溪论治气血痰的独到之处，明确地将体内致病因素归纳为气、血、痰，并且相应地确立了一套处方用药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丹溪学说，并“随方土而异”进行临床实践，使之更趋日本化。发扬光大，流传至今。

总之，数百年来，丹溪学派以及丹溪学说，薪火相承，发展至今，是中医发展史上的一朵奇葩，极大的促进了中医学术的发展，更促进了中医理论与临床实践的发展，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和挖掘其内涵，以飨后学。

［1］任应秋．任应秋中医各家学说讲稿［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174．

［2］章真如．朱丹溪学术考论［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