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乡情怯啊！对于一个远离故乡的游子，这是一次悲怆的归来。

他踩着一条坑坑洼洼的泥泞路走着，故乡的风，把他头发吹得花白。那是1961年4月，正是农历阳春三月，一个人经历了三十六年的漫长别离，第一次回到故乡，但久违的故乡却没有动人地展示出一个游子记忆中春天的美景，没有花满枝头的山岭，记忆中的那些大树连同枝桠上的鸟窠一起被砍光了，屋场上看不到一缕飘起的炊烟，连狗吠声仿佛也在人间绝迹。没有蜜蜂，没有蝴蝶与蜻蜓飞舞，这阒无声息一片死寂的世界，只有乌鸦飞过时滑落的几声凄啼。而他紧闭着嘴唇。如果可以，他也想闭紧自己的眼睛。他也不想看见眼前的这一切，他的目光也在下意识的回避、躲闪着什么。

花明楼，一个美丽的名字，一个美丽的小镇。这里距毛泽东的故乡仅有三十多公里。同湘中大山里的韶山冲相比，这里是一片更适合农耕的土地。站在靳江河畔，有一种映入眼帘的清澈，清澈得一眼就能看到，阳光下两座山峰如同雄狮般的剪影——双狮岭。这亘古的苍山，在苍翠茂密的丛林里积聚着流水与力量，化作一条清泉奔涌的靳江河。这条河，是湘江的一级支流，是她，把原本丘陵密布的花明楼变成了特别适合水稻生长的灌区。据清同治《宁乡县志》载：“昔有齐公，择此筑楼，课其二字，攻读其中。”并将其子攻读诗书的那栋木楼取名“花明楼”。这大约是取盛唐诗人王维“柳暗百花明，春深五凤城”的诗意，又或是源于宋代诗人陆游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意境。六十多年前的一个冬日，一个乡下人刚把火塘点燃的季节，他就诞生于这里的一户农家，看这老宅院的规模，该是一户典型的湘中农家，无疑也是当时农家中的一个大户人家，一座土木结构的四合院，墙是土墙，瓦是小青瓦。整座院落坐东朝西，背靠青山，树林与竹林环绕在房子周围。前面有一口池塘，安湖塘，塘边是一片面积不小的水田。院子里有大大小小三十多间茅瓦房，除了居室外，还有农具室、猪栏屋、烤火屋，此外还有专门供孩子读书用的书房。这个规模，要比毛泽东的故居大得多，所以土改时划成分，毛家是富农，刘家是地主。只是，那时候谁又能知晓，一个伟人连同一个伟大的悲剧，就这样，在流血的母腹探出了脑袋和手臂。

刘少奇，原名绍选，字渭璜，在叔伯兄弟中排行第九，人称“九满”。和毛泽东一样，尽管出生在比较富裕的农家，但中国乡村的富裕农家从来都有耕读传家的传统。刘少奇从小就要下田干农活，也要干家务活，这是为了学习种田和长大后管理田庄与家事的本领。另一方面，他还必须勤奋读书，在土地之外寻找另外一条更宽广也更渺远的前途。这孩子从小就酷爱读书，在炭子冲留下了一个“刘九书柜”的雅号。他从一个书生变成一个激进的青年，是1915年，当他听到袁世凯接受了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时，这位二十二岁的青年将自己的名字“渭璜”改为“卫黄”，即誓死捍卫炎黄大地和炎黄子孙！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刘卫黄，这个后来消失了很久的名字将又一次出现在他的骨灰寄存证上。回故乡这年，刘少奇还不到六十三岁。还有谁，能成为这样一个最彻底的无产者？历史，或人生，真是充满了宿命的味道。

往事散尽，一切只能从直面现实开始。眼前的花明楼炭子冲，他的故里，恍如时光中的焦炭，黑灰色的老瓦依旧陪着饱经风雨洗涤的土墙，还有一个个残存的土高炉，没有火焰，只有那把天空涂抹得一团污黑的烟囱，依然耸立着，宛如某种伟大的遗迹。

回故乡的第二天，刘少奇先在屋场里转了一圈，看望了一些乡亲。这么多年了，故乡似乎没有多大变化，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比以前还苦啊，一个个都瘦骨嶙峋、面有菜色。这还是好的，有的已经浑身浮肿了。一个饥饿的人，从消瘦到浮肿是必将经历一段长时间挨饿的痛苦折磨，到了浮肿的程度，离饿死就很近了。看着乡亲们那蹒跚着艰难行走的脚步，刘少奇原先那份重返故乡的久别重逢的心情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痛心疾首的心酸与内疚。他无暇回首往事，也无心去回味久别重逢的心情。而很多老乡过了几十年后还记得，六十出头的少奇同志，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还要苍老，凌乱的白发下面，是一张瘦削的、充满了忧虑的脸。他走得越来越慢，两条腿快要走不动了。

故乡，对于任何人，都是具有精神意义的。为了听到人民的声音，早在1953年夏天，刘少奇就交给他侄孙刘正山（刘少奇大哥的孙子）一个任务，那时刘正山还在人民大学读书，刘少奇让他回乡过暑假时给他找几个“农民秘书”，把他家乡的情况，事实上也是中国农村的情况，及时写信告诉他。这也是他和底层人民之间的一条直达快捷通道。经过反复筛选，炭子冲的成敬常、黄端生、齐海湘和王升平，成了他的四大“农民秘书”。刘少奇在繁忙的国事之中，还挤出时间把这几个农民专门请到了中南海，听着他们熟悉的散发着泥土味的乡音，畅叙阔别之情，临别时，他又一再叮咛这些家乡人，“你们回去了，要经常给我写信啊！”

从这之后，刘少奇每隔不久都能及时收到来自故乡的信，他要么亲笔回复，要么由乡间进京的人捎话给他们，没有一封信没有回音。中南海和花明楼炭子冲之间的音讯，就这样彼此传递着，一条最底层和最高层之间保持联系的直接快捷的信息通道，多少年来从未隔绝。而通过这些农民朴实的来信，故乡和中国农村的真实现状，在他的脑海里始终是清晰的。然而，从1957年冬天以后，刘少奇突然再也没有收到故乡群众的一封信了。故乡，也似乎变得雾一样的朦胧不堪了。

他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次，刘少奇一回故乡，就想问问，他那几个“农民秘书”怎么不给他写信了？

一问，他才知道，不是这些农民不给他写信，而是有人不准他们写。

炭子冲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升平也是他的农民秘书之一，他说，有一回，他们公社书记忽然拦住他，问：“你和成敬常是不是经常给少奇同志写信？”王升平说：“是呀，我们是他特邀的农民秘书呀！”公社书记立刻把脸绷紧了，阴沉着脸说：“今后，有什么事找公社解决。公社解决不了，也可以向县委反映。不要把一些屁大的事，都捅到北京去！”

县官不如现管，几个农民再也不敢给刘少奇写信了。到了1958年之后，世界变得让这几个农民越来越不可思议，农民秘书之一的成敬常于是又麻着胆子偷偷给刘少奇写了几封信，反映乡里的真实情况，种田搞密植，密得连风也吹不进去，这叫庄稼怎么生长啊？炭子冲的农民想不通，但谁也不敢反对，公社里下了死命令。

然而，这几封信发出之后，却没有一点反应。这让老成心里打鼓，不知红墙之内的少奇同志收到了没有？紧接着，又开始放“卫星”，从亩产几千斤到亩产几万斤，而社员的征购粮也要按照放卫星放出来的数量缴，农民的口粮却不按吹牛吹出的数字发，发得了吗？于是，他又一次麻起胆子给刘少奇写信，问他知不知道下面这些情况。信寄过去了，又是翘首盼着回信，又是在心里打鼓。过了很长时间，还是没有一点反应。在接连发出的几封信全都如泥牛入海之后，成敬常就心灰意懒了，又过了一段日子，想写也饿得没有力气了。

刘少奇回到故乡第二天就见到了成敬常，尽管他知道家乡的父老乡亲都在挨饿，但一眼看到老成，还是让他吃了一惊，一个壮壮实实的汉子，炭子冲种田的好把式，两只脚已肿得穿不进鞋子，只能踢啦着一双旧布鞋，撑着一把木椅子，一步一步地艰难挪动。这还怎能下地耕种啊。

“这是怎么搞的，老成，你怎么饿成了这个样啊！”老成无力地摇着头，一双眼也肿得眯成了一条缝，声音嘶哑地说：“我得了水肿病，脚肿了，走不动路。听说你回来了，我也不能去看你，男怕穿靴，女怕戴帽，我的脚上穿靴了，只怕要叫少陪了！”少陪了！这话，外人听不懂，但刘少奇听得懂，这是他家乡的土话，少陪了就是快要告别人世了。刘少奇听了，心里越发不是滋味，他一边安慰老成，一边有些奇怪又有些责备地问：“我已经有好几年没有看到你们的信了。你们的生活这样困难，为什么不把情况及时告诉我啊？”

此言一出，让成敬常也感到有些蹊跷了，“这……怪了啊，我们一直坚持给你写信呀，可怎么也收不到回信呀……”

刘少奇的眉头一下拧紧了，他相信老成说的是真话，难道是信没寄到？丢了？如果只丢失一两封信还有可能，可刘少奇仔细一打听！

刘少奇震怒了！很多熟悉少奇同志的人都知道，他天性随和宽厚，是很少发脾气的，但这次，他是真的愤怒了，他当即叫湖南省公安厅查一查，为什么在他的家乡，群众寄给他的信件都收不到？这些信到底到哪儿去了？

这事情非同小可，省公安厅立刻派了一位副厅长，开始侦查这件信件失踪案。很快，情况就查清了，刘少奇这四个“农民秘书”以及别的农民写给他的信件，都被花明楼公社书记和一位县里下来挂职的大队长拿走了。但省公安厅找他们谈话时，他们却不承认，还矢口否认追问过王升平为“屁大的事”向上写信。但铁证如山，调查组在县邮电局查阅了当时的有关记录，发现这种扣压群众信件并非偶然个别现象，几乎每个公社、每个大队都有这种情况，而人民群众鼓起勇气写给省里和中央的信件，几乎全都被当地政府扣押了。

情况搞清楚后，刘少奇在炭子冲召开了干部群众座谈。他看见那个公社书记也在座，刘少奇对他说：“以前我和王升平、成敬常通信，今后我还想和他们常通信。请你们给我一点通信自由，不要扣压我的信，好不好？群众和我通信并不是要捣公社、大队的乱，我是想帮你们的忙。我这个人也可能犯错误，帮个倒忙，那我再向你们承认错误，作检讨！”他又严肃指出：“给中央写信，不管是好人写的，还是坏人写的，中央看看也没有坏处，任何一个人或一个党员，都有权利向上级党委告状，这是宪法、党章规定了的。”听说很多农民因为向上面反映情况还挨了批斗，挨了打，刘少奇异常痛心，说：“随意打人骂人，是违法乱纪行为，今后不管什么人打死人、打伤人，都要受到审判，包括我这个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在内。”

成敬常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觉得错怪了少奇同志，连声说：“一错三不知，神仙怪不得，既是这样，那以后不写信了，有什么意见，我们上北京，当面向你报告！”

刘少奇点着头，说：“为了大家的事情，以后你们可以到北京来找我。你们认为需要当面向我反映情况，可以随时来嘛，住房吃饭我出钱！”

苍茫大地，风雨泥泞，一个又高又瘦的身影就这样深情而不知疲倦地奔走着。从1961年4月1日到5月15日，刘少奇先后到了宁乡、湘潭、长沙三县的东湖塘、广福、花明楼三个公社、六个生产队进行调查研究，历时四十四天。从大背景看，他这次回故乡，也是为了响应毛泽东“大兴调查之风”的号召。毛泽东说，“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毛泽东提出“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要用眼睛看，要用口问，要用手记。谈话的时候还要会谈，不然就会受骗。要看群众是不是面有菜色，群众的粮食究竟是很缺，还是够，还是很够，这是看得出来的。”

随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主要负责人，纷纷开赴农村调查。

一回湘，刘少奇对湖南省委负责同志申明：“这次到乡下，不住招待所，采取过去老苏区的办法，直接到老乡家里，铺禾草，睡门板，不扰民。”

一条条逶迤延伸的乡间小路，连着村舍，连着田野，却没有农家的热气腾腾的日子，没有春天茁壮成长的庄稼。那些日子，他身着蓝布衣，脚穿青布鞋，一路步行，先后走访了首自冲、安湖塘、柘木冲等五个公共食堂。揭开灶上的锅盖，看社员吃些什么，锅里黑糊糊的一团，散发出刺鼻的气味。这些公共食堂大都没有隔夜粮，只能靠社员去搞些野菜来充饥。走进社员的住房，掂掂床上的被子，看盖得薄不薄，被子也是千疮百孔，想起那些在半夜里常常冻醒的农人，他的心也在一阵阵颤栗。

在长沙县调查期间，他在广福公社天华大队部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土砖房里，一住就是十八天。潮湿的春天，许多东西都在霉烂发毛，还有虱子、虫蚁和从墙缝里爬进来的毒蛇。一个国家主席，住在这样的土砖房里，为的就是离老百姓更近一点，听听干部群众讲真话。但那些公社干部、大队干部还是一片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我们公社在‘三面红旗’照耀下，形势一片大好，粮食亩产八百斤，跨了《纲要》，群众生活比过去好多了……”这种背诵式的套话大话，刘少奇一听就能猜出，这是按某种统一的口径早就准备好了的，他们什么都准备好了，就是没有准备好老百姓挨过春荒的粮食。他也没有过多地责备那些县、公社和大队干部。他是一个宽厚的人，也是一个平和的人，作为国家主席，他更多是在内心里反省和自责。

每看见一个饥饿的农人，他就会走过去，下意识地把他拥在怀里，就像搂着自己的兄弟。他最想听的就是他们的话，老百姓的话。但只要干部们跟着他，老百姓就不敢走近他，站得远远的。就是刘少奇主动走近他们，他们也不敢开口讲话。一个国家主席，竟要面临这样尴尬的选择，他是跟干部在一起，还是跟老百姓在一起？刘少奇只好把那些陪着自己的干部支开了，他以为这样老百姓就敢讲真话了。但老百姓只是低着头，抽烟，叹气，就是不开口。刘少奇知道，这几年，凡是说过真话的人，都被打怕了。在沉默片刻之后，他慢慢摘下帽子，露出满头花白的头发，一次又一次对着老百姓俯下身，低下头，他在给老乡们鞠躬，给老乡们真诚地道歉。看着一个国家主席一次一次地低头，认错，老百姓这才相信，中央这次是下了决心，要整顿了，要动真格了，他们这才开始吞吞吐吐地讲真话。他们压低声音告诉国家主席，现在几乎家家都没饭吃，田里荒了，不是农民懒，饿得实在没有力气劳动了。一个老贫农麻着胆子说：“有人说我们公社的粮食亩产八百斤，把禾秆子加在一起称也不够哩，除非把田里的泥土挖出来凑数！满打满算，一亩田搞不过两三百斤，还是谷子，但干部都逼着我们说瞎话，这样他们就可以提拔当官。”有胆大的，还试探着问他：“刘主席，现在是怎么搞的，弄得我们种田人没饭吃，那不种地的人还不都要饿死？”

这话，让刘少奇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他感到，讲真话有多难啊，要了解真实情况又有多难啊，农村的严峻现实，绝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看清楚的，他知道，在这饥荒岁月，城里人的日子也过得紧紧巴巴，但多少还有粮食配给，城里人虽说也有患上了浮肿病的，但没有乡下人这样普遍，更没有发生大规模饿死人的现象。

刘少奇在一间土砖房里住了十八天，也走乡串户地奔走了十八天，走到哪里记到哪里，记满了好几个笔记本，这才把这里的粮食问题、公共食堂问题、分配问题、山林问题大致了解清楚了。

刘少奇在另一个公社考察时，那里还是个先进公社，听说刘主席来了，数十个衣衫褴褛、拖儿带女的老百姓跪在路旁，地上摆着一长溜空荡荡的饭碗，他们大声哭喊着：“刘主席呀，我们没有饭吃，快饿死啦，请求政府救救我们啊！”

几位老人捧上手中的糠菜，“刘主席，你尝尝我们吃的是什么？”

刘少奇掰了一些吃了，那谷糠掺杂着野菜的滋味又涩又苦，他心里更加不是滋味。

后来才知道，老百姓能吃上这样的东西，还是当地干部知道他要回乡，事先拨了几千斤谷子给公社食堂。

随着逐渐深入的调查，那些干部不得不承认群众生活“有一定的困难”，但他们又把这一切归咎于这些农民瞒产私分。刘少奇想，如果真是农民瞒产私分了，倒也好啊，可他们瞒产私分的粮食到哪里去了？在旧社会，老百姓有把粮食藏起来的习惯，但那是怕粮食被兵匪夺去。可现在，难道他们快要饿死了还把粮食埋在地底下？

在农人们的一片哀怨声中，刘少奇先在东湖塘人民公社王家湾生产队一破旧屋子住了五天。当地干部想把他安排在好一点的地方住，他说，老百姓能住，我为什么不能住？快到吃晚饭时，他听说公社还特意为他准备了一桌酒菜。他一听，气就不打一处来，“老百姓吃糠咽菜，却叫我吃肉喝酒，我能吃得下去吗？”他要他们立即把酒菜撤去，只留下了米饭和一碗青菜。

一天，途经双凫铺人民公社黑塘仑，灰蒙蒙的天边，眼看就要下雨了，刘少奇看见路旁一所茅屋前有一个头发花白、瘦骨嶙峋的妇女拉着几个小孩在哭泣。怎么回事？他一愣，赶快走了过去。那妇女看见是个干部模样的人走来了，她扑通一下跪在了刘少奇的跟前，抱住他的腿泣不成声。刘少奇赶忙用双手把她扶起来，一看，这妇女看上去年岁并不大，头发却已经花白了。他一边扶着她一边安慰这妇女：“大嫂，你不能这样，我担待不起呀，你有话慢慢说。”听了那妇女的诉说，他才知道，这妇女叫颜桂英，搞了三年大跃进，她三年搬了八次家，不久前他丈夫死了，说是病死的，实际是饿死的，她一个寡妇现在要独自抚养三个小孩，原来家里土改时分的房屋被拆掉了，现住几间茅屋，又不让她和伢崽们住了，孤儿寡母眼看着就要无处安身，喊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

“家搬三次穷啊，何况她搬了八次家呢！”刘少奇心酸不已，一打听，像这个妇女一样的困难户还有很多。那时候，很多农民的房子，都在大跃进中被拆掉了，有的拆掉盖了公共食堂，有的被填进土高炉里炼了钢。但现在不是追究原因的时候，必须赶紧让老百姓住进房子里。很快，他就把当地干部找来了，一是暂时不让那个妇女搬家，二是以最快的速度把住房困难户的情况摸清底细，由公社和大队马上统筹解决，不能等了！他一连声地马上，一连声的不能等了，老百姓没房住，他急啊。当天晚上，他又马不停蹄地赶到县城，亲自找县委书记、县长研究解决农民群众的住房困难。他要求宁乡县委立即研究起草一个《关于解决当前社员住房的意见》。凌晨两点，一个国家主席，还在对一个县级文件逐字逐句审阅、修改，亲自写了批语。他要求县委把文件马上发下去。湖南省委也很快将这个文件转发全省，这对解决当时农村无房户的困难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对那些县里和公社的干部们说，“革命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人民的吃穿住问题，人民受了这么多苦，我们要为他们分忧解愁呵！不然要我们共产党人干什么！”这是最朴素的真理，老百姓不可一日无粮，更不可一日无房啊。他还提出停止他的故居对外开放，分给社员住。他看到群众有顾虑不愿搬进来时，便亲自点了几户社员的名，叫他们马上搬进去住。他说，不要担心有人来参观，我看外国人不让他来，中国人来没问题，每人招待两碗开水。要给钱也可以收。他还说，不但房子要分给社员住，就是这里陈列展出的桌子、凳子、锅子、炉灶，一切家具什物，都要作为退赔，退给社员，楼板可给社员作门窗用。他还特别嘱咐将要住进去的社员：“你们在这里可以住上十年、二十年，等你们有了房子，比这个房子好，愿意搬再搬。”

回到故乡花明楼炭子冲后，刘少奇夫妇就一直住在炭子冲旧居。

去炭子冲刘少奇故居参观过的人，应该都看见过那幢风雨沧桑的老屋，老屋里的那间土坯房，那间老式木架子床。整个世界，或许只有中国的国家元首还能躺在这样的房间了，这样简陋的一张床上，安详地入眠。这是平常事，但要平常心。一个身居高位的人，如果没有只属于共产党人的那种坚定信念，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真的，很难。如果仔细看，这床头还能依稀看到时间没有磨灭的一些字迹，那是他在十八岁的生日到来时，在床头刻下八个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那些日子，他不是到社员家走访，就是请乡亲们到他的旧居里来谈心，他的大门每天都是敞开的，一直敞开到深夜。他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的农民，他亲自给每个来访的老乡沏茶，敬烟，他也爱抽烟，陪着老乡们一根一根地抽，吸着烟，吐着烟，心里却在运思一个大国的现实与未来。夜深了，他家里仍然是七嘴八舌的一片说话声。既然国家主席爱听大实话，许多老百姓积郁在胸中多时、想讲又不敢讲的话，就会源源不断地倾吐出来，那样的真挚，那样的热烈，也充满了抱怨。

有的老百姓直说，“农村搞成这个样子，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还有的说：“刘主席啊，再这样搞下去，就会弄得路死人绝，到时候恐怕连抬死尸的人都会找不到啊。”这话，越说越刺耳了，但刘少奇知道这是真话，共和国主席又一次谦卑地低下了头，连声说，“我们没有把工作做好，乡亲们受苦了，我这次回来就是向乡亲们检查错误的。”

他又找来他的农民秘书之一王升平。这位炭子冲党支部书记，难免也有头脑发热的时候。

刘少奇问他：“你为什么会犯‘五风’错误？”

王升平说：“没有听党和毛主席的话。”

刘少奇摇着头，看着他，他的眼神是平和的，但有一种说不出的光芒，“我看哪，归根结底还是没有听群众的话，如果真正听了群众的话，就不会犯‘五风’错误。因此，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必须尊重人民的民主权利，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

王升平听了，低头不语了。这话意味深长，也让一个农民似乎感觉到了什么。是什么呢？他正在寻思，刘少奇又问他对公共食堂的看法，这是王升平一开始也不敢讲实话的，他知道这话的严重性。但见少奇同志问得真切，他才大胆地说：“公共食堂再办下去，会人死路绝的，只怕有人插田，无人过年啊。”农民一旦开口说话，就是巷子里赶猪——直来直去，这话听着可怕，但很真实。

刘少奇说：“那好，你先把你那个食堂解散。”

但一个大队党支部书记是不敢解散公共食堂的，还是那句老话，县官不如现管。国家主席刘少奇也得先征得宁乡县委同意后，才决定先解散柘木冲食堂。一个食堂解散了，就绝不止一个食堂被解散，那种如洪水决堤般的力量势不可挡，几乎在顷刻间，炭子冲的食堂解散了，花明楼的食堂解散了，全县所有公共食堂都解散了。

就在柘木冲食堂解散的第二天，刘少奇又深入社员家中走访，他看到农家的铁锅早已炼了钢铁，坛坛罐罐也早已打碎，赶紧让当地政府部门组织生产老百姓急需的锅碗瓢盆，来弥补农人残缺不全的生活。为此，他用了很大的精力同宁乡县委一起研究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他说，这几年生产之所以出现了大倒退，粮食出现了大减产，一是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伤害了农业这个基础；二是大办农业中搞乱了体制，破坏了生产关系，挫伤了群众积极性，最主要的是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违背了人民的心愿——要刻石立碑，子子孙孙不要再刮‘五风’了！

在炭子冲大队干部社员座谈会上，他再次重申和强调了人民的主体性，中国农民精耕细作数千年，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农耕经验，如密植、插双季稻、种棉花、修公路等，公社、大队干部只能提出方案，没有权作决定，要让人民真正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一切都要经过社员大会（或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干部是社员的勤务员，不是社员的老子，应该好好为社员办事。停了，他还再三嘱咐父老乡亲：“这里是我的故乡，省、县、公社都有照顾，照顾多了不好，没有照顾也可以搞好嘛！主要靠自己努力，事情就可以搞好，千万不能用我的名义要求别人照顾。这里还有我的亲属，不要因为我的关系特别照顾他们。”

这四十四天，刘少奇还纠正了一些错案。那时，花明楼小学有个五年级的小学生，在电线杆上写了一句“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被定性为“书写反革命标语罪”，这孩子所在学校的校长和班主任也被撤职查办。当刘少奇听说并且过问这件事时，气氛一下变得高度紧张。但刘少奇不是要追究这件事，而是要当地有关部门立即撤销这件案子，放了那孩子。他深知，这几年的穷折腾瞎折腾，让老百姓深受其害，一个小孩子，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反革命，只是挨了饿，难免发点小小的牢骚，这不算什么，也不能怪他，更不能连累他的校长和班主任。当然，作为政治家的刘少奇，也没有把这看作一个孤立的个案，他在向人们展现执政党的一种宽容姿态，营造出一种宽松的政治气氛。

刘少奇这次回故乡，可以说是他清理自己的思路，并在第一线开始经济调整的开始。四十四天的奔走，四十四天的倾听，四十四天的沉思，共和国主席的心思，多少次沉下去，又多少次浮起来。而对即将开始的经济调整，尤其是农村如何调整，他心里，已经酝酿成熟。这次调查，也为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及时出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某种意义上说，宁乡花明楼的经济调整，也就是后来的中国经验。

就从这里开始吧，他的决心已经下定。临走时，他对家乡的干部说，要稳定体制，土地、劳力、耕牛、农具要固定到队，保证生产的所有权和自主权，不得任意平调。要给社员一点“小自由”，发展家庭副业。田塍、荒山可以包产到户，一些空坪隙地，可以分给社员种作物，房前屋后可以让社员种树。以后大家养猪有肉吃，养鸡有蛋吃。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不要搞供给制。除五保户必须照顾外，其余都要按劳分配。手工业工人的待遇要提高一些，如果是一拉平，谁还去学手艺?

在他渐行渐远的身影背后，毕竟是春天了，漫山的杜鹃花开了，还有杜鹃催人播种的叫唤声，在远山中悠远地回荡着，布谷，布——谷——故乡的农人又开始忙碌起来，水田里的禾苗正节节拔高，屋场里的猪粪，牛粪，沤出来的气味，一阵一阵的，和着炊烟，浓浓地弥漫着。这是乡村的气味和乡土的气味，也是一个村庄开始走向正常生活的重新开始。只是眼前这条艰险的、充满了无限玄机的路，他认准了，但不知道他能走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