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海锋 刘英杰

(商丘师范学院 体育学院，河南 商丘 476800)

从师徒制看武德与武技的辩证关系

韩海锋 刘英杰

(商丘师范学院 体育学院，河南 商丘 476800)

源于人类生存需要的传统武术，在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跨度走到今日而没有像其它技艺一样绝灭，与其古老的传承方式——师徒制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运用文献资料法、专家咨询法，探寻师徒制产生的社会文化渊源，并通过师徒制这一文化现象推论出“武德”与“武技”在“以武树人”的教育理念中的辩证关系，从而为现代武术教育与传承提供理论依据。

师徒制；武德；武技

1 师徒制——中国传统宗法思想的延续

1.1宗法思想的历史渊源

古代社会结构的特点是宗法机制。所谓宗法机制就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远近亲疏为标准，标榜尊崇共同的祖先，区分尊卑长幼，规定继承秩序，确定宗族成员不同的权利和义务的法则[1]。宗法制是从氏族制下的血缘关系与祖先崇拜发展而来的。整个中国古代社会“重本抑末”、“以农立国”的状况几乎没有改变，人民安土重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完全被束缚而依赖于土地。以土地为中心的中国人民，没有更多的选择，只可能以血缘纽带组合为群。农业经济的长期发达，应该说是造成中国社会长期没有脱离宗法轨迹的一个重要原因。秦以后，宗法制度发生过一些变化，不再像殷商那样直接形成为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权组织，但宗法的一些基本原则则几乎完整的保留下来，儒家“家国一体”的观念，是宗法制度的反映，更是这种制度在思想领域被论证的肯定，宗法的网络，延伸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上至皇族长子的继承、诸侯封邦建国，下至百姓的祠堂族谱、族规家规，以及中国人称谓的极细极繁，中国人的重情重法，乃至今日所谓的“关系网”等等无一不受宗法的影响与孑遗。

1.2武术对宗法思想的延袭

宗法思想虽然有许多弊端，但它对中国文化的正面作用也是不可忽略的，一是社会结构的宗法型特征导致中国文化形成伦理型范式。使中华民族凝聚力增强，注重道德修养，成为礼仪之邦；二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专制型特征导致中国文化形成政治型范式，造就了中华民族的整体观念、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和民族心理上的文化认同；三是宗法与专制相结合，在政治上表现为儒法合流，在文化上反映为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突出地表现为内圣外王的心态，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和追求。作为根植于中国社会的武林，作为在这种历史背景中诞生的武术本身，便不可避免的深深打上了宗法的印迹。武术古老的传承方式“师徒制”就是对宗法思想的一种延续，它在文化上的继承，使武术脱离了赤裸裸的搏杀技击术，具备了文化的内涵，使武术人讲礼仪，尊师重道，爱国爱家，同时也具备更高的人生追求。

在古代，武术作为人生存需要的一种手段，是强者的象征，拥有高超的武艺，难免会受到世人的崇拜，练就一身功夫是进入强者行列的手段。当然武术不是人的本能，它的每招每势都是先人智慧与实践的总结，它是力量与速度、技巧的巧妙结合。所谓“凡学百艺，莫不有师，况乎技击之学。疾徐闪展之度，非亲不能悉；开合封闭之妙，无启示不为功。苟无师承，宁能窥其要耶？”[2]这样，一对一的传承关系就慢慢的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认为：所有的一切事物都脱离不了环境而独立存在，所以“师徒制 ”就模拟宗法机制，在这里师是金字塔顶的最高领导，也是师徒制的核心，徒儿的关系就像兄弟姐妹的关系一样。一旦进入师门，老师会将其视为儿子一般对待，会将其所学以及其思想在长期的训练过程中进行系统的传授。可以说师徒制在宗法思想的影响下使中国武术的传承更具有稳定性和全面性。当然老师收徒是有条件的，这就导出“武德”与“武技”的辩证关系问题了。

2 武德——师徒关系确立发展的基础

2.1择徒以“武德”为条件

张岱年先生指出“哲学可以说是文化的核心，是在文化整体中起主导作用的。”[3]以“仁义为核心的儒家哲学文化，融原生态文化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为一体，具有极强的统摄力量，这是其对武术产生统摄性影响的主要原因，儒家学说非常重视品德的修养，把“德”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表现在武术上，把“武德”作为择徒拜师的基本条件就显得毋庸置疑了。这些在史书中早有记载，西汉的司马迁曾说过，“非信廉任用，不能传兵论剑”这是一代史学家把良好的道德品质看成“传兵论剑”的首要条件。历史上许多武术流派都恪守这一准则。如苌家拳《初学条目》中规定：“学拳宜以德行为先，凡事恭敬谦逊，不与人争，方为正人君子。学拳宜作正大事情，不可持艺为非，以致损行败德，辱身丧命。”清初的黄百家的《内家拳法》写有“五不可传”：“心险者，好斗者，狂酒者，轻露者，骨柔质钝者”除了最后一条是对身体素质的要求其它均指日常道德而言。少林戒约中有“传授门徒，宜慎重选择，如确系朴厚忠义之士始可以技术相传”。武当清规戒律中也有“十传十不传”规矩。凡犯奸、盗、淫、邪、赌、狂、妊者都属于违教犯规之例。历史上许多人恪守着“得其人乃传，非其人勿言”的信条，实践着至上的择徒理念，尤其是明清，“学拳宜以德为先，”已成为整个习武人群的普遍认识，同时，使“大道等闲若轻受，须防九族尽遭刑。”这是对师父择徒带有文化律令宗教情感的道德炯戒。

2.2拜师以“武德”为前提

师徒制分为“择徒”和“拜师”两个方面，上面我们论述了师父择徒的要求把武德作为进入师门的基础，同样，徒弟拜师对师父的品德、修行也有考察。拜师不当不但害人害己，而且自己的前途和声誉将会一败涂地。戚继光把习武中能否确立“师道”，看成习武者能否有成的一大关键，“敬习之道，先重师礼，……师道不立，则言不信，教不尊，学之不习，习之不悦，师道费而教不成矣”。师德的确立与否与为师的道德修养有直接的关系。因此，社会对为师的武德也提出了要求，如《习武序》中对师的规定“凡传教之师，断不可重礼轻艺，苟授匪人，败名伤德”对那些持技欺人甚至为非作歹之师，武林是不容许他们的，轻则加以责备，重则费其功夫。少林即严正宣告：“有技无德者，非少林之徒！”并谆谆告诫武僧：“功成之后莫轻使，持技欺人忘德行。” 电影《神丐》中杨露禅在陈家沟拜师不成，便遍访名师拜在号称“威震江南”的曾大业门下，在得知其仗拳欺人、抢占民宅后毅然离开。这虽是电影题材可能没有历史考据，但也充分说明学徒的拜师观，武德的好坏也是衡量是否拜其为师的标准。“要学真本事，首先重择师”古也有谚语“徒访师三年，师访徒三年”择徒拜师是两厢情愿的，老师在考察徒的过程中，同样徒也在考察师。在得到双方的肯定后，才有可能结为名副其实的师徒关系。

2.3“武德”贯穿于武技传习全过程

师徒关系的确立并不代表武德修行、考察的结束。武德的修行伴随着武技学习的整个过程。师父在武技的教学过程中也就有了武德传授的责任，明末著名学者王夫之认为，作为师应该以身垂范，为人师表，以自身的要求、学识和行为去感染熏陶学生。他在《四书训义》中写道：“师弟子者以道相交而为人伦，故言必正言，行必正行，教必正教，相扶一正”这是对师教徒过程中自身的要求，“为武师，须教礼”、“远行须问路，授拳先教德”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梅花拳将入师门称为“入规矩”。这些是说明师父对徒弟的道德教育的责任。徒弟在入师门后不但要遵守门规戒律，而且加强日常伦理道德和意志品质的修为，达到“以德为先，技道两进”。相反，即使进入师门如果师父发现徒弟品行不正，而任何教育或训诫都无济于事时就会采取某种道德强制性手段，最常见的是将其逐出师门与之解除师徒关系。

武德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塑造武术人健全的人格，这样的人“先天下忧而忧，后天下乐而乐”。他们遵循着“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少林歌诀》言：“勇为百姓解困苦，普度众生扶危难，惩治恶霸歹徒，解救黎民百姓”。他们把行侠仗义，除暴安良，扶危济弱，抑恶扬善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也是武德赋予武术的一种质的升华。

3 光大“武技”是择徒拜师的重要目的

马斯洛的需求学说从人的角度透视认为：“心理的需求是外在追求的动力。” 需求是人类为了维持自身的延续和发展而产生的对外界的要求。分自然需求、社会需求、物质需求、精神需求、生存需求等。纵观武术的发展史，它不就是一部人类自身维护与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的过程吗？处在冷兵器时代的奴隶和封建社会的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时刻受到威胁，特别是遇到天灾人祸，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盗贼横行，官兵相欺，人民的生活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生命或生活得不到保障。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重，反抗越深”，象《水浒传》中的那般英雄人物，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都是被生活、社会逼迫而反抗的真实写照。当然也有习武之人为了看家护院，象少林寺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分布在人烟稀少的山间或林地，又有千百亩的土地，为了自己的财产不受侵犯，就需要僧人习武有自我保护的能力。另外，在唐朝以后，习武也是乡民进入仕途的一种有效途径，唐朝各代都有武举制，从民间选拔武功高强的习武之人。象岳飞、关羽、张飞，以及戚继光，他们超强的武技是他们在军队杀敌最有力的武器。有了人自身或社会对武术的各种需求，习武也就和拜师之间有了联系。

“武技”是武术的一种技击实战能力，是武术的本质属性和核心内容，也是武术教学训练的最高阶段，它是智慧与身体职能的完美结合，显然也是习武者最难掌握的阶段，所以说其训练是一个长期艰苦磨练的过程，只有速度、力量、耐力、柔韧等各方面的身体条件成熟以后，运用自己的智慧和技巧才能将每招每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发挥其最大威力，取得以小击大、以弱胜强的胜利。在以冷兵器为主要的搏杀技击手段的时代，武技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利或个人的生死存亡，提高武技也就成了战胜对手最强大的武器。当然武技不是每个人与生具有的，它是历代先人智慧与实践总结积累的结果。在口传身授与文武分途的时代，武术很难以文字的形式被记录下来，显然拳师就成为武技的主要载体。所谓学者必有师，“武技”与“拜师”就有个直接的目的性了。

同样，武技的发扬光大也是拳师收徒的重要目的之一。俗语说“艺无止境”，拳师不但兼顾着传承武术的任务，更有将其发扬光大的责任。任何一种拳种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需要习武之人去完善，特别是“比武”的出现，武术派别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会不自觉的光大武术技能。任何一种高超的武技，如果没有优秀的继承人，最终的结果只是走向衰败或灭亡，所以说拳师要想将自己的武技继续传承下去，并保持它的强大，择徒对其来说就至关重要了。徒儿是否具备武术人良好的身体素质、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创新能力，当然还包括上面所说的武德，是各个拳派竞争的关键。所以拳师在收徒之前对徒弟会有长期细致的考察。

4 “武德”与“武技”是武术教育内在教化与外在教化的辩证统一

武术是由每招每势的基本技术组成的，传统武术每个基本技术都是一招技击术。可以说武术原本就是一种技击搏杀术，是人在当时环境和社会背景下的一种生存手段。从“举手不让父，抬手不留情。一击必杀，上斩颈领，下决肝肺，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中我们体会到每招每势的狠毒性和残忍性。也能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笑里藏刀”、“声东击西”中看到他的阴险狡诈。然而武术为什么发展到现在出现了见面施以“抱拳礼”、“折竹代剑”、“以蔗为仗”的比武情景呢？这也正如有学者所说的那样“武术本不具备涵养道德的功能,而是由于以儒家思想为主线的传统道德的长期规范与指导,使传统武术在事实上具备了我们后来一直引以为荣的修养功能”[4]。在武术的整个发展的过程中它不可能脱离中国社会文化的影响而独立发展。武术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吸取了诸多方面领域的精华，融入了诸子百家的思想，摄养生之精髓，集技击之大成，玄机秘法，深邃莫测，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技击体系和自己的独特风格。同时它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沃土，蕴涵中国传统哲理之奥妙形成了内涵很广、层次纷杂的庞大理论体系，二者交相辉映，才使独具中国特色的武术在华夏百花园中焕发异彩。特别是武德的引入是武术摆脱野蛮走向文明的一种质的升华。

武德与武技是武术相互独立的两个方面，共同组成了武术的统一系统，两个犹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互为作用缺一不可，在这个系统中“武技”是武术的体，武术的外在教化，它是通过长期的刻苦锻炼、反复磨练达到躯体的灵活自如，达到一种本能不能达到的运动高度，获得一种巧妙运动技巧牵制于人的本领；“武德”是武术的魂，武术的内在教化，它是通过武师的耳提面命、以身示范、谆谆教导达到人格一种质的升华。两者在教学过程中不能偏颇，更不能有一方被丢弃。如果在练习武术的过程中只注重武技的提高，舍弃或忽略了武德的修为，徒弟一旦进入社会脱离师父的监管约束，那么武术将会演变成一种血腥的杀戮，成为打、杀、抢、盗、为非作歹、杀人越祸的利器，并且武技的修为越高，将会对社会造成的伤害越大，终必众人恶之，社会驱之，武林杀之，丧命辱身，害人害己的可悲结局。“用火不戢则自焚，用技不晦则杀身”，正如有学者所说：“没有人格保证的功夫，不会是真正的功夫，它对社会或自身均会产生极大的危害的，同时没有高尚人格保证的习武者练就高深的功夫是不可能到高深的境界的”[5]。相反，如果只注重武德的修为而忽略了武技的提高，没有长期外在躯体的磨练，缺少内化的过程，“武德“修为终究不会太高，更不可能将武术用之于保家卫国，扬善惩恶，路见不平，出手相助、爱国爱家、匡扶正义也只是一句空谈。高深的武技是武者行武德信心保证，没有高深的功夫就不会有为中国人洗刷“东亚病夫”奇耻大辱的霍元甲，没有高深的功夫就不会有不畏强敌，飞登擂台，使那些强者闻风丧胆的“神拳大龙”蔡龙云。“武术人伟大人格的实现不是脱离运用武技的纯粹思想中完成的，而是利用强大武技进行争议的社会实践中完成的”。所以说没有“武技”的武术传承就没有武德存在的必要性，没有“武德”的武术传承，只会造成社会的混乱，不符合社会对武术人的要求。

“武德”和“武技”具有目的同一性。它们教育的共同目的是将习武者塑造成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人间有不平，便有弱者，国家有危难，便有勇者，于是就需要一种既有勇气又有武艺、敢于打抱不平、保家卫国、舍己为人敢于牺牲的现代侠义之士，这种人是理想人格的化身，是习武者的最高价值追求，也是武德教育与武技训练培养的最终目标。

5 结语

武术源于中国，属于世界[6]，在“师徒制”这种文化现象中，通过对传统武术中“武德”与“武技”辩证关系我们可以领悟到，武术无论采用哪种传承方式，要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赢得世界人民的尊重和喜爱，必须两手抓，一手抓“武技”——武术中最迷人的魅力，一手抓“武德”——武术思想的灵魂。没有“武技”的武术，就会缺乏智慧的魅力，也就没有“武德”存在的必要性；没有“武德”的武术，就会缺少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可能对社会造成危害，也不符合现代社会“以德治国”的时代要求。所以只有加强“武德”与“武技”的现代武术教育，武术的未来才会更美好、灿烂辉煌。

[1] 陈江风.中国文化概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61.

[2] 卞人杰.国技概论[M].上海：正中书局，1947：82.

[3] 张岱年.文化与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1.

[4] 乔凤杰.本然与超然——论武术技击的鬼道与圣道[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5,21(9)：10-14.

[5] 乔凤杰.中国武术与传统文化[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253.

[6] 徐才.徐才武术文集[C].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5：13.

FromtheApprenticeshipSystemtoViewtheDialecticalRelationshipbetweenWushuMoralitiesandMartialArts

Han Haifeng1，Liu Yingjie2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Shangqiu normal university Shangqiu,476100,Henan,China)

Traditional Wushu originate from the needs for human survival,it did not disappear like other traditional arts with a history of thousands of years,and should owe to the age-old form of succession:master and apprenticeship system.The article,using literature and expert interviews research methods,discourse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origin of master and apprenticeship system,derive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Wushu moralities” and “Martial art” in the educational ideal of “educating people with Wushu”,so as to provide a theor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Wushu education and heritage.

apprenticeship system；morality of Wushu;martial arts

2011-03-08；

2011-04-11

韩海锋(1982-)，男，河南省民权县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武术文化与理论。

G852

A

1672-1365(2011)04-013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