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 薇

(云南大学 民族研究院，云南 昆明 650091)

云南民族识别属于中国民族识别工作重要的组成部分。1953年起，新中国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其中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每个公民民族身份确认。在宣传贯彻民族平等政策的前提下，对民族名称采取了“名从主人”的原则，即让各民族群体自报个人所属民族的称谓。由于历史、地理及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云南所报族称名目繁多，当时自报登记的民族名称有260多个，预示了云南省的识别工作在全国整个民族识别中任务的复杂性和识别的紧迫性。

云南民族识别是云南近现代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学界对于其历史发展进程有两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是以林耀华等学者为代表的三阶段论，即新中国建立，经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到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为第一阶段；1954年到1964年为第二阶段；从1964年，经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到现在为第三阶段[1]；第二种观点是黄光学、施联朱所编《中国民族识别》一书中总结的，该书将民族识别工作的历史进程概括为四阶段论[2]，大多数学者普遍使用此种划分方法：即新中国建立至1954的发端阶段;1954年至1964年的高潮阶段;1965年至1978年为受“文革”干扰阶段;1978年至1990年为恢复阶段。第二种观点相较第一种观点，将1978年至1990年独自列为一个阶段，充分考虑了这一阶段对整个中国民族识别重要的历史意义，且简要概括了每个阶段的特点。1978年1990年的恢复阶段对于云南民族识别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一阶段已具备前三个阶段的大量调查资料，培养了一批具有丰富实地调查经验的学者，奠定了云南民族识别研究的基础，所以对云南民族识别历史进程的划分笔者更赞同第二种观点。需说明的是，云南民族识别研究回顾包括以云南民族识别为对象进行的文献研究或田野调查研究。

一、云南民族识别研究的初步实践

由于云南地处中国西南特殊的地理位置，这里自古就是多民族迁徙、交流、融合和汇集之地，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云南民族识别更准确地说明了云南民族情况的复杂性。1950年，中央访问团访问了西南民族地区，对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和民族关系等， 进行了广泛的调查[3]。西南访问团是中央派出的第一个访问团，访问团由中央 20多个单位的 120多人组成 ， 加上地方补充的人员，访问团又分为 3个分团，分别赴西康、云南、贵州访问。访问结束后，访问云南的第二分团先后整理和出版了《云南民族情况汇集草稿 》；《傣族社会历史调查 》(西双版纳之一 )，其中包括攸乐人 (基诺族 ) 的情况；《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 》 (上、下) 等研究调查成果[4]。正是在调查访问过程中中共中央意识到，不搞清楚中国有哪些民族，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将很难落实和实施，于是民族识别工作被放在当时民族工作的核心位置。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到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的召开，为民族识别的发端阶段，这一阶段的识别调查涉及云南的傣、苗、傈僳、白、哈尼、羌、景颇、纳西、佤、拉祜等少数民族。1954年至1964年为民族识别的高潮阶段，这一阶段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比较广泛的民族识别调查。1954年，中央民委派出云南民族识别调查组，将云南自报的260个民族进行了民族支系的归并，其中工作量最大的是彝族和壮族支系的归并。1964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登记的不同民族名称183种， 经过识别调查研究， 新确认了15个少数民族，其中包括云南的阿昌、普米、怒、崩龙 (现改为德昂 )、独龙等民族。在十年文革，云南民族识别工作停滞不前，直到民族识别的恢复阶段，1979年确认基诺族为单一的少数民族[2]。

云南民族识别的调查研究具有三方面的价值：第一，从社会经验的收集整理而言，对云南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经济结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进行了功能式的整体调查，特别关注语言学调查资料的收集，以语言分类的角度分析各语系、语族、语支的详细情况及其各少数民族间的亲属关系，为进一步研究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力的证据。[5]第二，云南民族识别作为国家对云南地区族群系统的官方分类，为国家民族政策的实施提供了符合国情的依据，也为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团结奠定了基础。第三，从民族学学科建设的角度，经过在云南的实地调查与研究，培养了从事民族研究工作和民族社会工作的队伍，收集和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学科建设素材[6]。

20世纪80年代属于云南民族识别工作研究实践初期，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是对已有调查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同时参与调查的学者开始对云南民族识别工作进行回顾和反思。1980年费孝通发表了《关于我国的民族识别问题》一文，结合云南民族识别调查的第一手资料，介绍了全国需要进行少数民族识别的情况，以云南红河的“苦聪人”调查为例介绍民族识别的余留问题，并且对民族识别中的“共同民族语言”这一分类标准进行了反思[7]。云南民族识别的成果做为佐证材料在文中提及，其论述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民族识别恢复阶段中的民族成分更改具有关键意义。1984年林耀华发表《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主要侧重于对我国西南地区民族识别的探讨，对于云南民族识别研究具有奠基性的历史意义，从此开始，包括云南民族识别在内的西南地区民族识别作为中国民族识别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研究领域开始受到关注[8]。作为1954年云南民族识别调查组的主要负责人林耀华先生，亲自参与云南民族识别工作，收集了当时云南民族地区丰富的社会调查资料，累积了民族地区工作的经验。一方面，运用云南民族识别材料，对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四个特征的著名论断提出了理论性的探索。另一方面，林耀华对云南民族识别过程中的四种情况进行了分析：少数民族支系的归并与识别(壮族和彝族的支系归并)；是汉族而不是少数民族(云南蔗园人)；确定为单一民族(基诺族的识别)；尚有极少数族称单位，还有待进行识别。在研究定位上，虽然文章题目定位是“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但在文中所用的论证材料几乎都来自于作者亲自负责的云南民族识别工作，具有地域特色的民族识别研究不仅仅使云南民族识别研究定位有了实质性的转变，而且为后来的民族识别研究走向以地域特色为专题的纵深研究打下基础。

总结这一时期的云南民族识别研究，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研究内容上，与整个中国民族识别调查工作的大背景密切相关。一方面，关注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云南民族识别宏观内容的介绍，包括民族识别的缘由，民族识别的理论依据，民族识别的工作进程，民族识别过程中余留问题的归纳分析；另一方面，根据大量丰富的云南民族识别调查收集的第一手资料，以此为佐证分析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在中国民族识别进程中的适用问题，为恢复阶段的民族识别工作提出具有价值的建议;第二，在研究方法上，除了沿用历史文献的抄录转述之外，主要对作者亲自参与的实地调查收集资料，增强了民族识别的实证性;第三，在民族发展观方面，都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民族问题上的实践;第四，初步奠定了云南民族识别研究在中国民族识别研究中的地位，积累了大量资料，为云南民族识别专题研究提供了文献依据。

二、云南民族识别研究的实践拓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云南民族识别研究进入了新的实践拓展时期，新的理论和方法不断的借鉴和应用，促进了云南民族识别研究实践的发展。

第一类研究实践继承了林耀华先生等学者的研究路线，继续以宏观角度介绍分析、总结和归纳云南民族识别的资料，使其更加体系化的凸显云南民族识别的地域特色。最为典型的代表作是2005年出版的由黄光学、施联朱合编的《中国民族识别——56个民族的来历》一书，书中以中国民族识别为大背景对云南民族的识别的调查研究成果做了类型化梳理研究，较之前学者的研究，云南民族识别研究已经具体化了，内容涉及云南少数民族中不同类型的民族识别。首先，在民族特征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着重追溯民族历史渊源为识别族属的依据。其中云南阿昌族的识别属于这一类型[2]。其次，云南民族识别的归并和认同强调了民族语言在民族支系归并和认同中的作用。云南壮侗支系的归并与识别、云南彝族支系的归并与识别、哈尼族支系的归并、民家族(后改为白族)支系的识别、佤族支系的识别，5个民族支系的归并与认同是云南民族识别的核心内容，作者严格按照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对其识别过程进行梳理和诠释，诠释的过程体现了云南民族识别中对民族识别标准灵活的应用。再次，涉及个别族属的识别问题，确定云南“蔗园人”为汉族的一个部分。虽经识别但族属仍然难以确认，与云南民族识别相关的是云南克木人的识别问题。最后，民族名称的确定和更改，涉及云南民族识别的内容有云南对“白朗”、“西番”、“崩龙”、“卡瓦”等族称的更改。从此书宏观系统的介绍中，可以看出云南民族识别研究在中国民族识别过程中的重要意义，但书中仅对识别的成果作宏观的简略研究，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的视角对云南民族识别过程和云南民族识别成果的学科理论探讨不多。

随着民族学、社会学不断发展，云南民族识别作为民族学和社会学史上重要的学术事件出现在民族学和社会学具有综合性、全局性的论著中。如马戎，周星编著《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与发展》(1991年)，林耀华主编的《民族学通论》(1997年)，黄淑娉的《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1998年)，纳日碧力戈的《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2000年)，马戎的《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2004年)等。

在云南民族历史研究领域，云南民族识别成为云南民族发展的重要历史事件进行了整理和研究。王文光教授在《云南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概要》一书中的“20世纪50年代云南的民族识别工作”一节中，主要列出了1954年的识别工作尚留下未能明确的民族单位70余个，结合云南民族识别调查的情况，举出相应的案例，总结了云南民族称谓众多的原因[9]。虽然这仅仅是书中的一个小节的内容，但作者将其纳入民族发展史的研究范畴，为云南民族识别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拓展。2009年王文光、龙晓燕、李晓斌合著的《云南近现代民族发展史纲要》一书中，以民族史学的视角评述分析了“新中国云南的民族识别工作”，较《云南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一书更为全面系统。对云南民族识别成果的介绍以语言学的角度进行分类介绍，将21个少数民族的识别成果分为“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各民族的民族识别，汉藏语系壮侗各民族的民族识别，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族和瑶族的民族识别，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佤族、布朗族、德昂族的民族识别[10]”。此章节的内容结合云南少数民族历史发展的大背景，更加清晰地描述了各民族之间的族源和民族关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中国的民族识别——56个民族的来历》中关于克木人识别论述进行了整理，与《云南省民委关于将我省莽人识别为布朗族的报告》转引，展示了克木人和莽人识别问题的最新研究进展。

此外，无论是云南民族识别工作形成的丰富调查资料和研究经验，还是云南民族识别的过程，作为中国民族学学科史的一部分，零散的出现于我国民族学学科史的研究中，如《云南民族工作40年》，杨圣敏主编《中国民族志》，王建民等人合著的《中国民族学史》等。但是这些表述都呈现碎片化，对云南民族识别工作四个阶段从学科史角度的总结并未成体系。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第一，在研究方法方面，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方法，围绕着云南民族识别工作已有研究成果的梳理和归纳展开。第二，在研究内容方面，云南少数民族的族属、族源、云南民族识别过程，云南民族识别依据等都成为研究的主要内容。第三，在研究目的方面，凸显云南民族识别工作的重要性，为进一步推进云南民族识别工作的专题研究实践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类研究实践以具体的少数民族识别成果作为研究对象结合理论发展和少数民族社会的变迁做出深入研究，形成对云南民族识别工作的反思。云南民族识别工作识别过程复杂，参与调查人员在调研过程中难免存在失误和不足，或者由于调查时间的仓促，对少数民族族属存在以主观意识为主的判断，故进一步的分析和整理有助于客观认识“云南民族识别”。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者的理论视野被拓宽，云南少数民族社会正经历着由现代化和全球化带来的剧烈社会变迁，云南民族识别需要与当下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的情况紧密结合才能发挥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国内外的研究者们从民族学、史学、语言学等理论角度，结合少数民族村寨调查的田野资料，开始作出积极的回应。

第一种研究拓展是在梳理云南民族识别调查材料的基础上展开的，研究者主要是当年亲自经历云南民族调查的学者，以民族识别理论命题探索为主要研究目的。随着民族学理论视角的丰富和发展，参与云南民族识别调查的学者对已有的民族识别成果进行了回顾和反思，为20世纪50年代云南民族识别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作出了积极的探讨。典型代表如杜玉亭教授，杜先生根据基诺族从1958年到1979年的识别材料，结合基诺族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情况，关注基诺族的变迁，对民族识别命题的再探索提出几点思考，包括民族识别理论依据的再认识，民族识别政治目标的再认识以及人与民族两个概念的再认识，并运用来自基诺村村寨的第一手资料，把民族概念的思考与基诺族社会变迁的背景联系起来[11]。此后，杜玉亭先生在2009年再次发表《民族识别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基诺人识别50年的历史哲学视角》，回顾基诺族的识别过程，重新定位马列理论在中国民族识别中位置[12]。

第二种研究拓展即侧重运用民族学田野调查，结合民族学和历史学的观点，研究云南少数民族的族群认同问题，对中国“民族”建构问题作出思考。这一研究拓展把云南民族识别的调查资料或识别结论置于参照研究的角度，与现阶段云南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相比较，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民族识别工作进行深度剖析和反思。如美国学者斯蒂文·郝瑞的《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 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 》，作者结合自己的田野调查，从彝族具体的识别调查出发，提出对中国民族识别的反思。[13]王文光与张曙辉的《利益、权利与民族认同——对白族认同问题的民族学考察》，运用史学和民族学的研究视角，参照云南白族的识别调查材料，从客观的文化特征来分析， 包括地域、血缘、体质、语言、宗教、饮食、服饰、经济生活等各个方面， 巴尼人、大理白族都是中国白族的不同组成部分。无论是部分巴尼人的 “我非白族 ”认同观， 还是部分大理白族的 “ 汉族祖源 ”认同观， 都是在不同的历史场景下表现出来的主观认同， 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14]。白志红的《历史脉络中的民族认同——以阿佤山汉族移民认同的变迁与佤族的互动为例》一文，将近代部分史料中对阿佤汉族移民的记载与佤山汉族移民和佤族的田野调查资料结合，作者发现“以20世纪 50 年代的民族识别为界来研究中国的少数民族是不恰当的。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只是将佤族这个族称合法化， 20 世纪 50 年代的民族识别也不是单纯从客观的角度对各民族进行的简单分类，无论是在国家的民族识别以前还是以后，阿佤山的汉族和佤族都按照当地的政治经济场景，而不仅仅是按照国家识别以后获得的法定民族身份来实践自己的身份认同”。[15]

第三种研究拓展，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民族识别或中国政府对其境内少数民族的政治构建遭到了来自西方的中国研究专家们的解构”[16]的背景分不开。来自海外的学者对云南民族识别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日本学者松本的《“蔗园人”》[17]；日本冲绳大学中国籍学者刘格的《云南空格人调查——以曼坝约村空格人为例》，根据1960年撰写的《云南民族识别调查报告》(1979年内铅印)的仅有数百字对“空格人”的记载，结合对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养镇空格人的田野调查；美国学者墨磊宁 (Thomas S·Mullaney) 的“Ethnic Classification Writ L rge: The 1954 Yunnan Province Ethnic Classification Projected its Foundations in Republican - Era Taxonomic Thought”( 《民族分类:共和国时代分类学下的1954年云南省的民族识别工程及其基础 》)探讨了“ 民族识别” 的分类学术与公共知识建构等问题。

综上所述，第一，研究方法方面，体现了田野调查与民族史研究的有效结合，有助于对“云南民族识别”更为全面的诠释；第二，研究理论方面，一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结合实地考察，提出对“民族识别可以进行各种视角评说”的观点。二是以族群认同等热点理论为导向，关注云南少数民族的具体识别问题；第三，研究目的方面，反思云南民族识别是为了深入理解中国的“民族”问题；第四，从参与的人员方面，云南本土学者为主要的拓展实践者，部分国外学者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注。但在云南民族识别的学术史方面，研究体系化不足，空白点较多。

三、云南民族识别的研究空间探讨

云南民族识别工作虽然早已结束，然而云南民族识别的研究实践还应不断深入，其研究前景相当可观。

第一，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云南民族识别工作开展时间长，参与人员多，收集了大量的云南少数民族社会调查资料，充分运用云南民族识别已有成果继续研究民族理论问题。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民族支系的复杂性是云南民族历史演变的一个重要部分，云南民族识别分类体系的历史性场景建构和族群认同的地方性变迁值得进一步关注。

第二，云南民族识别中尚有一些遗留的问题未曾解决，这些问题都需要认真研究。例如，黄泽教授在《云南未识别群体研究的族群理论意义》一文中，指出云南省尚有部分群体未被识别，大致分为两类：一是至今未定族属的群体，如拉基人、普标人、老缅人，另一类是已经划定族属但尚存争议的苦聪人、阿克人、本人、他留人、摩梭人。对云南未识别群体的关注，有助于推动西方族群理论与我国族群问题的互动[18]。

第三，由于民族识别是以社会调查的方式展开的，识别的最终结果与调查人员划分归并或确认密切相关，云南民族识别工作存在着主观操作和标准不一致的问题，探讨云南民族识别中研究人员的主观行为，厘清识别标准之下的工作场景，丰富民族学田野工作中的“在场”经验，回归学科理论的探讨。

总之，云南民族识别既是中国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也是民族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学术事件。然而，在云南民族识别研究内容方面，现有的研究主要仅仅关注云南民族识别成果的介绍和具体识别类型的划分，或是为证明某一观点，将“云南民族识别”置于分析佐证的位置。虽然近年也有学者尝试以云南少数民族识别作为参照，结合云南民族发展的实际情况对其进行反思；在研究目的方面，一是为民族政策的实施、民族凝聚力的形成、民族认同的形成等提供历史依据， 二是用云南民族识别研究来反思原有的民族或族群理论及其研究范式。但到目前为止，学者对云南民族识别专题化的研究不多见，故需要进一步对“云南民族识别”进行专题研究，充分挖掘和利用20世纪50年代以来云南民族识别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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