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幼枫 黄创

作者简介：A汪幼枫，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学、西方文化；黄创，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文化。

摘 要：只要存在期望与现实之间的差异，就可能产生不满文化。在全球化时代，不满文化不仅源于经济运作，而且是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宣传的结果。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反思型不满文化，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焦虑型不满文化和贫困地区的颠覆型不满文化各有自己的形成背景。深刻反思和积极疏导不满文化，是社会建设和当代世界发展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全球化；消费主义；不满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1）11-0023-05

不满文化是近年来人类学者十分关注的问题。从人类学的角度看，不满文化产生的原因在于个人对未来的期望或抱负远远超出当地资源所能提供的机会，或者个人能力与个人的期望之间存在较大鸿沟。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贫困国家，只要期望与现实之间存在差异，就可能产生不满文化。不同的历史和现实条件会产生不同的不满文化和不满人群，但是，不满文化更容易产生于资源受到剥夺、传统生存方式受到破坏、处于相对弱势社会地位、缺乏话语权的人群中。正因为如此，不满文化往往长期遭遇漠视或粗暴压制，其积极的社会作用则可能因为这种漠视或压制而得不到发挥，以致造成不可挽回的灾难和损失。

对不满文化的研究在全球化时代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形态相对于传统社会形态已经发生了深刻而剧烈的变化，并且仍在飞速剧变，因此，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变得日益困难。这就导致传统社会管理方法和主流应对策略的有效期大大缩短，滞后性日益明显，乃至面临彻底失效。而不满文化则能提供政治的、经济的、生态的危机信号，呼唤更加符合现实状况、更有效的管理和应对策略，这是因为不满人群往往是社会最活跃的变化因素之一。当社会进步时，他们不能成为最先获益者，而当出现社会问题时，他们却往往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因此，他们的诉求和表达往往预示着全社会已经和即将面临的问题。不满人群往往采取消极或暴力手段对抗社会，这不仅会对全社会的心理产生巨大的负面冲击，而且还会引起其他人群的效仿；他们对现实的失望和不满也使他们极易受到各种言论和思潮的诱导和煽动，采取极端行为。与此同时，由于社会舆论对不满人群的需求和呼声长期忽视，由不满人群引发的极端事件往往令社会猝不及防，从而造成惨重损失。由此可见，对不满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和积极疏导，近则有助于化解矛盾和危机、维护社会稳定，远则可以为预测未来问题、制定超前战略和宏观布局提供极具价值的思路。

对于绝大多数社会学者来说，全球化经济与当代不满文化之间的关联是不言而喻的事实，全球化经济在贫困地区和富裕地区都造成了严重的不满文化。关于在这场不公平的全球化运动中发达国家和地区是如何掠夺、破坏贫困国家和地区的资源和劳动力，如何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转嫁经济、政治、生态危机，国际组织和独立学者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考察，并获得了翔实的数据和资料。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这种状况并非单纯来自经济运作本身，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宣传的结果。西方多年来持续不断的、全面的意识形态宣传给贫困地区和发达地区不同阶层的人们都造成了认识上的误区。

作为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全球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们都被西方大众流行文化灌输了这样一种观点：他们有权利也有能力享受富裕国家和地区的生活水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这种灌输同时进行的却是发达国家和地区依仗高科技对贫困地区进行着史无前例的高效残酷剥削。在这种高效率的残酷剥削之下，失去发展资源、环境迅速恶化的贫困国家和地区没有翻身的希望，更谈不上赶上富裕国家。尤为可悲的是，除富裕阶层外，当地绝大多数民众传统的生存方式遭到彻底破坏，连维持原先的生计都非常艰难。非洲多年来不断的饥荒就是这种掠夺的后果之一，而给全世界带来极大危害的索马里海盗则是不满文化发展的另一个极端。

这种剥削和掠夺及其后果在世界上已经遭到了广泛的批评，很多科学家都指出，地球目前已知的资源根本不足以支持所有国家和地区都享受与富裕国家相当的生活水准，更不要说使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穷人都过上富裕生活。但是，在舆论中很少遭到质疑的却是：综合考虑当今世界的人口、环境和资源状况，富裕国家、富裕阶层的人们是否理应占有那样多的地球资源？

据美国能源情报署2008年提交的报告，2006年，加拿大年人均能源消耗量是4.27亿BTU（1Btu是将1磅水升高1华氏度所需热量，约等于252卡路里），美国是3.35亿BTU，而排在末位的阿富汗则仅为60万BTU。［1］这种触目惊心的对比固然直接体现了经济上的贫富差异，但其背后还有深刻的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发达国家如此巨大的能源消耗量实际上也是消费主义文化肆虐的重要后果之一。消费主义文化就其实质而言，就是罔顾人的真实消费需求，通过创造需求和需要，调动欲望和幻想，将传统社会价值排序标准充分物质化，从而在消费市场上维持充分的需求弹性，以确保资本主义的生产有利可图。因此，消费主义文化的根本使命就是制造需求、开拓市场。但任何有利可图的市场都具有趋向饱和的倾向，因此，为了维持资本主义生产不断盈利、不断增长的模式，消费主义文化必然要在全球不断寻找新的消费者、开拓新的市场、实现新的盈利和增长。这就导致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的资本扩张，资本主义制度的全球复制和经济社会不平等的国际化，从而导致不满文化在全球的蔓延。

西方意识形态借助西方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力量，已经在全球创造出一种促进消费主义文化的语境。笔者认为，在这种全球语境中，主要有三种类型的不满文化，它们的形成有各不相同的经济社会背景。

首先，是反思型不满文化，它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当欠发达地区的人们欣喜若狂地将消费理念与个性自由、个人价值、个人幸福等划上等号，毫不犹豫地全盘接受时，消费文化历史最为悠久的发达国家则已经深受其苦，并开始频频反思。发达国家虽然有丰厚的物质条件，但是人们的孤独感、异化感、边缘感却越来越强烈，这种自工业革命之初便开始产生的精神苦闷发展到科学、技术、生产力大爆炸的20世纪，更是形成了诗人们所预言的“精神荒原”。社会财富极大丰富之后，少数人控制着全部社会经济生活，失业、贫困仍是发达国家底层民众不得不面对的社会问题。在环境污染、生态问题发生之初，首当其冲的也正是盲目迷信科学技术、生产高度发展的发达国家。到了20世纪末，人们已经得出结论：富裕的物质条件并不一定是通向幸福之路，更不一定是一条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于是，在流行文化与消费主义文化携手肆虐、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泛滥的西方国家，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不满文化，它呼吁寻找更为合理的生产和消费模式，树立一种更为健康的道德观、更为平衡的价值观和全局观，并开始重新承认个人与他人、与社会及自然环境之间精神纽带的重要性。最先发展起资本主义的欧洲诸强相对于美国来说资源较为匮乏、人口密度更大、环境更为脆弱。因此，欧洲在这方面比美国更有紧迫感，不满文化的呼声也更为强烈。

在发达国家和地区虽然已有相当一部分人认识到任何个人、民族或国家都没有权利破坏地球的生态环境、剥夺他人的生存资源，但是已经高度商业化的全球主流媒体和大众文化传媒的基调依然是消费主义的，此间推出的层出不穷的文化符号无论在表面上如何弘扬进步价值观和精神追求，其操作模式和根本驱动力却依然是商业利益。因此，即使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消费主义的陷阱，但消费主义心理暗示却愈演愈烈，其传播手法也越来越巧妙，甚至连自由、民主、平等、环保、和平、慈善这些普世价值理念都与消费行为挂钩，不同程度地为其所利用。这也正是人们觉得自己“有权利也有能力享受富裕国家的生活水准”的根本原因所在。随着普世价值观理念不知不觉地沦为消费主义向全球渗透的载体，消费主义文化成为促动全球不满文化滋生的重要意识形态源泉。此外，当西方人最先意识到环境、生态和资源问题之后，迄今为止，商家和政客所采取的唯一的主要策略却是独善其身。这就使全球化进程同时也是一个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富裕人群向贫困人群层层转嫁祸患、转嫁危机的过程。凡此种种决定了欠发达和贫困地区不满文化成为当今反思型不满文化所日益关注的焦点，因为以中长远目光来看，所谓的“独善其身”在日益缩小的地球村将变得越来越不切实际。

其次，是焦虑型不满文化。这种类型的不满文化遍布发达、欠发达和贫困地区，但在欠发达地区最为典型，几乎影响到欠发达地区的所有人群。造成这种焦虑感和不满文化的原因很复杂，总结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由积累财富的愿望所引发的焦虑与不满。与发达国家相比，作为深受全球化进程影响的区域，欠发达国家的社会阶层构成很不稳定，需求更为旺盛，市场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所以这一地区在发达国家眼中极富商业潜力，是消费主义文化在全球的主攻目标。这原本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但是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人群与人群之间的贫富差距却达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由于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尤其是教育资源的分配无不与财富密切挂钩，而资源的占有情况则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人群或个人获得成功机遇的概率，这就使追富成为很多国家、个人及家庭最重要的目标。然而，欠发达国家普遍在资源、劳力上受到发达国家的掠夺和剥削，再加上普遍存在的人口和贫富分化问题，他们要在物质条件上赶超发达国家，难度相当大。可是，大众传媒却片面夸大西方物质生活的绚丽多彩，诱使人们向往西方生活。于是，面对现实条件的差距，那些难以接触、了解真实西方生活的欠发达国家人民，特别是底层民众，便会产生一种普遍的不满和焦虑。

二是由积累财富无望所引发的焦虑与不满。在任何国家和地区，越是接近社会底层，人均获得资源的数量就越少，成功的概率也就越低，这种不平等状况不可避免地引发来自社会底层的不满情绪。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发展势头强劲的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由此所造成的差距感、焦虑感尤为严重。这是因为，在这些地方，发展的机遇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但是这些机遇却更多地集中在掌握了绝大部分资源的特权阶层手中，底层的人群不仅无法享受到机遇带来的好处，反而深受其害。尤其是当教育资源也变得越来越昂贵时，底层人群便失去了人生发展的唯一可靠途径。在很多地方，特别是在贫困地区，人们不仅成为廉价劳力遭到残酷剥削，就连传统的生存方式、生活资源也被彻底剥夺和破坏，贫穷落后甚至成了许多家庭代际延续的宿命。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为了刺激人们的购买欲，作为消费主义文化的主打市场，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媒体广告上充斥着高收入人群的富裕、豪华乃至奢侈的生活、工作场景，就连一般的影视剧也以一种媚俗心态人为夸大中等以上收入人群的富裕程度。这种刺激对于城市中低层人群来说，感受尤为强烈。城市低层人群时时刻刻生活在消费主义文化的语境中，他们从中接受的暗示就是其他人都过着富裕、文明的生活，他们则被边缘化了，而他们现有的资源和社会提供的个人奋斗途径又使他们看不到成功的希望。特别是生活在城市中下层的城市原住民，由于城市传统产业的衰落，他们的技能和知识不能再产生先前的效益，因而社会地位和生活质量急剧下降；比起那些涌向极具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稀缺性项目的移民来说，他们更看不到成功的希望。至于农村原住民，随着城市化的迅猛推进，农村用地被侵占，加上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被逐步淘汰，他们失去了用武之地；而在农村城镇化转变过程中，他们又往往无法与有备而来的外来移民竞争，无法享受到发展带来的好处，因此，逐渐被边缘化。

三是由环境迅速恶化、资源迅速衰竭引发的焦虑与不满。必须看到，现在的生产方式主要依然是以破坏环境、消耗资源为代价的，现代资本的运作从根本上说就是以金钱和技术为手段无止境地掠夺资源，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目前，在全球每年巨大的科研投入中，用于环保和可再生资源研发的资金比例远远比不上能直接产生商业效益的科研项目，而相关科研成果又远远跟不上现实需求，距离正式投入使用则更是路途遥远，更不要说其间还要遭遇相关领域传统垄断性产业设置的障碍。前面已经指出，在全球化过程中，那种掠夺性的恶性生产模式是由发达地区向贫困地区层层转移的，而商业性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在欠发达和贫困地区并不一定意味着生存环境的改善、生活质量的提高。相反，它往往使环境急剧恶化、资源迅速衰竭，由此造成疾病、饥荒、寿命缩短、高死亡率等一系列问题，为全球性的结构性暴力推波助澜。

有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势头较好，但在物质条件有明显改善的同时，付出的生态环境代价却是惨痛的、难以挽回的。这些国家和地区一方面要靠出卖资源积累原始资本，另一方面，又要靠开发资源应对迅速增长的发展需求。为保护本国生态环境，形成可持久发展的战略优势，很多资源丰富的发达国家现在尽量不使用本土资源，宁可从别国进口。而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一旦资源耗尽，别说赶超发达国家，就连本国人民的基本生存都将受到威胁。但是急功近利的心态又促使它们作出有违自身长期利益的事，少数国家和地区甚至效仿发达国家的做法，选择向更为贫困、更为饥不择食的国家和地区转嫁危机。如果说政府的心态不免趋于急功近利，那么作为生活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个人则无法无视眼前的变化和危机。如果对照一下近几十年来生存环境的恶化状况，那么人们便不难得出结论，近在两三代之内，很多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将不再适合居住。更为令人难以接受的是，付出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的代价之后，产生的利益却很少能够普惠当地大多数民众，而是源源不断地流入了跨国公司以及当地特权阶层的手中。当传统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正在遭到毁灭性破坏之际，在对未来的担忧和对不公平分配方式的愤怒中就产生了不满文化。

四是由价值观错乱引发的焦虑和不满。在一个消费型社会里，旨在盈利的生产不仅依赖于资源消耗，还依赖于一个为了消费而消费的市场，所以消费主义文化必须为正常、健康的生活之外的无谓的消费行为找到价值依据。于是，消费主义文化通过媒体、广告竭力赋予“物”以精神价值，力图让人们相信“物”本身具有精神意义，并竭力将人的身份建立在物的基础上，诱使人们将财富作为衡量生活的标准；竭力鼓吹消费行为本身可以带来价值感、幸福感和满足感，诱使人们把生命的意义荒唐地归纳为获取、拥有和消费。如果一个人目睹了钻石生产的全部过程，就会知道给钻石贴上永恒爱情的标签是多么无聊、可笑。可消费主义文化永远不会展示生产行为真实客观的一面，当它所营造的拜金主义价值观成为主流价值观时，社会上就开始盛行“笑贫不笑娼”的心态。

无孔不入的消费主义文化最强大的制胜法宝就是将物质消费与社会价值排序挂钩。虽然物质化的价值排序标准难免使富人陷入空虚、失落的情绪，但是比起普通劳动者所遭遇的社会心理排斥、集体羞辱和污名化来，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当消费主义文化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找到了更为广阔的运作空间、更缺乏防范意识的人群、更乐意支持并拥护它的心态之后，其错乱的价值观将给全社会都带来消极的恶劣影响。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说，诚实的劳动越来越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很多具有社会价值的工作无法获得相应的精神回报；对于企业来说，从事实业得不到应有的肯定和支持，仿佛只有擅长运作资金、善于制造一夜暴富神话的金融专家才是社会精英。在资本统治的世界里，遵循的是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规律，愿意从事诚实劳动、发展实业的人越来越少，而社会花费重金培养的人才也越来越多地集中在金融等少数领域。不仅如此，一旦这种价值观浸淫社会，广大普通劳动者不仅会遭受外来的鄙视，还要承受内在化的自我鄙视，成为消费主义文化的精神受害者；在社会底层，就会出现大量的心理问题，出现视人命如草芥的言论与行为。这容易激化社会矛盾，成为点燃极端事件的导火索，从而产生无法估计的恶果。欧洲最近发生的一些恶性事件，无论是挪威的血案还是英国的骚乱，都是焦虑型不满文化的爆发。

最后，是颠覆型不满文化。这种不满文化主要集中在遭遇极度掠夺和压迫的贫困地区的底层民众。首先必须明确：“贫穷是个相对现象。不存在金钱经济体制的地区仍然能够为居民提供稳定的栖息地。”“贫穷反映了维持自身发展的手段完全为外力所控制。”［2］也就是说，不能仅仅以金钱标准来衡量一个地区的生活状况。有的地区数据很辉煌，但当地人的实际生活却很艰辛；有的地区数据很惨淡，但当地人依靠传统的生存方式却可以衣食无忧。真正遭遇生存危机的往往是那些传统生存方式已遭彻底破坏的地区。由于社会公平与正义的丧失，当地底层民众完全无法选择自己的生产和发展方式，或者说，已经没有任何生产和发展方式可供选择。在这些地区的底层民众中，必然不可能产生反思型不满文化，就连焦虑型不满文化也难见踪影，人们要么坐以待毙、等待救济，要么走向具有极端主义色彩的颠覆型不满文化。

心理学家埃里克•弗洛姆认为，与希望通过施虐来获得控制权的施虐狂不同，毁灭型人格想摧毁那些他们无法掌握的事物。［3］在一个无法选择生存方式、面临重大生存危机的地方，最容易形成颠覆型不满文化。这里的人们所面临的不只是贫穷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生存问题。古老的生存方式是提供充足生活资料的可靠来源，但却被破坏殆尽，而从中牟利者却没有向他们提供可选择的其他生存方式。由于处在金字塔最底层，他们没有向更下层转嫁危机和压力的可能性，也没有向上攀升的资本和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选择被动等待救济，但也有一些人铤而走险，希望通过摧毁现行体制、规则和秩序来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这其中不乏极端分子，如索马里海盗。但是，如果对颠覆型不满文化的产生根源缺乏客观的认识，一味指责极端个案，则很难在根本上消除这种现象。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颠覆型不满文化爆发的频率会越来越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都应该充分考虑颠覆型不满文化的危害性，拿出诚意和决心，遏制向贫穷国家和地区转嫁危机的风气。在对贫困地区进行投资和援助时，要充分考虑如何帮助当地在经济、环境、生态等领域建立良性循环，使大多数民众获得发展能力和发展机会。

著名学者埃利亚斯•卡内提对我们所处的时代有一段深刻的概述：“作为群体增长的古老形式之一的工业生产，已经有了巨大的发展，相比之下，生活中其他的成分都在不断地衰退。生产就代表了今天的生活，它不断地以一种加速度成长繁衍，而不给我们有任何反省的机会，即使是恐怖的战争亦没有使它停止，总之它在无止境的繁衍。今天，假如只剩下一种信仰，那人们必然就会选择生产，这种竞赛式生产狂热已经征服了全世界的人。……企业的关注焦点是不断获得更多的消费者，最好是全部的消费者。这种观念至少在表面上与全球性的宗教相似，即它们都想囊括所有的灵魂。”［4］

不幸的是，在地球这个有限的空间里，不可能人人都成为理想的消费者；在资本运作的模式中，必然存在剥削和不平等；在人类的进化发展过程中，精神需求是绝对无法用物质来满足的。因此，全球化时代是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也是不满文化空前盛行的时代。不满文化是社会动荡不安的因素之一，但对于现时代的不满文化，资本主义体制内部显然无法提供有效的解决途径。或许人们应该重新思考人类进行生产和消费、从事经济活动的真正目的所在，努力改变社会不平等的现状，构建国与国之间的平等互利关系，使社会和谐、世界和平真正成为地球人的共同追求。很显然，发展到今天，人类在精神价值和物质价值的创造上多少都陷入了某种停滞状态，世界范围内思想和艺术新品的匮乏多少反映出人类这种窘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今天，人人或多或少都是不满文化的一分子，也都应立足未来的发展，对不满文化深刻反思。

参考文献：

［1］http://www.eia.gov/pub/international/iealf/tablee1c.xls

［2］Pilisuk.The Hidden Structure of Contemporary Violence［J］. Peace and Conflict, vol. 4 (3), 1998（197-217）.

［3］http://en.wikipedia.org/wiki/The_Fear_of_Freedom

［4］卡内提.群众与权力［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332.

责任编辑：戴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