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言昭

(上海木偶剧团，上海 200003)

我与萧红之缘

丁言昭

(上海木偶剧团，上海 200003)

弹指一挥间，1911年出生的萧红，到2011年有100岁了。为了纪念萧红百年诞辰，黑龙江准备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当年掀起“萧红热”浪潮的领头人王观泉先生，嘱我写篇文章，以示记念。

1960年代，我看过《回忆鲁迅先生》，作者是萧红，一个很好听的名字。爸爸告诉我，萧红的生活很坎坷，鲁迅非常喜欢她。当时根本没想到，十几年后，我会为她写传，但缘起就在那时，萧红的名字已进入我的记忆库存。

一

1979年，我发表第一篇研究萧红的文章，题目是《鲁迅和萧红》，刊登在1979年2月《读点鲁迅丛刊》3期。以后竟一口气连写了30多篇，有《崇高的敬意 深切的怀念——读萧红〈回忆鲁迅先生〉札记》、《“我将与兰天碧水永存”——纪念萧红迁葬22周年》、《〈生死场〉版本考》、《萧红年表》、《萧红作品年表》、《萧红的朋友和同学——访陈涓和杨范》、《访老人 忆故人——听梅林同志谈萧红》、《萧红在上海住过的地方》等等，卷入当时正在兴起的“萧红热”中。我在剧团任编剧，平时要完成剧本创作后，才有时间来研究萧红，因此无法写大部头的书。但自从1981年6月我到哈尔滨参加记念萧红诞辰70周年学术讨论会后，我就萌发了写萧红传的念头，因为那次会议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听说哈尔滨很冷，我带了一箱子冬衣，当王观泉叔叔和鲁秀珍阿姨到火车站来接我时，都大吃一惊，脸上布满了问号和感叹号。

会议期间，我们到萧红的家乡呼兰县去参观。去的那天清晨，我很早就醒了，怕影响同屋的伙伴，只得静静地躺在床上，脑子里却象放映机一样旋转不停：我仿佛跟着萧红上她家，在五间一排的平房门口，我们手拉手走了进去，走过厨房，经过大人们的房间，又来到后花园。花园里蜂子、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我和萧红仿佛在蒿草丛里寻找着象山葡萄似的天星星，躺在厚厚的蒿草堆上，一边吃一边谈论她的外祖父、有二伯，村里的小团圆媳妇，谈着谈着，我们都睡着了……

孰料一阵大雨把我惊醒，我一骨碌坐起来，刚要伸手去拉萧红，这才发现我刚才又迷迷糊糊睡着了。抬头看窗外，天上果真在下水桶般的大雨，便赶紧起床准备出发。

1985年丁言昭与萧军合影

在雨蒙蒙，雾茫茫中，我们坐上汽车，向哈尔滨市的西北方向驶去。下车后到萧红故居还有一段路，我听到四周有许多狗叫声，可是街上一条狗也没有，我好生奇怪，问陪同人员，方知怕影响参观的人，把狗都关在屋里，不让出来。我想大会组织者想得可真周到，因为我最怕狗了。

同行的75岁高龄的塞克，半身不邃，拄着拐杖，在夫人的搀扶下，兴致勃勃地走在泥泞的小道上；年过70的萧军还是那么身强力壮，仿佛在寻找萧红的足迹，大步地走着；曾给萧红很大影响的老地下党员舒群，显得沉着、稳重，他走得很慢，但每一步都是那么扎实。我对他们开玩笑道，过30年，等萧红100岁时，我就是大权威了，大伙儿听了都哈哈大笑。

再看看两位外宾，日本的前野淑子，由于激动，手一抖，把照相机掉进泥地，幸亏，只坏了闪光灯，她回国后，即结婚，名字也跟着改成平石淑子，一直坚持研究萧红，现在已是日本萧红研究的权威人士了。1980年夏天，专程自旧金山来萧红故乡采访的美国葛浩文则说：“我原来想，我是第二次上这儿来，一定不会激动的，但当我一踏上呼兰的土地，我的心比第一次还激动。”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葛浩文如何在中国出名》，详细地叙述了他研究萧红的心路。

我终于站在萧红的家门口，这不是梦境，是现实。按照《呼兰河传》里所写，一进门，中间应该是个厨房，但没有了，成了过道。向左拐，就是萧红和外祖父住的房间，屋子很小，占据屋子三分之一的是个炕，多少年来，屋子的主人换了几个，可这个炕还是原来的。曾记得，当年年幼的萧红在炕上，跟外祖父牙牙学诗。我静静地谛听着，似乎真听到了萧红那稚声稚气的声音呢……我在看小屋子时，心里惦记着后院的小花园，那是萧红童年的天堂，可是这里早进行了平整和扩展，盖成职工家属宿舍，据说后来建成萧红纪念馆，我没去过，只见过照片，好像很现代化。

二

从哈尔滨回沪后的两年里，我加紧采访与萧红有关的人，然后着手写萧红传，书名也想好了，叫《呼兰河畔的姑娘》，采用谈话录的方式，让时空不断地转换、错位，好像萧红就在我们身边一样。不久，我却鸣金收兵，自动中止这部书的写作。原因是当时天津、哈尔滨等处出版社，都已出版或者正在出版萧红传，有骆宾基的再版《萧红小传》、肖凤的《萧红传》、葛浩文的《萧红评传》，况且我在剧团里的剧本创作任务也很重。

书不写了，但我仍然密切注视萧红研究动态，继续采访一些老前辈。事过十年，有朋友来约我写萧红传，我一听不觉大喜，这是天意吗？看来，我和萧红的缘份还未尽，这书是非写不可的。

经过十几年的准备工作，那可真是水到渠成，写来得心应手。我在《后记》中说：“开始写的时候，我恨不得三天就完成，但越写到后来，我越不想早点结束，特别是写到萧红最后的四十四天时，我心里真难受，我不愿写到她的死……这三个多月来，我梦中是萧红，醒来是萧红，走路是萧红，吃饭是萧红，写的更是萧红，我简直快与萧红合成一体了。”

我在《萧红传》里，每章的开首都有一帧萧红记念卡，题字的是与萧红同时代的。为我写萧红记念卡的30多位老前辈现在均已故去，我和萧红的不了情，也包含着他们对我的深情厚意，当我闭上眼睛，就能看见他们的形象——

萧军伯伯：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问我：“你看我凶不凶？像不像爱打架的人？”我说：“不，你一点也不凶，很和蔼。”你笑了，笑得那么开心，那么开怀，手中的烟也随之跳跃起来。我每次写信提问题，你总是耐心仔细地回答，对我们注以殷切的希望。1979年3月15日的信中，写道：“我们这老一辈的人，总愿看着青年一辈的人，像一棵美丽的花，一株成材的树……逐日成长起来，尽管我们遭受任何折磨和痛苦，我们愿意做一撮撮泥土，一滴滴水，提交出自己所有的力量，以至最后的生命来使你们茁壮！”信的最后，你还口占一律赠我。题为《忆故巢》，诗的前面写：“丁言昭同志函询，1934年冬春间，我还萧红在上海法租界‘拉都路’所居诸处，除函复外，馑口占一律赠之。”诗曰：“梦里依稀忆故巢，拉都路上几春宵：双双人影偕来去；霭霭停云伴暮朝。缘结分路终一幻；说盟说誓了堪朝：闲将白发窥明镜，又是东风曳柳条。”

塞克大朋友：

每次来信，总是署名大朋友，你告诉我，这是你最喜欢的称呼。很小的时候，我就会唱你写的歌《二月里来》，可直到1981年才见到庐山真面目。你长得真高大，说起话来声音洪亮，手里老拿着烟斗。

在萧红诞辰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开幕式上，你说到一半就失声痛哭起来，情真意切，令在座的人都深为感动。你说：“萧红冲破了封建家庭，在人生的海洋里挣扎奋斗。她经历了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九·一八’事变。”你和萧红见面是在1935年的上海，而相识却是在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从临汾到西安的火车上。你告诉我，萧红给你的第一个印象是非常美好的：“年轻而有才华，思想敏锐，她是个很勇敢的中国女性。”

舒群伯伯：

那年，我到北京开会，和艾若兄一起来看你，进门后，你盯着我看了半天，口中连说：“真俊，真俊！”当时闹了我一个大红脸。回去的路上，我对艾若兄说：他见我头上扎着红头带，一定想起1934年在青岛和萧红相处的日子。那时，萧红也和我一样，爱在头上扎根发带。后来，你在我的萧红记念卡上写：“学习她写作的勤奋干劲、时代感精神。”寥寥数语，既勾勒了萧红的形象，也给后辈指出要想成功只有靠勤奋。

萧军与萧红合影

梅林伯伯：

我刚刚开始研究萧红的生平和作品时，发现在不少文章临都摘录了你的《忆萧红》。我很想看看原文，但一直没找到。经过丰村伯伯的介绍，我认识了你。

1979年12月31日，我到你家去，你因为患病，正躺在床上，见有客来，你挣扎着要起床，我连忙制止，并为自己的冒失闯入觉得难为情。当我说明来意后，你立即请夫人将收有《忆萧红》一文的书拿给我看，这是抄家后归还的幸存书。第二次去还书的时候，我问了你很多问题：你怎么认识萧红的？萧红的性格如何？萧红在青岛干什么工作？萧红怎么会想到给鲁迅写信的？听着我连珠炮似的发问，你忍不住笑了，说：“让我先回答你什么问题呢？”“随便。”

后来，我把你的几次谈话整理成文，发表在《东北现代文学史料》上。我携杂志去看你，那天，你显得特别高兴，我理解你当时的心情，因为这是你新生后头一次在刊物上出现名字，人们没有忘记你，你对文学事业贡献过自己的力量。你对我说：“你以后想了解哪个作家，都可以来问我，我对现代作家几乎个个都认识。”可惜你在1986年7月26日不幸去世，使我失去了向你请教的机会。

河清伯伯：

黄源原来叫黄河清，我们都称他为河清伯伯。

记得与你第一次见面，是在1979年3月。我接到一个电话，让我到山阴路去，你在那儿等我。我约了好朋友小红一起，先到你儿子家，然后到上海鲁迅公园。我们一路走，一路说，走到鲁迅像前，我们合了影。后来，你在这张照片后面写了几个字：“小丁，你在我老头面前，显得年轻，得意，但假如你早生几年，我带你去拜望鲁迅先生，你不更得意吗？现在只得拜读他的著作代替面聆教益了。”

1982年11月14日下大雨，我约了位摄影师，到山阴路去看你。我带了本照相本，里面全是萧军和萧红在上海住过的地方。你边看边点头称是，可是有几张，你却看了又看，说：“认不出。”并说了些理由。

还有一次，我陪你到人民公园去看菊花展览会，坐下休息时，你说起萧红，讲：“有一次，萧红对我说，你只能做我的朋友，而不能当我的丈夫，因为你不会做饭。”我听了哈哈大笑。你又说：“萧红去看鲁迅，鲁迅非常高兴，就像你现在陪我这个老头儿来看菊花展览一样。鲁迅喜欢青年人，觉得希望在青年人身上。”

最后一次见到你是在1994年9月，我和爸爸到静安宾馆去看你，9月11日，你和儿子明明来我家，并一起到后弄堂351号拍照，以前叫拉都路，1935年3月初两萧搬到这儿来，同年5月2日，鲁迅和许广平带着海婴到此地来看望两萧。

两萧住这儿时，有一天，萧红到附近点心铺去买油条，发现包油条的纸，竟然是鲁迅的手稿。后来，你在回忆录里说：“这原稿是我丢失的。我当时不懂得鲁迅的原稿之可贵，清样校完后，就把有的原稿散失了。一张原稿落在拉都路一家油条铺里用来包油条，和我同住在拉都路的萧红，去买油条，发现包油条的是鲁迅先生的原稿。”

白危伯伯：

1981年我在写记念萧红的论文，发现萧红1937年1月至10月住过的吕班路(今重庆南路)256弄，还没去实地考察过，此时，我立刻想起你，当年你曾到萧红家去作过客，或许还记得。于是我马上给你写信，希望能陪我走一趟。1981年5月20日你在信中说：“吕班路256弄萧红旧居，我只记得大致方向，却记不起门牌号码。假如你有兴趣的话，我当奉陪，准本星期四(24号)上午八时半，我在256弄口恭候，你看如何？”

那天，我刚到约定的地点，只见一个人骑着自行车飞弛而来，在我面前嘎然停住，我还没看清是谁，你已敏捷地从车上跳下来，天呐，那年你已70岁了。你带我走进那条弄堂口，就说：“对，萧红就住在这儿，一点儿也没变。”多少年过去了，但是你骑自行车的模样还在我面前晃动，一切都好像发生在昨天。

丁玲同志：

1983年6月10日你为我写的萧红记念卡正静静地躺在我的桌上。记得你和萧红第一次见面时，萧红正处于婚变的痛苦之中，你望着她那苍白的脸，紧紧闭着的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心中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萧红，为什么会那样少谙世故？尽管你们在思想上，感情上，性格上有差异，但彼此能理解，一见如故。你们一起唱歌，痛饮，每夜谈得很晚才睡觉。你建议她为西北战地服务团写剧本，使萧红在家庭变故的煎熬中，仍打起精神，用笔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中去。这里有你的一番苦心。你在记念卡上写的：“伊人独憔悴”几个字，对萧红早逝的痛惜、思念之情尽在其中。

田间同志：

我没见过你，但我知道闻一多曾称你为“擂鼓诗人”。我托你在上海的亲戚转给你一张萧红记念卡，没过多久，我就收到了。上边写着：“萧红——1937年我们曾一起由武汉去临汾。”你比萧红小5岁，彼此以姐弟相称。当时萧红在西安住了一个春天后，准备离去，许多朋友希望萧红同去延安，但她没同意，与端木蕻良回到武汉。你在送别萧红时，深切地写了首诗：《给萧红——1938年4月17日夜在西安为告别萧红姐而写》。

吴朗西先生：

记得我第一次上你家，你已得了与巴金一样的病，嘴唇、手、脚都在微微颤抖，你那灰白的头发倔强而又幽默地竖立着，一双细细的眼睛迷着，脸上不时流露着慈祥的笑容。我们谈的最多的是鲁迅和萧红等一些现代作家。我问你：“鲁迅和萧红聊天时，你和他们在一起说说话吗？”“不，我不插话，只在边上静静地听着。”那浓重的四川口音听起来有点难懂。但我听懂了。1982年12月19日你在萧红记念卡上写道：“我是在鲁迅先生那里第一次看到萧红。她受到鲁迅先生的爱护扶持，她也没有辜负鲁迅先生对她的期望，在新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今天，我似乎又看到萧红和鲁迅先生在一起，她笑了，鲁迅先生也笑了。”后来，你把自己收藏的一帧鲁迅画像送给了我。

叶露茜老师：

虽然我在戏剧学院读书时就认识你，但我一直不知道你是萧红的同学。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才知道此事。你是广东南雄人，小时候随父亲到哈尔滨，就读于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校，恰与萧红同校。于是我请你的女儿桂未明，也是我同学将萧红记念卡带给你，你欣然题字：“萧红同志是我中学时代在的东特第一中学的同学，她写作的成就，为母校争光，更为祖国文坛增添异彩，她是杰出的女文学家！”

后边还可以排出一长串名单，这些前辈，几乎都受过磨难和挫折，但对人对事仍那么真挚和热情，实在令我感动。与他们相识，都是因为萧红的关系，是萧红和这些可敬的人使我更加了解文学和人生。

三

《萧红传》问世后，我大约与萧红的缘未断，情未了。当我有机会再写一本有关萧红的专著《落红萧萧情依依》，编著《萧红读本》时，我决定重新采访一些当事人。有一天，我同时收到萧军夫人王德芬和端木蕻良夫人钟耀群寄来的信和资料，这是缘份，还是巧合？无法考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她们都是热心帮助后学的前辈。

这么多年，我并没有把萧红搁在一边，而是不断地思考萧红一生中的一些问题，并不断地收集各种研究材料，经过深一步的研究和发掘，我发现我的书中有史实的错误，同时也发现一些新的材料。

第一， 究竟是谁第一个去救萧红的？

1932年8月初，哈尔滨发大水，此时萧红正怀孕，与他同居的未婚夫声称回家取钱，将她当人质抛在东兴顺旅馆。我根据材料，说舒群、萧军、方未艾都去救萧红。其中，舒群是将馒头、烟顶在脑袋上，游泳到旅馆。关于此事，萧军曾对王德芬说：“舒群根本不会游泳，怎么可能游泳去给萧红送吃的呢？”方未艾给王德芬的信中说：“是舒群醉后讲的醉话，实际没有这件事，因为在当年发大水时舒群还不认识萧红。”

第二，萧红和萧军分手后，为什么把彩球抛给了端木蕻良？

萧红和萧军曾经那么深深地相爱，6年后却劳燕分飞，其中的原因很多，他俩的性格、身体状况、文化背景、感情表达的方法各异，还有一个最致命的裂痕，是萧红一直不原谅萧军那次痛苦而甜蜜但没有结果的爱情。她想报复，于是找了萧军最不喜欢的人。

1938年4月，两萧在西安分手，在萧军还没离开西安时，萧红和端木每天故意在萧军面前示威式地大摇大摆出出进进，使萧军受到很大的刺激，他向他们提出警告。萧红知道萧军的脾气，怕他对端木动武，才没有继续那么做。

第三，萧红和端木相爱吗？

萧红曾对聂绀弩说过，端木是胆小鬼、势利鬼、马屁鬼，她讨厌他。但1938年6月，萧红与端木在武汉大同酒家正式结婚，男方的家长、哥哥、嫂嫂和一些文化界的朋友都前去参加婚礼。当时萧红正怀着萧军的孩子，红丝绒旗袍穿不下，是端木的嫂嫂为她放大，重新缝制的。婚后，萧红把鲁迅和许广平送的相思豆转赠给端木，这似乎很能说明萧红对端木的感情。

萧红去世后，端木珍藏了萧红的一缕青丝，装在《星岛日报》的旧信封里，封面上写着“萧红遗发”。

说来惭愧，我研究了那么多年的萧红，一直没有去拜访过端木先生，到1995年6月9日，我才去看望他。那时端木已半身瘫痪，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只能简单地说几个单词，可是仍然笔耕不止，令人佩服。我一进门，钟耀群阿姨劈头就问：“你为什么不来看他？”我无言以答，我总不能说：他口碑不好，所以不来看望。

其实，端木一直思恋着萧红，但不写文章，大约只有1957年为萧红从香港移墓到大陆才写过一篇。端木夫人钟耀群阿姨对我说了很多关于端木与萧红的事情，包括上边提到的萧红遗发。她说：“萧军离开萧红不久，就与王德芬结了婚，而端木过了十几年才经人介绍，与我结婚。你去想想，到底是谁对萧红的感情深？”这个问题似乎很复杂，我没法回答，只能莫不作声。钟阿姨见我不啃声，也没追问下去。

十年浩劫后，端木几乎每年都要自己去，或托朋友到广州银河公墓为萧红扫墓，并写悼诗。1989年清明端木写《祭萧红》：

年年此日是清明，柳色如烟亦无声。

唯有半夜星作雨，珠光点点化泪倾。

第四，端木真的在危难中两次抛弃萧红吗？

1938年8月，武汉遭到大轰炸，战局越来越紧张，文化人纷纷向香港、广州、昆明、重庆撤退，一时间船票成了最紧俏的东西。据梅林回忆，他和罗烽及端木一起坐船去重庆，把快临产的萧红留在武汉。

据钟阿姨告知，事情是这样的：当时萧红和端木准备与罗烽、白朗，还有罗烽之母一块儿走的，可是只买到两张船票，于是白朗与婆婆先走。经过努力，好不容易又弄到两张，1张给罗烽，因为他母亲和妻子已走，他必须也赶去。这样，萧红和端木两个人只有1张船票。端木比萧红小1岁，平时，萧红总是像姐姐一样照顾端木，她坚持要端木先走，端木拗不过她，才先走的。

夫妇俩互敬互爱，本是人间美事，丈夫照顾妻子，妻子体贴丈夫。一般来说，家中有什么难事，总是由男的来承担，如果反过来，人们就会有想法，这个男人怎么一点不爱护自己的女人？特别是在这战火纷飞的年代，健康的丈夫让怀有身孕的妻子留在不安全的城市里，自己先行离开。虽然此事是妻子劝丈夫先走的，但在外人眼里，总是说男的不好。

萧军和端木的性格、脾气不同，萧军处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火，拖也要把萧红拖上船，他认为男的受女的照顾，枉为男子汉。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萧红已病得无法动弹，她对守候在床边的骆宾基说：“端木是准备和他们突围的。他从今天起，就不来了，他已经和我说了告别的话。”

钟耀群阿姨对我说是这样的：当时端木离开萧红，是去寻找住处和借钱的。

香港著名作家刘以鬯先生就此事专门请教过当时与萧红、端木在一起的周鲸文先生。周先生说：“端木初时，有突围的打算，后来因萧红的病日渐加重，改变了主意。”

1942年1月22日萧红临终前，端木在她身边。

北方有一条呼兰河，南方有一个浅水湾；北方出了个萧红，南方来了个萧红；她朝发北国，暮宿南国；河水汇集湾水，一起注入大海，萧红就像那日夜奔流不息的水，与天地日月共存。

(责任编校：文君)

2010-10-26.

丁言昭(1946— )，女，浙江宁波人，上海木偶剧团二级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研究方向：儿童文学、女性文学。

I206.6

A

1673-0712(2011)01-000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