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斌，任兆昌

(云南农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云南 昆明650201)

发轫21世纪初的西部大开发，是中共中央贯彻邓小平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两个大局”战略思想、面向新世纪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大战略部署。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10年以来，成就斐然。认识西部、研究西部也是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焦点，追踪关于西部大开发的研究，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关注西部的发展。1984年以来，费孝通先生先后赴内蒙、甘肃、青海、四川、贵州等地开展广泛的社会调查，为西部的发展上下求索、献计献策。纵览费孝通先生的学术研究历程，他对西部的关注则可以追溯到其20世纪30年代关于广西大瑶山的研究，可以说，费孝通先生的学术生涯与西部有着密切的联系。适值费孝通先生逝世五周年，重新学习并认真探讨他关于西部大开发的思想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启迪。

新中国成立后，费孝通的研究重点转移到了民族问题上。1950年，费孝通被任命为中央民族访问团副团长贵州分团和广西分团团长，先后赴贵州、广西等地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进行访问和调查。在宣传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之际，费孝通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工作，了解当地相关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现状，为少数民族同胞的赤贫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落后而心痛。这一期间，费孝通多次奔赴贵州、云南等地参加少数民族的民族识别、语言调查和社会历史研究等工作，逐渐与少数民族积累了深厚的感情。20世纪90年代后期，受国内国际形势影响，中央适时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号召，中国社会逐渐认识到西部开发在经济持续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在此之际，费孝通注意到有关西部开发主要集中在物质文明和经济利益层面，往往忽略了文化艺术，便提出要保护、开发和利用西部的人文资源。尽管已过耄耋之年，他依然积极参加学术会议、发表学术报告、指导学术研究，为保护、开发和利用西部的人文资源而大声疾呼。费孝通之所以将西部大开发作为研究重点，是有其深层原因的。首先，志在富民的学术理想使他更加关注欠发达的西部地区，想为西部地区脱贫致富探索道路，“怎样缩短、消除西部与东部之间在社会经济上的差距的问题，把我带向西北去进行观察和思考。”[1]其次，长期的民族研究使他更加关注少数民族聚居的西部地区。中国的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在中国的西部，民族间经济水平上的差距还是相当大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起点较低、发展速度较慢。民族研究在费孝通的学术生涯中占有重要地位，长期的民族研究使他与少数民族同胞积累下了深厚的感情，怎样帮助各少数民族早一些追赶上先进民族是他经常思考的事情。

一、生态平衡是西部大开发的根本

如何变自然生态的恶性循环为良性循环是西部大开发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在费孝通看来，西部的贫困与生态失衡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贫困的标准实际上是在这个地区是否具有自力更生的力量，也就是说这地区本身是否具有积累以再生产的力量。”[4]正是由于植被逐年减少、水土流失，才使得西部地区生产力下降，以致于丧失了依靠自身积累发展起来的力量。1984年9月，费孝通首次考察甘肃省定西地区的时候就提出，要用大系统的观点看待生态环境的改善。

(一)恢复生态平衡要与经济利益相结合

退耕还林还草是恢复自然生态平衡以开发西部的基本战略，费孝通在考察中发现，仅仅给种草种树的农户发放补助并不能长期持续地激发群众的积极性，“恢复生态平衡这件大事必须与农民切身的经济利益相联系，成为群众致富的手段，才能得到切实的保证。”[1]恢复生态平衡是西部大开发的必要条件，但是，还必须将恢复的自然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二)人文生态要与自然生态平衡协调

费孝通所说的人文生态，“是指社会劳动力，据其所处的经济地理条件和它达到的智力水平，形成何种生产结构以达到最高的生产率，以及劳动力的组织形式、劳动成果的分配形式等达到最佳配合的历史进程。”[1]从大系统的观点来看，自然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过程必然受当地社会经济结构的制约。人文生态与自然生态平衡协调就是要求从改变当地的社会经济结构入手，使其有助于自然优势的转化。

1.要根据自然条件和商品经济规律决定土地的利用

以甘肃省定西地区为例，费孝通考察指出，将农本牧业转化为牧本农业以发展商品化畜牧业是定西地区发家致富的主要途径之一，而之所以能够在这个基本不适合种粮的地区形成以种粮为本的生产结构，很可能是因为历史上西迁的汉人把数千年的农本传统移植过来的。正是这种不顾自然条件的传统导致了当地的生态不断恶化、生产力持续下降，以致形成了恶性循环。因此，费孝通主张进行意识领域的革新，通过思想观念上的“反弹琵琶”改变当地的经济结构。

2.要通过提高生产力来扭转生态环境的恶性循环

大农区和大牧区并存是我国西部的显著特征，一般认为，退耕还牧是缓解西部生态破坏的基本途径。费孝通则指出，我国西部的农牧业都还停留在粗放的初级阶段，简单地退耕还牧只是将粗放的农业变为粗放的牧业，并不能够有效地促进生态平衡。以内蒙古赤峰为例，费孝通将当地的农牧业结构概括为“农牧并存”。在他看来，仅仅“农”消“牧”长并不是最为有效的措施，应当通过种植精饲、舍育牲畜、改良畜种等变“农牧并存”为“农牧结合”，从而优化经济结构，进而达致经济增长与生态平衡之间的协调。

(三)要防止人文生态失调

西部的人文生态失调和自然生态失调同样值得注意。在费孝通看来，西部的人文生态失调主要有两种表现：

1. 西部封闭企业本身产生的人文生态失调

建国以来，国家工业建设的重点曾经放在中部和西部之间的走廊地带，建成了九条铁路和几千个大中型国营企业。但是，受计划经济体制及单位制的影响，这些投资建设并没有成为西部经济发展的启动力。“企业办社会”使得西部企业的人口不断增长、活力持续削弱、人文生态恶性循环。

2. 东西部经济差距引发的人才外流

东部乡镇企业的发展对知识分子产生了大量的需求和吸引，“孔雀东南飞”的局面对西部大开发有着严重的影响。在费孝通看来，扭转西部人文生态的恶性循环，首先要解放思想，企业要从计划经济下大而全的封闭模式中解放出来，一般群众要从自然经济中轻商贱役的思想中解放出来，认识到市场经济的大势所趋。其次要改革体制，费孝通认为，西部蕴含着巨大的智力和资金能量，这主要集中在大企业，应当通过改革体制，促使大企业扩散智力和资金能量来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小城镇的建设，从而把地方企业发展起来。这也是大企业“自己解放自己的唯一办法”[1]。

二、民族共同繁荣是西部大开发的重点

民族研究在费孝通的学术生涯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社会调查工作就是从少数民族开始的，费孝通认为，“没有中国少数民族的现代化，也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1]西部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区，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一直是费孝通西部研究工作中的重点课题，在他看来，“不从大力发展民族地区入手，中国西部发展是难于实现的。”[2]因此，民族地区的发展是西部大开发的重点。

(一)民族地区的发展需要各民族亲密团结

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平等、团结是各民族相处的原则，在费孝通看来，政治法律方面的平等已经实现了，但各民族在经济文化方面依然存在着差距。消除这种差距是西部大开发的主要战略目标，而各民族的团结一心是实现项目标的重要保证。费孝通认为，西部的民族矛盾实质上是农牧矛盾、城乡矛盾。以内蒙古赤峰为例，他通过研究当地社会经济结构的历史和现状指出，当地民族矛盾的根源在于农牧矛盾，其之所以民族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仅是由于汉族和蒙古族分别从事农业和牧业。农牧矛盾的根源则在于初级阶段的农牧业相互争夺土地资源，不论汉蒙，仅仅在土地利用方面相互排斥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只有提高生产力，走农牧业现代化的道路才可能实现民族繁荣。而农牧业的现代化正需要农牧结合、汉蒙互补。

费孝通主张，民族团结不是空的，“要从眼前的、脚下的事情一点点做起来，从人对人的具体帮助做起来。”[1]在改革开放时期，这种具体的帮助就是发展经济、改善生活。

(二)民族地区的发展需要国家支持

民族地区长期封闭，在事实上缺乏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大生产的传统，又缺乏可靠的市场来发展商品经济。费孝通认为，民族地区的发展固然需要内在活力，但如果没有外力帮助，即使存在内在活力也难以启动。在他看来，“对发达地区，国家要给政策，对少数民族地区，国家不仅要给政策，而且要给切实的帮助。”[1]政策方面，对民族地区，国家的政策主要包含在民族区域自治法里面。民族区域自治法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许多发展条件、下放了许多权利。例如，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应当给当地自治机关留成用以发展地方经济。费孝通认为，民族地区应当好好研究民族区域自治法，依法办事，正确行使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的权利，充分落实经济发展方面的优惠条件。

帮助方面，第一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逐渐打通少数民族地区通向外界的道路，在条件比较成熟的地方加快打通，这实在是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第一位的大事。”[1]第二要建立民族地区开发专项基金，国家在财政方面给予资助，专款专用，推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滚动发展。第三要改善生态环境，通过技术资源、智力资源等方面的适度倾斜提高民族地区社会发育程度，为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三)民族地区的发展需要少数民族的参与

费孝通认为，“民族地区的发展，必须是民族本身的发展，不能离开民族的发展来讲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否则会走上美国、加拿大等国的道路。”[1]民族地区的发展不能将少数民族同胞排除在地区的发展之外，应当使少数民族参与到民族地区的发展中。

1. 重视少数民族的利益

很多民族地区蕴藏着丰富的资源，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所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必须和发展聚居在这个地区的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结合起来，着眼于当地各族人民的利益，引导少数民族同胞充分参与，培养少数民族工人、发展民族地区工业，使他们富裕起来。

2. 发挥少数民族的优势

不同的历史文化造就了各民族不同的民族传统，这种传统往往表现为不同的经济生活特征。费孝通认为，民族地区的开发应当“注意少数民族在历史里培养出来的优势，并进一步去思考怎样使他们的优势得到发展。”[1]以西北为例，回族有善于经商的特点、保安族有善于制作手工艺品的特点……在发展民族地区的过程中，应当把这些优势联系到少数民族的现代化前途上，充分发挥各民族的特长和优势，鼓励他们探索适合本民族特征的发展道路，因地制宜、多种模式地实现少数民族的现代化。

3.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

民族地区的开发“必需要以当地各族人民欢迎为前提，……，而且必须通过民族特点和加速少数民族经济文化来进行。”[3]一方面，要循序渐进、尊重少数民族同胞的意愿。以藏族地区的开发为例，费孝通考察时发现，甘南、肃南等地处藏区外围、与藏族往来密切。他据此提出了“两南兴藏”的设想：以甘南和肃南为切入口，逐渐向中心推动，促进西藏的现代化。另一方面，要发展少数民族的文化。政府要加大教育投资，培养出西部发展所需要的新型人才。“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能在补贴中站起来。”[4]少数民族也应当主动转变观念，积极打破封闭状态，自觉摒弃传统意识，认真接受外来的先进科技文化。

三、人文资源是西部大开发的宝库

所谓人文资源，是指“人类通过文化的创造，留下来的、可以供人类继续发展的文化基础”[5]。西部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这里有着中华民族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留下的丰富的人文资源，还有着各种不同民族的文化和艺术。费孝通认为，人文资源在西部大开发中具有深远的作用和意义。

首先，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人们不仅需要丰厚的物质享受，也需要高尚的精神享受。“经济的发展只能解决我们生存的基本问题，但如何才能生存得更好，更有价值，使自我价值的发挥得到更宽阔的拓展，并从中发展出一种新的人文精神，是需要在原有的人文资源的基础上，用文化和艺术的再发展来解决的。”[6]应当组织专家考察发掘，充分了解把握西部的人文资源。

其次，保护和利用人文资源有助于增强民族团结、促进中外交流。费孝通以20世纪50年代成立访问少数民族的文工团为例指出，民族之间最容易接触和交流的就是艺术，它是靠感触、靠感情交流的东西，而且这是每个民族都有的，可以有效地沟通不同的文化传统。应当用平等的态度对待各民族的文化，加强宣传教育，使各族干部群众认识到，这些人文资源是有其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的。

最后，开发和利用人文资源不仅能产生新的人文精神，同时也能创造新的经济价值。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在休闲方面的消费越来越多，可以把西部的人文资源作为一个突破口，从旅游业入手来发展西部的经济。在开发的过程中应当避免破坏，从事艺术文化研究的专业学者要做些实际的工作，避免对人文资源的商业化矫饰。

四、小结

在行行重行行的实地调查过程中，越来越多的见闻和思索使费孝通注意到经济发展在地理上的区域基础。“各区域不同的地理条件包括地形、资源、交通和所处区位等自然、人文、和历史因素，均具有促进和制约其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1]费孝通将人文和地理结合起来考察西部的开发。

一方面，费孝通重视地理因素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基础作用。在他看来，自然条件是决定土地利用的主要原则，而自然资源则是影响经济模式的重要因素。在费孝通关于西部大开发的考察研究中，地理环境是其所关注的基本内容，以他对甘肃定西的考察为例，通过分析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费孝通指出，当地不适合从事农业生产，提出了由农本牧业转为牧本农业，发展商品化畜牧生产的设想。

另一方面，费孝通强调人文因素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影响。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重视少数民族的意愿、发挥少数民族的优势是费孝通在研究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时时刻刻所强调。与马林诺斯基排斥历史的功能主义分析不同，费孝通非常重视对历史文化传统的考察，常常运用历史说明现实的渊源、预测未来的发展。在费孝通看来，“结合本地区的自然条件、地理位置以及历史文化传统摸索适合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路子”[1]才是我国经济发展逐步发育成熟的表现。

[参考文献]

[1]费孝通.费孝通论西部开发与区域经济[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0.

[2]费孝通.我心中的西部[J].中国民族，1998(2)：1.

[3]费孝通.社会调查自白[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5:26.

[4]刘豪兴.志在富民 皓首不遗——费孝通及他的乡村考察[J].农村工作通讯，2005(8)：50-51.

[5]费孝通.人文资源在西部大开发中的作用和意义[J].文艺研究,2001(2):4-10.

[6]费孝通，方李莉.关于西部人文资源研究的对话[J].民族艺术,2001(3):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