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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那条街上的男孩一过了十四岁，就都变成了小疯狗和小骚狗。进行各种战争模拟和打斗，是我们男孩子唯一的兴趣所在，打架斗殴是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在一九八五年以前，我生活的这座城市中，每一片居住区，每一条街，每一个单位，甚至在每一个班上，都有因为打架而闻名的“霸主”。这样的主儿都有打架凶猛残忍的几项业绩广为散布，而叫其他小子闻风丧胆、不寒而栗。有的胆小鬼一旦得到了霸主的撑腰就立即狐假虎威起来，变得真像个人了。

我要告诉你，我们家隔壁院子里就住着本城中名气最响的一个霸主，他的名字叫艾里。你一听这名字就知道他是维吾尔族。他英俊极了，一头漂亮的卷发，眼睛是蓝色的，又蒙上了一层淡灰，深藏进眼窝。在我们少年时代的印象中，艾里就是英雄的代名词。他总是一声不响地来去无踪，能听他调遣的年轻人至少有一百多。他死那一年只有二十二岁。他的英勇的打架故事五花八门，传说被他弄过的女孩子至少也有三十个，可是，没有一个女人去告他，因为，她们心甘情愿地跟他哪怕只过了一夜，大概就一厢情愿地爱上他了吧。

那时候，我和妈妈才从河南老家回新疆不久。我十岁那年，由于中越战争打响，传说苏联人有可能要从新疆乘虚而入，所以，我和妈妈带着我还有妹妹仓皇地坐上火车，回老家河南避难去了——为了这，我的同学们在两年后的一九八零年我重返新疆之后，就一直不忘嘲笑我。

我无法给你讲述我的新疆，我的神奇的、美丽的、充满了血性故事的新疆，这里绵延几千里的天山高入云端，秃鹰在一望无际的大戈壁上空盘旋，野马和黄羊在荒原上疾驰，雪豹雄居于冰山之巅，冷冷然洞视人间……在这篇小说中，我只给你讲述几个隐现在我少年时代记忆中的人，他们是杨兵兵、马哈、毛亚、白先进，女的有雪莉、雪米、萨达提和古丽。我知道重返记忆是危险的，甚至还是徒劳的，但我想我已经开始诉说了。也许，我永远也无法模拟真实的记忆。

我家所在的单位是公路工程队。我爸爸他们所修的公路纵横天山南北。我们的城市就坐落在天山脚下，一眼望去，白雪皑皑的冰山峰顶高高地耸入天空，那么遥远而又神奇。我母亲总是抱怨我父亲所干的这一行。“你无法预测命运和人生的选择，我就是喜欢开推土机。”父亲这样回答说。

我少年的印象中，父亲他们就像是一个流浪的部落，队长就是酋长，他们的足迹踏遍了新疆境内的冰原、大漠、戈壁和沼泽地带，路修到哪里，他们就在哪里安营扎寨，每一次回家来，婆娘和孩子们几乎都认不出他们了——几个月的时间，他们竟然变得一个个像又黑又瘦的枣树一样生硬地在风中摇晃。我们单位几百个孩子的爸爸，都是这样的人。

一年四季中几个月里没有爸爸的管教，我们这些小狗们别提多高兴了！我们就像野地里的荒草一样疯长着。那时候，十岁的我在单位里是一个娃娃头，手下有二十个人。我们总是与别的帮伙开战，这包括用可以打纸子弹的皮筋枪打巷战、像古代小说中那样用木棒拼命，或是躲在坟包一样的垃圾场中开石头仗。冬天里，我们用可以在冰雪上飞驰的爬犁互相冲撞，在城郊的季节河里进行战斗，等等。我们那时候最崇拜的人，大概就是电影上的战斗英雄和特务了。在这样的“战斗”中，我的头至少被打破过十二次。我就这样慢慢长大了。

我十二岁那年跟随母亲再一次回到新疆的时候说一口河南话。记得某一天，我刚刚从我家院子里探出头，我看见对门院子门口站着一个脚穿小马靴的、长着一双奇特的三角眼的小子，冲我喊：“胆小鬼。又从河南滚回来了。你吃我一枪吧。”他猛地拔出来一把皮筋枪，一扣扳机，我被一颗纸子弹击中了，额头辣辣地痛。我一点儿都不认识他，两年前他还不住这儿。我骂了起来：“操你妈！”

他一下子朝我走过来。我听见他的小马靴的马掌子在地上摩擦得叮当作响。他走近我的时候我才看清楚，他的脸上还分布了几十枚小雀斑。他一勾拳打在了我肚子上，我哎哟一声捂住肚子弯下了腰，他的手中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块砖，又狠狠地朝我的头上盖了一下。我的脑袋一阵轰鸣着倒地了。“胆小鬼，逃窜犯，记住，我叫杨兵兵。”我倒下去的时候听见他这么轻蔑地对我说。

直到整整十年以后，我听说他死了的时候，我的耳边又响起了这句话。杨兵兵死得很惨，他初中毕业后当上了架线工，一九八九年八月，有一天他们在野外架修电线，他一个人爬上了电线杆，其余几个人在下面打牌。不一会儿下面的人感到好像什么东西落下来了，一摸油腻腻的，再一抬头，看见杨兵兵已经被高压电烧成一团焦炭了。

他就是这么死的。

从那天以后，我和杨兵兵就成了仇人。我们在整整一年中，几乎每天都打架，我输的次数要多一些。我记得很清楚，一九七零年代末一九八零年代初，在我们那座城市里抢军帽的风气依旧很浓厚。哪个小子头上要是戴着一顶纯正的军帽，那他在别人眼中就身价倍增。常常发生因为抢军帽而死人的事儿。这个世界完全疯了，疯了，在那些年代里我妈妈总是那么说。

我有一次又和杨兵兵干架，后来，他把我按在地上，一把抓去了我头上的帽子，翻过来朝里面一看——军帽一般都印有型号——布满小雀斑的脸上立刻生满了鄙夷：

“你这帽子是假的，笨蛋，假的！”

说完，他把帽子往地上一丢，神气活现地走了。

“杨兵兵，你站下！”我满心屈辱，忽然听到有一个人用不太熟练的汉话喊道。我坐起来，看见一个穿黑色羊皮茄克的英俊的维族小伙子走了过来，杨兵兵听见他喊，立刻满脸堆着笑，一副奴才相地说：“艾里大哥，艾里大哥，是您哪！”

我就是这样第一次见到艾里的。总之，我第一眼就喜欢上他了。他酷似南斯拉夫电影《桥》中的那个“老虎”队长，只不过艾里要比“老虎”瘦得多，但又英俊一些。艾里脸上没有表情，他一把就把我拉了起来：“小伙子，过来，我给你教几招。你肯定能打败他。”杨兵兵也走了过来，满脸赔着笑，我则仇恨地盯着他。“你看，你这样打，先出一拳，一个虚晃，紧跟着再进一步，一个刺拳，再这样一个摆拳，再来一个勾拳。”艾里几下子就给我演练了一遍，动作迅猛潇洒至极。“好，你来试着跟他打。”艾里对我说。

我依言上前，几拳朝杨兵兵打去。杨兵兵不敢造次，躲闪不及，我每一拳都打中了，最后他的鼻子“哗”地被我打出血来了。艾里在一边笑了，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好样的，你就这样打。”他转身走了。

那一天，变敌为友的杨兵兵给我讲了艾里的许多故事，他怎样一个人对付七个人的围攻，他怎么会偷各种各样的机动车开，玩够了，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停回原处，他怎么讲义气，怎样在“号子”（拘留所）里叫老惯犯都听他的，他怎样会赌博，一夜之间的输赢在上万块钱，他怎么让那些骚丫头们喜欢，他怎么手中有一张古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楼兰的藏宝图——这个城邦国家是被流沙吞没了的。那一天，我还知道艾里家和我家只有一墙之隔，我那会儿心里对他崇拜极了。

我还要告诉你一个人，他叫马哈，是个回族，和我家住一个大院里。马哈长得愣头愣脑的，反应特别慢，但对逃学却又灵敏极了。每一次期末考试，就数他学习成绩最差。他几乎每节课都睡觉，甚至睁着眼都能睡着，当然，更多的时候，他把装着蟋蟀的鞋子放进课桌里看斗蟋蟀。他坐在最后一排，因此大家包括老师都常常遗忘他。他每一次逃学都震动全班，因为他不是只逃半天课，而是一消失就是三四天没有影踪，过了几天，他又乐呵呵地回来了，浑身脏兮兮的但精神却好多了。为此学校多次打算开除马哈，可又一想，开除了他把他送到社会上，那马哈就彻底完了，因此，马哈就屡遭他爸爸的残酷殴打。在我们那大院子里，他那撕心裂肺的嚎叫声常常把我从睡梦中惊醒，弄得我心惊肉跳的。

有一次，上学的时候他的两眼红肿，他把手拿给我看——手心里有一个带着血迹的洞眼儿，“我爸爸用铁丝从我的掌心穿过去来惩罚我，”他愁眉苦脸地对我说，“但我实在忍不住要逃学，因为逃学好玩儿极了。”说到这里，他的脸上挂了一种痴迷的微笑，仿佛沉浸在回忆或是向往之中，“告诉你，我明天就要逃走，这一次我要去魔鬼城。你去过吗？我要去听听魔鬼到底是怎么叫唤的。”马哈的脸上立刻又现出了幸福的表情。

我当时对他深表羡慕，但我却没有他那么大的胆，其实，在心里我很看重马哈，尽管表面上我总装出聪明他一等的样子。马哈就这样不断地挨打，不断地逃学，直到他一九八七年永远地消失——那时他已在工程队顶父亲的班，干了两年。两年的工资他全花到外出浪游上了。一九八七年的一天，他拿了刚发的工资，留下一个纸条说他要远走天涯，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

直到现在我还认为与其让我们坐在课堂上接受那些注定会被我们忘记的死知识，还不如真叫我们撒丫子自个儿认识鲜活而残酷的世界呢。每天七八个小时坐在课堂上端立不动，实在是一种酷刑，而这种酷刑一执行起来就是十一年。怪不得许多学生从外表上看上去都呆头呆脑，十八岁时已经像个小老头那么深沉老练了。

该说到女孩子了。首先我要说的是雪莉。记忆之中，雪莉留两把小刷子，她的嘴唇看上去红润润的，她特别爱穿一套女军装，她那丰满性感（当时还没有这词）的身躯包在军装里，显得特英姿飒爽，一个活的“红色娘子军”战士。

我们这些小骚狗们一过了十三岁，就都知道了性的事儿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有了变化：嗓子变粗，胡子也长出来了，喉咙里成形的喉结会像老鼠一样上下滑动，乳头下面出现了两个肿块，一按就疼死了，等等。有时候，我们胯下的小家什会突然很下流地变大挺立起来，还会射出一些白色的黏液——这些都是我们私下里交谈的话题。那时候，我们也对平时总挂在嘴上骂人的下流话有了更深一步的理解，比如“日”到底是这么回事情。我们几个人一见面就先说一阵下流话，都叫嚷着对方已经彻底变坏了。

记忆中，有一天艾里领着我们坐在单位门口闲聊。我们单位门口是无所事事的青年聚集的首要地点。城市最主要的大街从这里经过，因此，年轻人们聚在这里算是自我存在的显示。我们单位二十岁左右的大小伙子，常聚在这里的有二三十个，当然，人员是流动的，但三十个的总数目却不变。在这条街上打架的名声最大、最凶猛又最合群的，就是我们单位的年轻人，只要一说你是工程队的，别的单位的小子就立刻肃然起敬，别的单位的男孩要进我们单位，都有些心惊胆战，唯恐挨一顿打。我们这条街上的男孩子就是这样在挨打的恐惧中迅速成长着。

在那些二十多岁的人当中，艾里是他们的头儿，那些人后来很多都在一九八三年的“严打”中入狱被判了重刑，我印象深的有王雷（长相很凶，眼睛和微凸的牙组合起来令人想起鲨鱼）、黄老五、马国庆、阿不里孜等。这些人一般是不屑于跟我们这些小字号的人来往的。一般情况下，他们聚在大门口的左侧台阶上，我们十几个小子聚在大门的右边。后来加入我们行列的有毛亚和白先进——毛亚因为有一次在垃圾处理场捡了一袋过期避孕套，领着一帮小孩一人吹一只在大院里列队行走，从而引起众人大哗而闻名全街道。那件事过后他父亲整整揍了他一星期，最后打急了他猛地冲他爸骂道：“我操你妈，你再打我！”这一骂真把他爸给骂愣了，“他妈的，你敢骂我妈，她是你奶奶啊，你个混账东西！”他父亲气急败坏地把他从房梁上解下来说。

我们这些狗头小坏蛋们就这样聚在一起了。我们都吐着烟圈，一脸诡秘的笑，打闹着、说笑着蹲在单位大门口的右边。艾里、王雷他们要么是光头，要么是一头长发，都穿大喇叭裤，很多人都穿一尺宽的，十分威风。我们这些小子对他们很羡慕，知道他们每一个人都有相好的，那些女人个个都风骚漂亮。当时流行的是邓丽君的歌，他们的标准形象就是带着自己的女人，在大街上手提一台录音机，一边放着邓丽君的嗲声嗲气的“黄色歌曲”一边抖动胯骨，还在蛤蟆镜后面藐视路人，吹口哨。到一九八七年美国电影《雳霹舞》最流行的时候，重新驰骋新疆大小城市街头的，就是跳霹雳舞的人了。当中最风流潇洒的要数毛亚了。他后来和一个叫西仁古丽的维吾尔族姑娘配合得好极了，后来还出演了电影《西部舞狂》，成为男女配角，一时间成为了大街上小孩子的崇拜新偶像。唉，岁月如梭，一代代人的更替如同食物在大肠中被消化那么无情无义，现在，谁又听说过艾里、王雷、黄老五、毛亚这些人呢？新一代男孩子现在热衷的是电子游戏和网络漫游，他们生活得比我们那时候幸福、简单和更加快乐。噢我发现我现在的诉说是多么无力啊。

那一天，我们坐在单位门口聊天的时候，沿着马路边走过来了一个穿军便装的女孩子。“这个丫头条子很正，谁去绕？”马哈问我们。那会儿我们把追女孩都叫做“绕丫头”，而且一提到这一点我们的脸上都是挂上了贼笑。“看我的吧！”杨兵兵当时挽了一下袖子，看见那个姑娘快走近的时候，就迎了上去。

我们远远地瞧着她。那个女孩子的脸长得还不错，算得上漂亮，还有几分妖冶。杨兵兵拦住人家，在那里和她说了几分钟话，还真把她给带过来了。这就是我们跟雪莉的第一次见面。“我家在军分区，我爸爸是参谋长。”她后来告诉我们。那一天她表现得非常大方，和我们坐在一起，艾里递给她一支烟，她接过来就抽了。我们站在一起的时候我发现她比我还高几厘米。我记得很清楚，我总是往她的胸脯上瞧个不停。她吐了一口烟圈儿说：“这个小弟弟人不大，心眼儿倒挺坏的。”我听她这么说，第一次脸红了。

我撒谎说：“刚才，你的胸脯上停了一只苍蝇。”

“得了吧小孩儿，你的眼睛里才有苍蝇呢。”她说。

“你才多大，毛丫头一个。”马哈不服气地说。

“我都快十七岁了。我在地毯厂工作都一年了，我一个月拿好几十块钱呢，”她说，“你们呢？挣钱了吗？”

我们立即都感到很自卑。

那一天，艾里微笑着打量着她，雪莉抽完了那根烟，又掏钱请我们每个人吃了一根雪糕，说笑了好一会儿才走。“我会给你们介绍几个新朋友，我最好的两个朋友，萨达提和王丽。什么时候到我家来玩儿吧。我家的地址在大院五号楼。”她说完，冲我挤眼：“坏小孩，再见了。”

她走了之后，我们几个人七嘴八舌地议论了起来。“这丫头一定是一个骚货，你看，她的屁股都被操圆了。”戴鸭舌帽、长得像个小石墩的白先进说。

“得了吧，你可别胡说，我们还不了解她呢。再说，听她的意思是还要再给我们批发几个丫头，咱们一人一个怎么样？我要那个萨达提，你要王丽，怎么样？“杨兵兵对我说。

“不，雪莉归我了。”我非要征服她不可。

“你小子才多大，还没她的胸脯高呢。她归艾里了！”毛亚有些愤愤不平。

“雪莉让河南华东来绕吧。王丽归毛亚，萨达提是杨兵兵的。”艾里微笑着分配完毕了。之后，他就不再理我们，而是和黄老五他们站在一堆抽烟说笑去了。

从那一天起，我莫名其妙地开始想再见到雪莉。我总是在梦中梦见她那张月亮一样白皙和美丽的脸。我总是被一些稀奇古怪的梦纠缠着，最终导致了梦遗。有一次，我还梦见了一只浑身长满了可怕的黑毛的怪物向雪莉扑去，我猛地向那怪物扔了一飞刀还无济于事……但雪莉自那天走后，我有半个月都没有再见她，这半个月中，有一次我悄悄地按照她说的地址，摸到了她的家，但她家大院门口荷枪实弹的卫兵把我给吓住了。我只得垂头丧气地回来。

春天的气息大面积地从地下蜂拥而起，弥漫在空气中，空气中散发着泥土和花粉的气息，天上的飞鸟和地上的虫子骤然增多了，街上到处都流着冰雪融化之后的乌黑的雪水，遥远的西天山那黝黑的躯体庞大，神秘，群峰像头戴冰冷的白雪王冠的兄弟，无声无息地向西天边延伸排列。更多的树木吐出了新绿，城市西南角的清真寺顶那一弯象征纯洁的新月，高擎入了那一年的天空。

与之相伴的是我们体内的青春期的骚动也加强了。我的脸上开始长出了青春痘，这种红肿的、中间含有一包脓的小东西引起了我极大的恐惧，从而使我屡屡陷身于噩梦之中。这年春天，我们单位的成年男子们，也就是我们这些骚狗少年的爸爸们，又要出野外了。他们个个身穿蓝色劳动布衣服，戴着墨镜，坐上了敞篷大卡车，和几十台稀奇古怪的压路机、推土机、拖拉机、洒油机、刮地机一齐开动了。一时间，大地在颤抖着，我们兴奋地看着队伍开拔，心里弥漫着快乐和忧伤。他们这次一去至少要四个月才能回来。我记得我拉住了我爸的手说：“爸，你要给我打一张火狐皮，还要黄羊拐（羊的小腿关节骨，我们拿它来玩游戏)，我要十个。”我说，我爸爸狠狠地拍了拍我的头：“小牛犊子，他妈的给我好好学习，别给你妈添乱，我答应你儿子！”车子开动了，一阵黄尘弥漫而起，又渐渐地落下了。

我们站在大门口目送父亲们离开，马哈、毛亚他们兴高采烈，只有我若有所失。

穿越记忆的栅栏，我能够清晰地看见一个十五岁的小男孩，他满怀着体味世界的憧憬和恐惧感，既想成长成一棵参天的大树，又像一条被激流冲荡的小舟。邪恶和善良一同引导着他成长，他就像钟摆一样摇摆不定。他总是在黑暗之中猛然惊醒，倾听着自己体内成长的爆炸和裂变声而暗自神伤，处于青春期激流跳荡的大河汹涌中而四顾茫然。

那个男孩就是我。一直到一九八八年九月我第一次坐上火车离开新疆，去遥远的长江边一所大学求学的时候，我再一次地看见了那个一脸苍茫和忧伤的男孩子，从一片云雾中向我走来。而这个时候的我所经历的岁月泥沙俱下，混浊如一条大河。艾里、杨兵兵、毛亚、马哈、白先进、雪莉、萨达提、王丽，以及后来出现的雪米，他们一个一个地远离了我，仅仅成了我记忆中的路标。如今，寻遍回忆的荒野和大海，我该从哪一条小径出发，我又能通向哪里呢？

父亲们走了以后，我们这些疯狗和骚狗少年们更加肆无忌惮了。我们几乎整天聚在一起。玩闹，说脏话，干些不大不小的坏事。那一段时间杨兵兵已经被学校开除了，原因是他用自制的木头手枪装上了一颗真子弹，在一次期中考试后逼着老师给他及格，老师不答应，他最后冲老师家的母鸡开了一枪，把母鸡打死了。我还听说他还把派出所所长家的狗给套了吃了，因为他的这些壮举，学校终于决定杀一儆百，把他给开除了。

他成了我们这一伙的头儿。所有的大人都预言他不出三个月就会进少管所，可大家的愿望总是落空。那时候，他妈管不了他，他天天和艾里在一起练拳击，学在热水里夹肥皂，在墙上的信封中往外拿指头摸钱，从水中夹大钢弹，练窜墙逃跑的功夫。这些都是做一个贼必须要练习的。“这辈子我非成为一个混世魔王不可。我要当一个贼头。”杨兵兵对我们说。

毛亚那段时间疯狂地迷上了开锁和撬锁，他每天都苦思冥想，用铁丝和铝条弯来折去，幻想着自己能造出一把万能钥匙来。没过两个月，毛亚真的什么锁都能打开了。我亲眼看着他只用了七秒钟就打开了我家的门。“我现在只对一些质量好的保险柜感兴趣，可我到哪儿去练兵呢？谁家有保险柜啊？”毛亚英雄无用武之地地对我们说。

我和马哈则热衷于掏鸟窝。春天向夏天过渡的日子里，那些枝叶茂密的树上到处都隐藏着鸟窝。那些日子里我们共掏到了一百多只鸟蛋，捅掉了两百个马蜂窝，活捉了二十几只各色鸟类。我无法忘记我把鸟蛋举过头顶，透过鸟蛋去看太阳时的那种激动，太阳混混沌沌的，宛若世界刚刚创生的样子，那样美丽、模糊而又神秘，我为我所发现的这一景象而惊呆了。

一九八九年夏天，暑假里我回到故乡，在公共汽车上遇见了毛亚。我亲热地拍了拍他，以至于干扰了他正在干的活计——那时候他已经成了闻名全城的飞贼了。我们下了车，在啤酒摊上喝啤酒，吃烤肉。“你算是猪槽子改棺材——盛（成）人了。我们全完啦。慢慢混呗。”他感叹道。我向他打听那些伙伴的下落，“雪米去上了北京外语学院，雪莉的下落你知道。对了，还有杨兵兵，他才死不久。萨达提当了一年饭店服务员，现在在天山电影制片厂当演员，白先进，这小子成了一家电脑公司的经理，听说他已赚了八十万了，才二十出头，人已经胖得像一只垃圾桶。我说，你提起他们干吗？他妈的，喝酒吧。”他郁闷地说。

岁月犹如大浪淘沙，它会淘去很多关于人的记忆，包括全部的激情、失落、快乐和悔恨。就在这年冬天，我收到了另一位朋友的信，说毛亚已经偷渡到香港去了，再后来，也就是一九九一年冬天，我又听说他在香港一次贩毒活动中被捕了，但又听说他成功地逃脱了，到泰国去了。如果消息可靠的话，毛亚是越走越远了。可是，他究竟要到哪里呢？

“嗨，我给你们带来两个新朋友。”

当时，我们几个正蹲在大门口晒太阳，议论着日本电影《望乡》中被剪掉的镜头，忽然，一个女孩子站到了我们的面前，有点儿懒懒地对我们说。我们站了起来。我的心古怪地响了一下。我看见雪莉笑吟吟的，在她身后还站着两个比她小一点的女孩子。“这是王丽，这是萨达提。我说小屁孩们，你们在干什么呢，又聚在一起说下流话呢吧。”

我不太紧张了：“来支烟怎么样雪莉？”

她接过了烟，我给她点上。她优雅地吐了个烟圈儿，“怎么没见你们去我家找我玩？”

“你家门口那挎枪的家丁太吓人了，我们只能敬而远之了。”白先进说。

“嗬，看来去探路了。萨达提，他就是杨兵兵，这几位是毛亚，马哈，白先进——”说到白先进的时候，几个女孩子都笑了，原因是“白先进”这名字很有趣，因为白先进看上去实在不像先进的样子，“嗯，还有这个不怀好意的小子，叫河南华东。”雪莉介绍完了，自个儿先哈哈乐了一阵儿。我看见她穿了一套将军黄中山装，把胸脯盖得平平的，同时也没有那种庄重的气质，觉得她打扮得真是不伦不类的。

萨达提和王丽都很漂亮，尤其是萨达提，是一个纯种的白哈萨克。王丽的眼睛下面长有一颗小巧的黑痣，她们两个人都有点儿害羞，依言坐在了台阶上。杨兵兵和毛亚的兴致立刻高了，他们分别岔开两人，隔位就座，捉对儿厮杀，而雪莉则和马哈、白先进我们三个人说笑着，没多久，大家就都十分熟悉了。我记得很清楚，那天，萨达提给我们掏出了一件小东西，“这就叫猫眼宝石，是我爸爸家祖传的。”我们都很兴奋，围上去看。果然，那枚晶亮的宝石中间有一条黑线，像是一只中午眯着的猫眼。“王丽家还有一架日本人造的望远镜呢，是吧王丽？”雪莉说。

“那是我爷爷当年打日本人时得下的，后来就传给我爸爸了。”王丽说。

“她爸爸是警卫连连长，你们几个谁要对王丽起坏心，那她爸直接就可以枪毙了”。雪莉又笑了露出了她那一口白牙。

“得了吧吓唬人。喂，我们这一认识，就都是朋友了对不对？”毛亚诡秘地问她们。

“是呵。”

“那我有一个建议，为了促进我们的友谊和团结，我们一起到城东头的大坟场过一夜，怎么样？这样你们晚上回家就再也不害怕了。”

“嗯，算了，这是个鬼主意……萨达提父母管得严，她要回家，今天是星期天，王丽跟我出来，她爸没说话，我又上夜班——”雪莉说。她的嘴唇红闪闪的。

“还是害怕我们几个坏小子把你们全都给害了吧。”一直没有说话的我开口了。

“你有这么大的胆子吗？”雪莉的右手搭在了杨兵兵身上，左手轻轻一扬，放在了我的肩膀上，扬起脸对我说。她的脸在扬起的那一刻是那么生动，逼真，叫我永远都难以忘记，她的总含着倦怠和睡意的眼睛，她的樱桃小嘴在阳光下非常红润诱人，和她说话时吹气如兰的气息，都叫我一刹那被击中了。

后来，我们真的去了坟场。三个女孩子一点儿都不害怕，她们和我们在一起，竟然还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我们带了两瓶白酒，马哈顺手摸了一个自行车铃铛盖子，在坟场我们就拿它当酒杯，一边说着豪言壮语，一边轮流喝酒。黑暗里，周围的坟头无穷无尽，像海浪一样包围着我们。月光清淡，风声飒然。这里是城郊，埋在这里的都是客死异乡的人，然而我们却毫不忌讳和害怕，大声地开玩笑、捉迷藏和打闹。我们进一步混熟了。

杨兵兵在这天晚上得意忘形，把姑娘们被瓜分的事抖了出来：“萨达提归我，王丽是毛亚的，你雪莉归河南华东了。”酒让他的舌头都有些发硬了。

黑暗之中雪莉说：“美得你。明天，我叫我爸下令把你们全抓起来。”

“我最不能忍受你脸上的小雀斑了，”萨达提半真半假地说，“还我归你呢。”

“我这叫瑕不掩瑜，这道理你们老师没教给你？”杨兵兵笑呵呵地说，手中翻转着一柄精致的匕首，“别动不动就是你爸下令什么的。解放军不就是有枪嘛。我先绑架了你们！”

“你这可是威胁妇女行为啊！”王丽笑着说，“把你的匕首收起来，我们就会同意你们的分配。”

“是谁这么混蛋和霸道，帮你们把我们给瓜分了？”雪莉倚着一座坟头，月光下可以看见她细眯着眼睛，显示出兴致很高的样子。

“当然是我们大哥艾里了。”马哈说。

“他这人也太专横了。不过，他是我见过的最英俊的小伙子，尤其那双眼睛，很像外国电影007系列上那个主角，就是老在电影上救美人的那个，他叫什么来着？”她忽然靠近了我，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问我。

“我他妈怎么知道！”我忽然感到有点儿生气，我一把甩开了。正在这个时候，毛亚和白先进从黑暗中跃身而出，手里捧了个人头骨，“吓死你们！”他把那个小骷髅猛地伸到了王丽的眼前，王丽吓得尖叫一声。

“这玩意儿不错吧？”毛亚得意地摆弄着，“那边有一座坟上有一个土洞，我一脚踩上去就掉进去了，慌乱之中用手乱摸，爬上来一看，手中多了个这东西。”

我上前一把把骷髅夺了过来，在他的脑袋边一放，说：“大家瞧一瞧，这骷髅和毛亚的脑袋像不像？”

大家定睛一看，还真有点儿像，就都乐了，“像，像极了。”

“毛亚，等你死了几年以后，我们把你的头骨从坟堆里取出来，和这个放在一起，后代考古的还会以为你们是亲兄弟呢。这你比发现‘北京人’还伟大啊。”雪莉说。

“八成还是个女骷髅呢，那就能给毛亚配上一对了。”马哈说。

“那你把我们王丽放在哪儿了？”白先进问，“她不就守这个寡了吗？”他笑起来显得阴险轻浮透了。

“你这玩笑开得太过分了。”雪莉忽然对他正色说道。猛然，在不远处的黑暗之中有人大喝一声：“干什么的？都给我站着别动。”

大家都吓了一跳。“我的妈……我们跑吧！”白先进抓起了在我手上转着的他那顶鸭舌帽，往脑袋上一盖，爬起来就跑，我们几个也跟着站起来，毛亚一拉王丽也跑出去了。

“都给我站住，不然我就开枪了！”那个声音又喊道。我们一听，真的有些害怕了。我的脑袋里倏然间闪过了电影上的追捕场面。我们疯狂地在漫漫的黑夜之中奔跑，“给我站住！”那个声音喊，接着，“砰！砰！”两声枪响划破了夜空。我们吓傻了，全都站在了坟场里。“都给我拢到一块儿，站成一排！”黑暗中那个声音命令道。我们又都站成了一排，这时，我们猛地被手电筒照亮了。

“嗬，还有三个丫头。”那个声音靠近了。我用手挡住光，看清了对面站着三个挎枪的人。一前两后。“说，你们是干什么的？跑到这里来干吗？”

我们都默不做声。这个时候，白先进却一下子跪了下来：“老师，不不，警察大叔，我们不是坏人，是中学生，来这里玩儿……您饶了我们，我们什么也没干……”手电筒照到了白先进的身上，我们都看见了他的熊样，这个粪包！

“嗬，还尿裤子了。不用那么害怕嘛。没干坏事有什么害怕的？你们都看着我。”

那个人把手电筒向上一竖，半空中浮现出一张坚毅果敢的成年人的脸。“好了，你起来吧。”他说，“我们几个是抓逃犯的。离这里不远就是看守所，刚刚跑了两个犯人。把你们吓着了。不过，你们是中学生，可男男女女的躲到这坟地里来干什么？八成是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呢。你们都还小嘛，别学坏了。都给我滚吧，回家要好好向你们父母汇报一下，努力学习，天天向上。”他说完，哈哈一笑，和另外两个人收起了枪，一转眼就无声地消失在黑暗之中了，连点儿脚步声都没有。

我们几个人站在黑暗之中倾听着阴风呼号，沉默了良久，那站立的姿势就像是石头一样，都有点儿沮丧，雪莉说：“臭警察！他没有权力这样教育我们。我爸都没有这么骂过我呢。”

杨兵兵忽然朝白先进扑去，一把将他抓了起来，顶了他一膝盖：“胆小鬼，你给我们丢了脸，他妈的！”白先进痛苦地嚎叫着倒了下去，我和毛亚、马哈一肚子火无处发泄，一人上前狠踢了白先进一脚。这小子又是下跪又是叫大叔，还尿了一裤子，太可恨了。白先进像一摊泥一样委顿了下去。

从此以后，好长时间我们把他从我们的小群体中开了出去，尽管他后来总是一脸讨好地想重新得到我们的信任，可一个人一旦当过叛徒，别人永不会原谅他。后来，无论打架、偷瓜还是绕丫头，他都自告奋勇打头阵，企图获得我们的谅解，可他的污点是洗刷不了的。“别像白先进那样！”就成了我们这条街上的一条口头禅。

一直到一九九零年，腰缠万贯的小经理白先进和我共进晚餐之后，我又重新提起了这事。我记得当时餐厅的灯光十分柔和，他那张胖得不成样子的脸在灯光闪烁中泛出了油亮的光泽。“是吗？有这回事？我已经不记得了。我只记得，后来你们都听我的，我把杨兵兵的位置取代了，”他一边剔牙一边说，“我有一次还把他打得满地找牙，哈哈哈……”

一个人的记忆和别人的就有这么大的差别？我疑惑了。“还有，后来是你为了女人，到处叫嚷着要玩刀子拼命，向艾里挑战，被艾里痛揍了一顿，打了个半死，你忘记了？”他乐了，放下牙签对我说。

全乱套了，我心里想。

那一天，我们扔下了白先进，从坟场向回撤的时候，天色已接近黎明。走上大马路的时候我们慢慢地又快乐起来。唉，少年人就是这样，没有什么样的情绪能够长久地占据我们的心。天空渐渐地由微暗的蓝转为了鱼肚白，再转为粉红和橘红，直到太阳跃然升起。

我们几个人在马路上跑呵，跳呵，把石子和青草抛向天空。

在十字路口分手的时候，雪莉凑近我的耳朵，悄声说：“你明天到我家里来玩儿吧。我给你看我搜集的蝴蝶标本。”

第二天上午，我早早地起了床。因为是个星期天，我感觉那天的天气好得出奇。我出了我家大院，心中激动不已。春天的气息已经深入每一个人的骨髓，深入到大地和天空的每一个角落。半空中浮动着一些粉尘，洒水车在大街上均匀地洒下一层水珠，潮湿和清新的气息扑鼻而来，一弯彩虹倏闪倏灭。行人骑着自行车上班，表情满足、幸福，充满了期待。

穿过一条大街的时间，我看见了那个每年春天都出现一次的维吾尔族盲眼流浪艺人坐在拐角的街边。他还没有开始弹唱，早晨的太阳还没有惊醒他，他的脸类似于朝圣的圣徒，他倚着墙壁睡着了，我悄悄地跑过去，在他的身边丢下了两角钱。

“我找雪莉，雪莉在家吗？”我把脑袋上歪戴的帽子拨正，又扔掉了手中的烟头，问警卫员。

警卫员的脸年轻红润，他严肃地看着我。正要盘问，忽然听到大院里头雪莉的声音喊：“进来吧，是找我的。”

我和警卫员彼此不服气地看了一眼，我一步就跨了进去。

看来雪莉刚刚起床，她穿一件褐黄色军便装，胸部的隆起和腰部的曲线毕现无遗。她正在收拾床铺，一边还打着哈欠。“我以为你要很晚才来呢。你们男孩子都是又懒又馋的。”

“你爸和你妈不在？”我问她，心里有些发虚，我最怕跟有枪的人打交道了。

“他们上军部去了。呵——”她继续懒散地打着哈欠。我在她背后看着她弯腰收拾，注意到了她的屁股呈现出一种好看的锥体，并不像白先进所污蔑的那么大，肯定没有怎么被操。还有一条内裤线叠印出的弧线，叫人怦然心动。我正盘算着，她忽然把头转过来了，看着我：“你又动坏心思了。去到那边翻翻书去吧，坏小子。桌上有烟，自己点。”

我的内心被识破，颇有些懊恼。我走到她的写字桌前，一眼看见桌上摆了一张照片，是镶在镜框里的。照片上一个男孩、两个女孩，都穿着军便装，都在笑。“左边这个傻丫头是你吧？”

“对呀。”她仍在那里收拾，收拾好了又拽了拽床单，然后到镜子跟前整理头发，这一天，我第一次知道了一个女孩子原来在镜子前要呆这么长时间。

“右边和中间这俩呢，你有哥哥和妹妹？说句话你可别伤心，右边这个小丫头，可比你漂亮多了。”

“那当然了。她是我妹妹雪米。”

“他们俩现在在哪儿？”我问。

“我哥哥一九七九年在越南战死了。雪米在北京姥姥家，不过，再过几天她就要来了。”她平静地说，现在，她把头发扎在一起，束成了一个小刷刷，一翘一翘的，那样子还真有些动人。“唉，你从此就没有哥哥了，真不幸。”我真有些同情她，“对了，把雪米介绍给我当压寨夫人怎么样？我手下有十多个兵呢。这条街上的狗屁男孩都怕我，我绝对不会叫她吃亏。”

“你可配不上她。”她站起来穿上一件军装外套说。

“今天你这个样子打扮得就像个女俘虏。”我心里有点儿不高兴，挖苦道。

“是国民党的，还是共产党的？”

“都不是。是越南军队的女伙夫。”我说完，我们都笑了起来。

后来，她给我看她的蝴蝶标本时我才注意到房间的摆设和布局。我惊异于它的简单和生活气息：一张大床，一张写字桌，在火墙边的铁丝上挂着些毛巾、三角裤之类。看到三角裤我的心又古怪地跳了起来。房间里弥漫着一股温馨的女性气息。接着我注意到墙上还贴着几张“赤脚医生下农村”之类的宣传画。那天为了这个，我嘲笑了她半天，她的脸第一次红了，辩解那是她那当军医的妈妈贴的，都好几年了。

“给我说说艾里吧。”她边给我翻她的蝴蝶标本边问。

她的蝴蝶标本品位还可以，我不太懂生物，课本上也没讲这个，只是跟前一片五彩缤纷的。我心里想，女孩子们就都是这些诱人的花蝴蝶，应该把她们全都像标本一样钉到木板上就好了。我就给她讲了一遍艾里，讲得她后来眼睛都有些发亮了。我又给她讲我的英雄业绩，怎么样把谁的头给开了，我还一股脑儿把杨兵兵、毛亚和马哈的“英雄事迹”都讲了一通，末了，我说：“给我们当参谋长怎么样？我们正缺一个女参谋长呢。我看你可以。”

“给你们这帮土匪反革命出坏主意，当狗头军师，枪毙我的可真就会是我爸爸了。”

“‘生的光荣、死的伟大’嘛，出身反革命家庭，投身革命的人多了，我们满课本都是，你也不学学人家。”

“我课本可没学好，从学校都毕业两年了，全忘了。”她说。

那天的时间流逝得真快。不知怎么我就觉得十分兴奋，有一丝暖意不断地从脚底往上升，我们说笑和调侃着，我们唇枪舌剑地斗嘴，后来，为了抢什么东西，我们互相打起来，满屋子乱转，她后来夺路而逃，拉开门一步跨出了屋子，却立刻把咯咯娇笑从半途中收住，我一路追杀过来，也愣住了。

“——爸爸，”她说，“你怎么回来得这么早？”她似乎有点儿意外地托着门框说。

一个两鬓斑白、穿戴整齐的军人正目光锐利地看着我。一刹那间，我就觉得我是国民党小残兵败将，只差举手投降了，我有些畏缩地低下了头。

淌着记忆的河流向前，我看见有两个异常灵敏的黑衣少年，经常悄悄地从一个大院墙的狗洞钻进去，其中一个人用万能钥匙打开里间的门，另一个人跟进去，他再进了另一个套间，他一脸兴奋迷茫和忧伤，他在那间印满了女孩子特征的屋子里走来走去。屋子里没有人，只有他的脚步喋喋而响。有时候，他会站在屋子中间，闭上眼睛使劲儿地呼一口气，沉入遐想，有时候则站在远处，眺望书桌上的那些照片，犹如眺望时间的消逝。他甚至还抓起床上放着的女式衣服在鼻子下轻轻地嗅闻，然后再轻轻放下，直到门外的那个人催他赶快离开，他才恋恋不舍地走出去，倏然消失在阳光下那段山墙的阴影中，院子里葡萄藤上的露珠悄悄地滚落了。

那个时候走进空屋的那个少年的心中奔涌着怎样一种忧伤和绝望的洪流啊，他咀嚼和品尝一切而又绝不说出。他总是悄悄地进去，在想象中与屋里人亲近，而后又悄悄地退出去，连一丝灰尘都不留下。

那年春天，我们找到了一个属于我们的乐园。那是一间废弃的屋子，在我们单位大仓库的后院儿，屋顶很高，里面黑洞洞的，蛛网横陈鬼气森森。是马哈有一次逃学的时候，偶然发现了它。“里面全都是成箱的道具和各种服装，还有化妆的银粉和大幕帐子。”他告诉我们。

我们七个人（没有白先进），加上很快就进入了我们阵营的、从北京归来的雪米——她清纯可爱，是我们大家的小妹妹，一共八个人，在一个阴郁的日子里走了进去。我们把那些戏装拖出来，我们挥舞着大刀和木头机枪，我们把银粉和化妆颜料涂满了一脸。我们唱着，笑着，叫着，我们嘻嘻哈哈地捉迷藏。这里原来是单位文艺演出的道具储藏室，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还派上了很长时间的用场，但后来就废弃了。听说，这里还吊死一个女人，可我们一点儿都不害怕，包括雪米。有一天，我们玩累了都躺在大幕帐子上说话，大家都睁眼看着房梁，上面的蛛网轻荡，再往上的屋顶却是乌黑一片，看不到底。

“也不知道那个女的是怎么上吊的。我从来没见过死人。听说，吊死的人舌头会伸出老长，是吗？”王丽傻乎乎地问。

“我见过。原来我家在伊犁的时候，我家邻居中一个女人吊死了，我那年才五岁。我看见她吊在房梁上，舌头伸出这么长，还吐了一大堆唾沫。”马哈比划着。

“人活得好好的，干吗要死呢，你说他们都长那么大了，我说雪莉，怎么你们女人一想不通就上吊？”毛亚问。他那天穿一件大袍子，看上去十分滑稽像个青年道士。

“还不都是你们男人害的。你们男的都是坏东西，比如他，就坏透了。”雪莉指了指我半真半假地说。

我装得满不在乎：“男的不就是抛弃了个把女人嘛。我爸一骂我妈，就说女人是祸水，到底是男人坏还是女人坏，这问题还没弄清呢，历史课本都讲不清楚。因为女人亡国的多了。”

“你说，古代的人穿这衣服，不冷吗？冷风呼呼吹进来屁股都打颤。”杨兵兵穿着一件斜对襟的古代农夫短装，前不遮膝盖后面露屁股，那样子很像过去的长工，我们都笑了。

“我这像个什么？女蝙蝠侠吗？”萨达提笑吟吟地问。她穿了一件大黑袍子。

“像个修女。再说，你鼻子还有点儿高，眼睛深陷，的确像极了。听说你老家就在莫斯科。”我打趣道。

“不，在土耳其。”她说。

“那我们老家可在英国了。听说过丘吉尔了没有？那是我大爷爷的弟弟，我二大爷。他在民国那会儿去英国打兔子——原来那里兔子成灾，没想到他后来当首相了，而且还说一口英国话，你说，这小子是不是人？”

“哈，你们姓邱的没有几个名人，把人家丘吉尔都拉进来了，丢人。”雪莉说。

“丢人！”众人一齐冲我喊。

一直像一只小猫一样坐在那里不动的雪米，忽然用稚嫩的嗓子说：“你们说，这么高的屋顶，那个女人是怎么把自己吊上去的？”雪米瞪着纯纯的大眼睛，看着兴高采烈的我们，把我们给问愣了。

我们停了下来，想了一会儿，没有想明白，的确，这房梁是有些高了。大家愣了片刻，杨兵兵“嗨”地甩袖子，“你们看我的。”

我们看着他搬来一只大木桌，木桌上又放了一只大木椅，木椅上叠了一只大方凳，方凳上又放了一个小凳子，他爬上去把绳子往梁上一甩，打了一个活结。

“你真上吊啊，他妈的！”我吐着烟圈儿喊。

他把活结套在了头上，看了我们一眼，说：“雪米，上吊就是这样的。”他往下一踩，翻动白眼珠，把舌头伸出来做死人样。我看见雪米轻轻地笑了。正在这时，他脚下的小凳子一晃，接着“轰”的一声响，叠起来的椅子凳子全都塌了下来，他当即给吊在了半空，双脚乱蹬两手乱抓，我们刚哈哈大笑，旋即又觉得不对劲儿，因为杨兵兵看上去真的又翻白眼又吐舌头喷唾沫了。我们一下子真给吓住了。

毛亚和雪莉同时喊：“赶紧救人！”我们飞快地又重新把椅子凳子支好，我爬了上去，一把抱住已不动弹的杨兵兵，马哈手挥一柄大砍刀，从屋角疾冲过来，一刀砍在了绳子上，绳子应声断了，我和杨兵兵都摔了下来，凳倒椅塌。

缓了半天神的杨兵兵终于开口说话了：“我的胳膊怎么都抬不起来了。原来，上吊就是这么回事，雪米，你算是高兴了吧？”

雪米却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写到这里的时候我轻轻地放下了笔。我的眼前再一次浮出那几个鲜活生动的、从不循规蹈矩的少年的脸，他们的笑声和举手投足。我力图使我的叙述贴近真实，但我真的有些力不从心。人到了年纪以后就喜欢在回忆之中生活，比如我，文学就是回亿，是语言向记忆之潭打捞出的石头，是想象和语言在时间天花板上的自由舞蹈，让我继续说下去吧。

那是一个天空中布满了棉花状白云的下午，毛亚慌慌张张地跑进了我家大院，告诉了我、马哈和杨兵兵，说另一条街上的霸主“黑皮”和“癞瓜”他们一帮子人把萨达提和雪米给拦住了，准备调戏。杨兵兵一听，登时火冒三丈，他带上了铅制手锢和匕首，我们拿好了装在书包里的砖头出发了。

我们路过办公楼拐角处的时候碰见了百无聊赖的白先进，自从我们把他开出去以后，他只好跟比我们更小的小屁孩混在一起了，天天打羊拐、玩烟盒、晒太阳。

“怎么啦，哥们儿，我说你们杀气腾腾的要干啥？拉兄弟一把啊，我不是早就悔过自新了吗！”白先进把他的鸭舌帽向上掀了掀，脸皱得像一个老冬瓜，可怜巴巴地说。

杨兵兵没有理他。我把原委说了，心想给他一次机会吧。白先进听说后，摩拳擦掌地跟我们一起继续走了。

“刚才就在这儿，我和她们俩在商店买东西，他们一共六个人，把我们给围住了。”毛亚说，“然后，我先突围了。”说这些话他自觉得有些丢人，拿眼睛瞄我，我假装没看见。四周全是独门独户的大院，死寂一片，没有什么人走动。我看见杨兵兵的脸涨得紫红一片。我知道他喜欢萨达提，他肯定已经气坏了。他骑着车子慢慢地向前滑行，他大声地喊：“萨达提！萨达提！你在哪里？”我的心情也异常激动热血沸腾。

突然有一家小院子里传来一声呼喊：“在这里——我在这里——”

杨兵兵一听到应答，立刻扔下车子冲了过去，一脚踹开了门，我们也紧跟了上去。

在院子里的一架马棚下面，“黑皮”和“癞瓜”他们几个坏小子，把萨达提和雪米围住，正在那里嬉皮笑脸地准备猥亵，白先进冲在最前面，他想立一个头功，对方见我们冲进来，一下子慌了阵脚，抛过来几块飞砖，白先进挨了一块，当即倒在了地上，对方翻墙的翻墙，钻洞的钻洞，我们只抓住了“癞瓜”和一个黄头发的小个子。

“给我打！”杨兵兵说。他戴着手锢的手，猛力地撞击着“癞瓜”的肚子，我用砖面猛地朝小黄毛的头上盖了下去，体验到了一种强烈的快感，我永远也忘不了“癞瓜”和小黄毛那软弱和害怕的恐惧表情，很快地，他们两个只有在地上边滚边嚎的份儿了。

“让我再来一下。”捂着流血的烂头的白先进挤了进来，在他们的肚子上每人又狠狠补了一脚。我们胜利地救出了美人，得胜回朝了。

“打别人真的就这么痛快吗？”几天以后，我们聚在那个废弃的房子里，大吹特谈了一通那天的战斗经过之后，雪莉问我。

“那当然了，因为，那时候谁是孙子谁是大爷就立刻现原形了。爷爷打孙子，你说能叫人不高兴？”我乐滋滋地说。

“要是他们报复你们怎么办？”雪米说。

“我们还真不怕这个。来一个打一个，谁不知道我们的厉害啊。再说，这是咱们的地盘他们哪里敢随便撒野。”杨兵兵站在屋子中央舞弄着一柄木棍，“何况我们还有艾里撑腰。”

为了庆功，我们买了几瓶葡萄酒。雪莉发工资了，她请我们抽“凤凰”，我们几个比赛吐了一会儿烟圈儿，又玩了一回捉贼的游戏，玩累了，我们身着古代的现代的戏装，乱七八糟地躺了下来。

杨兵兵说：“雪莉，我想当兵了，你能不能叫你爸给我走个路子，把我弄进你们军分区？呆在炊事班也行。”

“想得倒美。你要是进了炊事班，那还不天天往锅里扔鼻涕坑人？再说，你还是单眼皮，长得太丑了。”王丽说。这小丫头和我们在一起也学得油嘴滑舌了。

“我爸打算把我弄进军分区话务组，我不在地毯厂干了，今后你们可以天天给我打电话。”雪莉说。她挨着我坐着，我都能够数得清阳光照耀下她脖颈上细密的汗毛。我已经数半天了。

“听说英国人一家每人都有电话呢，你二大爷丘吉尔没对你说？”毛亚嬉皮笑脸地问我。

“我二大爷死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呢，”我说，“再说，那小子自从说英语以后，就不认识我们家人啦。”

“王丽，我怎么看你的嘴唇涂得特别红，跟吃了死小孩一样，妩媚极了。”杨兵兵凑近了王丽，做端详状。

“谁说的，我天生嘴唇就那么红。”王丽骄傲地冲杨兵兵噘起嘴唇叫他看。冷不丁杨兵兵却伸嘴在她唇上啄了一口。王丽尖叫了起来。

“流氓行为呵。”我踢了杨兵兵一脚。

大家一齐喊:“流氓！”杨兵兵慌忙跳开，在一边乐呵呵地笑。王丽假装有点儿生气，一侧她的脑袋：“萨达提，你也不管管你自家人？”

“他挡不住你的诱惑，我也没办法。”萨达提笑着说。

“按古代的办法，我受了这等侮辱就该自杀了是吧？”王丽天真地问。

“那是。男女授受不亲，非把你们俩装在笼子里浸到河里淹死。”白先进说。

马哈问：“为什么这么残酷对待有情人？”

“因为，你们还没结婚呢，就乱搞，”白先进又笑着说，“不过趁势成了亲，入了洞房，就合法了就没事儿了。”

闲扯了会儿，我们又谈到了各自班上同学和老师的事儿，无一例外都奚落了一番老师，大骂了一番学校，都一致表决学校不过是个误人子弟的地方，只有雪莉和雪米是个局外人，听我们说着，只是笑。

“我们的爸爸快回来了。”杨兵兵的脸上忽然笼罩了一层忧愁。“他回来非叫我去当临时工不可，我被开除的事他还不知道呢。他最恨白吃饭的人了。”

“我们单位也真苦，苦得他妈的都能叫人吐苦水了，”毛亚有些愤愤不平，“从小到大，我亲眼看见我爸脸上不止褪了二十层皮。”

“每一次我爸回家，都板着脸教育我该如何做人，你说他们混得这个惨，还有脸教育咱们？”白先进说。

“对，我爸每次回来还一脸愚蠢的笑，说，又一场战争打赢了，把路又修了多少多少公里。你们说，我爸以为他修路就是打仗，丢人不丢人。这次我爸回来要是不带回来一张火狐皮和十个黄羊拐，”我转过脸对王丽说，“我就把我爸擒获了，交给你爸看管。”

“萨达提，你爸你妈好像是什么贵族？你们哈萨克族还分贵族和平民吗？”

“是呀。过去我们共有三个大部落。我家原来在青海，后来才搬到新疆的。”

“原来，叫我党给招安了，怪不得你爸能当上人大主任呢。”我笑着说。

正在这时，我们都听到屋门外响了一声：“全在这里哪！”接着，大门咣的一下被踢开了，一下子冲进来二十多个人，为首的是一个膀大腰圆的壮汉，我们认识，是“癞瓜”他们街区的霸主，老单身汉，叫甘大头。我们看清楚了他们中间有“癞瓜”、“黑皮”，我还看见了那天挨打的那个小黄毛，他们每个人都拿着砖头、木棍、铁链子、软鞭。

“就是他们。他，他，他，他，他们几个人打的我们。”五眼花青的“癞瓜”一个一个地指着我们叫甘大头看。甘大头至少有二十八岁了，他在艾里他们中间没有市场，净领着十五六岁的一帮小子拿大顶。

甘大头一脸傲气地从上往下打量我们：“一帮子小喽啰”。杨兵兵一听，猛地抄起一根木棍冲上去就一劈，甘大头一侧身，让了开去，反身一掌，砍在了杨兵兵的脖子上，杨兵兵闷叫了一声倒下了，“黑皮”他们立刻围上来用铁链子套住他的脖子，使劲地勒，杨兵兵的脸憋得一片青紫。

“嗬。还有四个丫头呢。都能怀孕了，还他妈混在一起，肯定不干好事，一个一个骚味儿十足。”甘大头嬉笑着走过来，“你还挺水灵的……”他伸出手去揪雪莉的脸蛋，我冲上去就是一拳，他身手敏捷，我打空了，他反手两记耳光，打得我天晕地转。

雪莉冷笑一声，她一抬脚，踢中了甘大头的裤裆，甘大头“哎哟”叫了一声向后一缩，捂住裤裆脸上变了形：“给我他妈打呀打呀你们……”二十几个小子蜂拥而上……

那一场混战我们损失惨重。毛亚缺了一颗门牙，说话从此漏风，我的头又被打破了一次，白先进耳朵聋了好几天，马哈的手肿了，杨兵兵的鼻子、脸、手、头全出血了。几个女孩子还好，他们没敢怎么动，就趁乱摸了她们的胸脯。

我们好几天都垂头丧气的，我们都想求助于艾里，可他人不在，听人说，他躲在城西区的某个秘密地点，和两个东北来的高手在赌博，已经很长时间没有露面了。

我没法告诉你屈辱是什么滋味，总之，我们几个人都蔫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等艾里回来。

写到这里我发现艾里的形象还没有凸显出来。我仔细地回忆了一下当时的情景，发现他只是我们心中的一个影子。其实，他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并不多，就是在一起，他说的话也不多，他是一个藏锋不露的人。关于他的一切都是传说，我们谁也没有亲眼见过。他从来就是来去无踪，神秘异常，他就像是一个影子一样伴随着我们的成长，而我们却一直看不清他。

一周以后，艾里从外面神秘地回来了。他在单位门口的小团体中出现的时候着实令我们又惊又喜。“怎么样啊小兄弟们，你们过得怎么样？”他深陷的眼睛里闪烁着狡黠，笑着说。

我们立刻委屈地把事情原委和经过告诉了他，末了还说：“是他们先挑起来的，欺负萨达提和雪米。”

艾里沉思了一会儿，对我们说：“下午四点钟，你们在这里等我。”说完，他又回到黄老五、阿不里孜一群人中说笑了。

下午四点钟，我们准时出发了。阳光渐渐强烈了，大街上干坼的灰尘随风而起。我们跟在艾里后面，感到十分振奋。我眯起眼睛看天，天上几只老鹰在轻轻滑翔。几只鸽子拖着鸽哨在盘旋。春天的气息已经被夏天的葱葱郁郁所取代了，夏天来了，席卷了大地，大地深处散发着巨大的热能。树木上已经缀满了铁绿的叶子，雪山水在干渠里急速地流动。

我们跟着艾里，找到了甘大头。然后甘大头又去把“癞瓜”和“黑皮”都找了出来。人都齐了，大家都站在甘大头家的院子里。我们先说了一遍事情的经过。

艾里听我们说完，厉声喝问道：“‘癞瓜’，是不是这样？“

“癞瓜”低头不语。甘大头踢了他一脚：“你哑巴了？你倒是说呀，日你奶奶的。”

“甘大头，这是他们不对，先叫他们每人自打耳光十下吧。”

甘大头自知理亏，回头对那帮小子喝斥道：“打呀，愣着干吗？自个打自个儿！”

对面传来了“噼里啪啦”的自打耳光声。我们都笑起来。这一刻真开心。

艾里从袖子里抽出一柄匕首，走到“癞瓜”跟前：“让我亲自动手吗？”

我们都知道这个规矩。理亏的要削断自己的小指头。不知怎么，在那一刹那我有些同情“癞瓜”了。我的心“咚咚”地跳了起来。

“艾里大哥，你饶了我吧！”“癞瓜”跪下来喊。

艾里猛一探身，一只手捞起了“癞瓜”的手，右手用力向上一提，一声惨叫，“癞瓜”的小指就跳上了半空，艾里左手按住，又一弹，那枚血淋淋的断指射向了甘大头，正中他的脸。“开个玩笑。”艾里对甘大头叫着说。“就这样了，我们走吧。”他又一挥手。我们走了刚两步，艾里猛一回头，看着甘大头：“记住，你今后别再惹到我的大院里来了！”

甘大头脸色铁青，手上的骨节咯咯作响，他的目光向左边斜垂，没有敢正视我们。

艾里的家在我们大院隔墙东头。那天收拾完“癞瓜”以后，我们一同去他家玩。这是他第一次邀请我们。一进他家门，我的目光首先被一些色彩绚丽的手工织就的壁毯给吸引了，这些壁毯有一种浓烈的伊斯兰风格。几个女孩子有点儿傻乎乎地惊叹着，她们发现了奇特的手壶、挂饰和针织床垫。萨达提作为少数民族女孩子，也比较熟悉维族人的摆设，在那里解说着。那天艾里家没人，我们玩了大半天，后来，大伙儿一起动手做了一顿羊肉抓饭。我印象中，那天雪莉看艾里的眼神就有些崇拜了。

艾里倒一直很严肃，他很长时间都不做声，坐在那里玩几个高射机枪的子弹壳，那种黄铜制造的家伙在他的手上被摩挲得锃明瓦亮，雪莉很有些恬不知耻（我坚决这么认为）地纠缠着艾里给她讲故事。那天，艾里没有讲故事，只是后来从床底下搬出来一个大箱子，他一打开，我们的眼睛都一亮：箱子里全是各种各样的匕首，有土耳其弯刀，湘西砍刀，河南伏牛山柴刀，蒙古刀，马刀，藏刀，苗刀，日本刀，枪刺以及柄上镶有美丽的人造宝石的各种匕首，足有上百种。我们吃惊坏了，这么多刀放在一起，真是美得惊人。

“你杀过人吗，艾里？”雪莉笑嘻嘻地取出一柄匕首，在手上轻拭着问。

艾里笑了笑，眼神忽然显得飘忽不定：“做梦的时候杀过。”

“有女的吗？”她又问。

“坏女人满地都是，艾里能不杀吗？”我揶揄道。

“我从不在梦中梦见哪个女人。”艾里从雪莉手上夺过那柄匕首，把自己的手掌摊开，用匕首向一枚手指上一磕，血“滋”地冒了出来。“女人最好距离刀子远一点。”

雪莉啊地叫了一声，她忙叫着说快拿药来，艾里说没事儿，取了胶布，贴了点白药，“我只是想叫你们知道我的刀好不好。”他说。

我注意到雪莉紧张得脸色微红，这个骚狐狸，他妈的，我在她背后恨恨地想，我早就应该知道你是一个骚货。那天后来我的情绪坏透了。

杨兵兵和毛亚在那里玩拉力器、握力器、举哑铃，马哈、白先进、萨达提张大嘴巴傻拉叭叽地看，后来你推我拿地抢来夺去的。那天，我还注意到雪米对桌上放的那缸金鱼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她默默地看金鱼已经好久了。我的余光一边注意着雪莉和艾里的言谈说笑，一边凑到了雪米跟前。

“那条鱼怎么啦？它看起来像是要死啦，”雪米怯生生地说，“你说，金鱼吃什么长大的呢河南华东？”

“吃你的手指！”我突然恶狠狠地把她的手抓起来，伸进鱼缸，把她吓得尖叫了一声。

“没本事的，怎么欺负起雪米来了？”雪莉一边往嘴里扔瓜子儿，一边转身笑眯眯地问。.

我没理她，我说：“艾里大哥，给我讲讲你打架的故事吧，今天我的拳头又发痒了，真想出去打一架。”

艾里从箱子里取出一柄刀，看了看我，突然向我甩来，我愣住了，大家刹那间全部都愣住了，那刀却贴着我的头皮“噌”的一声扎入了我背后的门框。

“太好了，太棒了艾里，扔得真准，真像电影上的大侠。”雪莉跳了起来，双手使劲儿鼓起了掌，她仍旧穿着那件将军黄中山装，样子又滑稽又难看，我认为。我看了她和艾里一眼，没有做声。大家静了下来，杨兵兵走到我跟前说：“没事儿吧？”我强颜欢笑，我说我们该走了，大家都跟着我走出去，跟艾里告别。雪莉却和艾里站在一起开玩笑说：“欢迎你们下次再来啊！”一边得意地看着我。

我向前走了几步，转过身，问：“雪莉你不走？”

“晚饭艾里会亲自做一只小羊羔，我就呆在这儿了，不走了。”雪莉笑得甜蜜极了，她轻甩了一下头发，两个小刷子颤颤的，继而她扬起脸看着艾里，那样子好像艾里是她老公似的。我又看了一眼艾里，艾里深陷的眼睛带着一丝狡黠和怜悯看着我，我对他干干地一笑，转身走了。

我的记忆之中缓缓地出现了这样几个画面：月光柔美，清辉洒地，在一间大草棚里，艾里和雪莉亲近地坐在一起，艾里面带笑意，而雪莉却是容光焕发，她那个时候已经不扎那种看上去有些傻里傻气的小刷子了，她的头发放下来，刚好遮住了耳朵。艾里穿一身夹克式便装，好像是秋天，又好像是初春。雪莉用手撑住下巴，或是轻轻抱住双肩，仰脸看着艾里，艾里抱着吉他弹着唱着，曲调或轻柔或高亢，有时候是给雪莉伴奏，雪莉有些令人作呕地做遐想状轻声吟唱。

游泳池里人很多，到处都是人声说笑声和水花声。雪莉穿一件紫色的游泳衣，她曲线毕露，和艾里站在一起。艾里的胸大肌和肩二头肌非常发达，呈倒三角形，异常健美，很多人悄悄地议论着他们，仿佛他们是天造的一对、地设的一双，雪莉笑着将水花推起来，击中和她追逐嬉笑的艾里。

她从两米跳板上高高地跃起来，像一条灵巧的鱼一样“豁啦”就钻入了水中，不一会儿，她从不远处的碧波中钻出来，甩甩头发上的水，笑吟吟地看着坐在池边晒太阳的艾里，大声地喊着什么。

雨非常大，几乎像瓢泼一样，雪莉和艾里在大街中间手拉着手疯狂地奔跑，他们发出的笑声和雨声相混合，雨水打湿了他们的头发，也打湿了他们的衣服。汽车飞快地在马路上驶过，他们轻轻地跃开，汽车驶过时，溅起的水花扑了他们一身，他们哈哈笑着，突然止住了步子，彼此相对而立，在大雨中默默地对视，然后一柄花伞在他的手上打开，两个人在同一把伞下，那伞遮住了他们的上半身，他们在雨幕中渐渐消失。

我从一堵墙后面出来，从雨衣帽下，冷漠地看着他们的背影，内心的潮水汹涌。

一进入夏天，无数只蜻蜓就从草丛和树叶的背后飞出，在我的印象中它们几乎遮盖了那年夏天的全部天空，它们在空中密集地飞舞，却又从不碰撞，它们的翅膀在阳光中闪现出千百点光亮，扇动空气，发出了巨大的声响。树叶在雨后散发出苦涩的气味儿，野花开遍了大地。城市日复一日地发生着变化，很多低矮破败的楼房推倒了，高楼蓦然拔地而起。街道被拓宽了，沿街的空地像雨后的蘑菇一样冒出了许多商店，招牌和广告变得大胆而醒目。

我们筑路工程队的野外大军浩浩荡荡地开回来了。整整三个月过去了，我们那无拘无束的、没有爸爸的日子结束了。

那天，我们都有些惴惴不安地蹲在单位门口，像焦躁的小狗一样沉不住气。在这三个月当中，按惯常的说法，我们已经干了不少坏事了，打架斗殴、偷鸡摸狗、逃课、给老师起外号、捉弄老实巴交的同学等等，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出，我的老师那准备向我爸汇报的小本子上记载了我的多少条罪状。

我们的父亲在那天下午又回到了各自的家中，我们都感到家中多了一块巨大的压舱石。我记得非常清楚，我那一脸黝黑的父亲脸上胡子丛生，他见了我，非常高兴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像兄弟一样——他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把我举在空中，用胡子狠狠地扎我，来表达亲切了，我已经长大到叫他亲热地拍我肩膀的地步了，这叫我吃惊，也很骄傲，于是，我英勇地从口袋中掏出一盒烟，给了爸爸，他没感到诧异接过去就抽了。

父亲回到家中，家里的气氛非常祥和温暖，三口之家其乐融融。坐定下来，父亲表情神秘地从他的包中取出了一张火狐狸皮，还有十枚光洁闪亮的黄羊拐。那天我兴奋极了，高喊了一声：“爸爸万岁！”我记得那天父亲躺在床上，疲倦地闭上了眼睛，呼出一口气说：“又一场战役结束了。”其实，每一次他从野外修路回来，都要这么说一句。在父亲看来，他的工作永远都像是战争一样令人激动。其实，那完全是他的心理安慰。

两天后，我们又在“乐园”中聚齐了。我们每个人都说了一下爸爸回来的境况。毛亚的父亲给他带回来一只小狼崽，而且还亲热地拍着他的头说，他长高了——和我遇到的情况一样好。白先进的爸爸没怎么理他——那个老头子一向如此，马哈挨了一顿痛打，原因是老师抓紧机会告了他一状，以至于他被揍得屁股肿得都无法坐下来。

杨兵兵则被他暴怒的父亲赶出了家门。“老家伙不要我了，好极了。这个世界上究竟谁怕谁？”杨兵兵反倒兴奋了，“这个乐园从今以后归我住喽！”

“大家看这个东西，”毛亚神秘地从口袋中掏出一只类似鸡蛋的东西，上面有不少斑点，“知道这是什么蛋吗？”

“鸭蛋！野鸭蛋！”雪米兴致勃勃地说。

“一边傻去吧，”毛亚说，“这是老鹰的蛋，就是那种大秃鹫的，怎么样，牛吧？”

“我爸亲自掏的，”他得意极了，“我爸还说了，下一次回来，他给我弄一只天鹅蛋，他们下次要去天鹅湖修路了。”

雪莉一把夺了过来说：“我看好像是木头做的，”她朝上面喷了一口烟，“砸到地下试试怎么样？”

我一拐她的胳膊：“臭丫头片子，呆一边去，这里没你的事，瞎掺乎什么！人家当然是真的蛋，不是假的。”我恶狠狠地说。

她也冲我一瞪眼，我们两个人像两只斗鸡一样互相瞪着凑近了，她却忽然笑了，一股烟气和香水味儿扑面而来。我恶狠狠地说：“一边玩儿去，这里是戏台子，上演的戏儿童不宜，不信，咱们演一出‘十七的姑娘破了瓜’叫你看看？”

大家都静了下来，惊诧于我为什么对雪莉发这么大的脾气，说这么恶毒下流的话。

雪莉愣了一下，笑了笑，略显得尴尬：“看来你真的长大了，小毛孩，不再需要姐姐我温暖的爱了。”缓缓地转身向一边走去。

我知道，艾里一星期前又消失了，因此，雪莉才和我们泡在一起。我内心之中对她恨极了。听她这么说，我几步赶上前去，一把从背后扣住了她的肩膀，把她扳了过来：

“臭丫头，我真想揍你，你再充大！”

毛亚飞快地冲过来把我推开了：“你小子是人不是人？有完没完？再别废话了！”

那天，雪莉后来坐在离我不远的地方，一边抽着烟，一边有些心情复杂地看着我，目光深邃而又清澈。我没有再理她，因为我的心里乱七八糟的，如果我手里有一把刀的话，我真不知道去砍谁，但我非常想砍了谁。

就在那年夏天，萨达提要离开我们去西安念高中了。她走那天，大家心里都有些不好受。毛亚从食品店偷出来三只卤鸡，我们搞了一个“百鸡宴”，杨兵兵神色黯然。虽然这么长时间大家在一起随便惯了，但他内心里真喜欢萨达提，我们都知道。

那天，萨达提走出我们的“乐园”的时候，我们几个都非常忧伤。后来，在西安，她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又回到了新疆，在一家大饭店里当服务员，后来她被一个在饭店吃饭的导演看中了，就让她成为了电影演员。

我永远忘不了七年前那一天，我们都站在“乐园”里，门开了，一大股明亮的阳光奔涌起来，萨达提明丽的身影消失在了阳光里。但旋即，她又转身走了进来，把那枚镶有猫眼宝石的项链戴在了杨兵兵的脖子上，“它会永远保佑你的。”她轻轻地说。

直到杨兵兵被高压电打死那一天，他一直都戴着那条项链。而如今，人海茫茫，死的已化做飞鸟隐入了天空，活着的也已四散而去，我再一次感到了诉说的无力和深入回忆的忧伤。

从那以后，我开始讨厌雪莉了，每次在一起的时候，总是用恶毒的语言讽刺挖苦她，用暗含下流的语言调侃她，为的是掩饰和发泄内心的不满。她却对我奇怪地平和而又宽容，总是对我笑一笑了之。

而我却在表面上和雪米亲近起来。雪米那个时候正处于发育期，夏天里，她穿的裙子下胸脯已渐渐隆起，她的眼睛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亮，脸庞变得更为漂亮了，但她那副清纯的样子却丝毫未变。那一段的记忆中，艾里没有出现，记忆之中他是一片空白。在那年快进入秋天的时候，他终于像大水过去的河底的巨石一样凸现了。

那是一个非常晴朗的日子。我们几个都在“乐园”里比赛“单拐对撞”，即将一条腿腾起，用另一条腿跳动着用膝盖冲撞对方。忽然，一条很长的人影从门外缓缓地移了进来，接着，门外出现了艾里。那天，他的神色看上去十分疲倦，因为他至少消失了两个月，眼神游移不定的。我们都愣了一下，“艾里！”我们一起喊，都过去，围住了他。“大哥，这么长时间你到哪里去了？可把我们他妈的想坏了。”杨兵兵说。

艾里没有说话，他笑了笑，找了一只方凳先坐了下来，说：“我去内地了一趟。兰州西安北京。”不久，他就坐在那里，靠着一只黑漆道具箱子睡着了。

艾里回来三天以后，本城的几个街区之间的小青年们发生了一次械斗。当时我不在场，杨兵兵在。从他的描述中，我知道了双方各有一百来号人参加，艾里是我们这片街区的首领，木棍、砖块、匕首、铁链全部用上了，只是没有死人。当群架打得正急的时候，传来了警车的鸣笛声，接着，按杨兵兵的叙述，两百多人像钻入了地下一样，顷刻之间，便都不见了，只剩下了他一个人站在空茫的场子中间发呆。公安人员进来看见只有半大的屁孩一个，问他：“这里有打群架的没有？”

杨兵兵愣了半天，说：“有啊，但早跑啦。一下子就不见了，跟到了地底下似的。”

据说，那次械斗是因为一个女孩子引起的。传说艾里把另一个街区的霸主的相好给日了。关于艾里如何“涮丫头”我们都没见过，印象中好像没有哪个女孩与他特别亲热到叫他公开承认的地步，即使雪莉后来有点儿不要脸地纠缠他，我也没看出艾里对她真动过什么心。

那个秋天里，雪莉继续与我对峙，我们一碰面就争吵，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能够引发我们的对立，大家似乎也习以为常了。有一天，我甚至抓起她的头往墙上撞，因为，我知道她每天都去找艾里，尽管艾里可能不在家。可我那充分发达的想象力折磨了我。而雪莉对我这么对待她，竟表示了部分的理解，更多的时候只是以玩笑来搪塞：“我说你，松开松开，再揪，我的头皮都要掉下来了。”

那年秋天，我明白自己是近乎绝望地爱上她了。

我轻轻地跳进屋子，屋子里又有一些小小的变化：某个地方多了一本电影画册，某个地方搭了一件正在往下滴水的内衣，那滴答之声响得空洞而忧伤。桌子里弥漫着的女性的温馨气息没有变，桌上摆着的那张照片没有变，照片上的三个人那时候真是年轻漂亮，我想。有一次我为了找到一点主人记下的日记或是手记，翻了半天却毫无所得，我站在寂静无声的屋子里，满面哀伤，四顾茫然。

那年秋天，我们几个骚狗少年的身体发育已经逐渐趋向于成熟，我们唇下的胡子已大面积生长，说话也不再嘶哑，声音也变得浑厚多了，私下里我们都亮出过自己的生殖器比较着，那里的发育也顺理成章。

十月一日国庆节刚过，我们单位的男人们又要出发了。他们这次去一直要到第二年二月过春节以前才能回来。我父亲一到这样的时候，总是兴高采烈的，那乐不可支的样子简直可笑透了。“又一场战斗要打响了，”他笑着对我说，“我们一定会凯旋归来的。”在家中养了几个月后变得白白胖胖的爸爸有一种近乎伟大的幽默感，他可以把最沉重的东西变成最轻松的，我后来才了解到这一点。他出发那天我甚至都有点儿轻瞧他了，因为，他从来没有感受到生命的悲剧感和幻灭感。

“我要你给我弄一只天鹅蛋，那老鹰蛋就非常好，让我特别有面子。”毛亚对车上的父亲说。他那身材魁梧的父亲乐呵呵地说：“但是，小子，只要你听你妈的话就行。”车队缓缓消失在大街的拐角处，父亲们消失了，我们都有些难受。

“我说，我们又解放了是不是？”白先进从一边凑过来对我们说。毛亚和马哈都陷入了惆怅，白先进还没有回过神来，我对他大声喊道：“去你妈的，你这小子一点儿都不懂我们的感情。”这狗日的，真是不懂。

时间像一只狗一样，缓缓在大道之上消失，在那个秋天，我从岁月的河流中间轻轻地探出头来，我看见那个时候的我面带哀伤，胸中的大河汹涌澎湃，一阵阵急速的风吹动着布满了云朵的天空。

杨兵兵这年秋天在供电局上班了，他和我们相见的机会少得多了。而马哈则又一次消失了。消失前他说：“我要亲自在夏天里用手摸一摸山顶的冰雪。在天山深处，有一个叫石梯子的地方，据说发现了原始生殖崇拜图，我要去看看。”

我笑话他：“你真人的都见过了，看那玩意儿干什么。”

毛亚继续操练着他的开锁技术，据他说，他已经能够打开一个保险柜了。萨达提去了西安，雪莉那时候已由地毯厂出来，在军分区话务班干了。她和我之间依旧是对立的。我恨她，以至于在多次春梦中，我解决的女人就是她。

一天，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说：“雪莉，叫你猜个谜，你干不干？”

“可以呀，你别使坏就行。”

“哪会啊。咱们是老朋友了嘛。”

“那你说吧。”她把嘴唇涂得红红的，她那会儿已经开始用化妆品了，因此在我眼里越来越俗不可耐。女为悦己者容，她一定不是打扮给我看的，而是为了艾里，是的，是为了他，我痛楚地想。而在艾里眼中，我从来都不是对手。我是个小屁孩。

“听着：‘人在人上，肉在肉中，上下游动，其乐无穷’，打一种人类健康向上的活动。”我说完，幸灾乐祸地看着她有什么反应。

她轻轻地把头低下来，又抬了起来，目光清亮地看着我：“我也给你出一个题目：妓女罢工，打一个中国历史时期。”

“‘抗日’呗！”我乐呵呵地说，“这种谜，我早就猜过了。”

“不错不错。”她笑着拍了拍我的头，”你的进步真大。”她说完，向一边走去。走了两步，她猛地转身：“我们是不是应该谈一谈？”她看我的目光清澈深邃，一刹那之间我觉得我软弱了，我看着她，我从她的目光中读到了我很熟悉的东西，这一刻我多么想说一句“好吧”，但我却冷冷地说：“大姑娘立正——何必（合逼）呢。小媳妇翻身——去球吧。”

“你小子怎么越来越不说人话了闭嘴吧你！”一直在一边和白先进练习飞刀的毛亚厉声地对我说。雪莉大步向门外走去，看得出，她的肩膀微微抽动，我想她一定哭了，看着她的背影消失我冷冷地笑了。

我开始向雪米伸出了魔爪。我悄悄地约雪米单独出来，我们滑旱冰、看电影、喝冷饮，总在一起。雪米太单纯了，有一次我潜入她和雪莉的卧室时，还发现了她的一本日记，在日记中，她记录了对我的印象：热情、活泼、聪明、调皮，再加上一点儿玩世不恭。她看得可真准。并且，说我已是她值得信赖的人。是吗，好极了，我在暗处阴阴地笑着想。

现在，我再一次地想起了狼吃小羊的故事结尾的那句话：一个人如果想干坏事，他总是会找到理由的。那时候我对待雪米就是这样。我把雪米骗到手是在那年秋天一个大雨滂沱的日子，在历经了骗取她的信任的各种方式方法和手段之后，我断定雪米喜欢上我了，她已经情窦初开了，虽然她还只有十三岁，那时候她纯得既愚蠢又可爱，她还不知道她面对的那个只比她大两岁多的小子有多坏。

还是在“乐园”中，我在一种性欲的支配下粗暴地把她抱住了，怀着罪恶的心情狂暴地亲吻着她，笨拙地抚摸着她的全身。后来，在我的要求下，她一件一件地解开了衣服纽扣。“这样可以吗？我真的很美吗？”她清澈地冲我笑着，她根本想不到她正在滑向哪里。

雪米的衣服一件件剥落了。我把她轻轻地放倒在一片软垫子上。我的手轻轻抹去了她最后一点伪装。

她闭上了眼睛。我俯身看着她，端详和触摸她的私处。那里十分光洁，但是有淡黄色的耻毛覆盖了小巧的山洞。粉红色的肉体打开了一道缝，处女的器官是那么的生动迷人。我能够感受到她浑身在微微地颤抖，犹如风吹过带露的花朵。我能够闻到她身上那种和她姐姐一样的香味儿。她躺在那里的姿势犹如一架光洁美丽的钢琴，她浑身的各个部位犹如各个琴键，我这双手能够恶毒地去弹奏吗？与我相比，她太幼稚，我们之间的悬殊太大，一瞬间我感到了罪责。十五岁的我眼前雷鸣电闪，我忽然不知该怎么办了，抑或是她那纯洁少女的美和肉体突然照亮了我肮脏的一切，我终于决定住手了。

“你起来，穿上衣服，走吧。”我站起来，背转过身不去看她。一阵簌簌声响。过了一会儿，她站在了我身后，抱住我：“我想把我给你。你不喜欢我？”

“走吧，你走吧。我是个坏人。”我闭住了眼睛。

“你肯定不喜欢我，你说话！”她固执地问。

我猛地回过头来，恶狠狠地冲她瞪着眼睛：“我是大流氓大恶棍，你现在还不明白吗！给我走开！走开！”我不轻不重地推了她一下，她的泪水哗地就淌了出来，她“啊”了一声，咬住嘴唇看了我一眼，转身哭着跑出去了。

我像一头阴险的狼一样笑了起来。内容十分复杂的笑声在屋子里回荡，一层蛛网飘落了下来。我狞笑着举起一面落满灰尘的镜子，镜子里出现了一张苍白的脸，未成年但已有老人相的脸。我猛地把镜子砸到了地面上，那一刻我不明白我到底是怎么了。

窗外一阵雷电之声，大雨哗哗地下着，树叶和雨水的苦涩和潮湿的气息穿过门和窗户，朝我涌来。

“你饶了雪米行不行，我求你了。她还太小什么都不懂。她不是你的对手，你就冲我来吧！”第二天，雪莉找到了我，对我大声地吼叫。

“你已经老了，不成样子了。我才不喜欢你呢。”我斜视着她，嘲讽地说。

“她说，她已经喜欢上了你，我的天，你到底是怎么骗她的。要想报复我，你就直说，我是爱上了艾里，现在我正式告诉你，又怎么样？”

雪莉那张脸在我的眼睛里顿时分裂成无数个碎片，“我说你有完没完，别以为我喜欢你，恰恰相反，你懂么，恰恰相反。”我笑了笑，转身走了。

这是一个月光清冽的晚上。我又是一个人躺在“乐园”里吸烟沉思。门开了，雪莉走了进来。她那已经长得不能再长的头发披散在前额，那样子就像是一个女鬼，她的两只眼睛幽幽地看着我。

我感到有些吃惊。我坐了起来。

“来吧，混蛋。哈哈哈哈，”她仰天笑了起来，“十五岁的坏种，今天晚上我把我给你，你敢要吗？”她冲我笑的样子让我害怕。

我一跃而起：“艾里他他，他欺侮你了？玩弄了你又把你给扔了？这么说，关于他的传说都是真的？”我大声发问道。

她停止了笑，神色转而黯然了。“他说他一点儿都不喜欢我。”她哭了起来。

“我这就去找他算账。”我披上一件外衣，扭头出去了。

我回到家中取出了父亲的那柄双筒猎枪。我怒火万丈。到今天我才明白我的确是真的喜欢雪莉，艾里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彻底完蛋了。我装好了子弹，在夜晚来临的时候，我去他家，没有人，我一个人在秋天的夜空下走着。我找到这片街区他可能去的一切地方，他的哥们儿都为我那天脸上带着的疯狂表情所震慑，但他们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我找到了黄老五，他告诉我：“明天下午六点，老砖窑，他在那里，你可以和他见面。”

那天深夜我冲黑黢黢的天空射出了一枪，枪声划破夜空，刺破黑暗，我内心的潮水汹涌。

“雪莉与我无关。她本来就是一个小婊子你懂吗？她早就不是处女了，被一个军官给弄了，她告诉我了。对于她，我什么也没有做，真的，”艾里对我耸了耸肩笑了笑，“算了吧，和你对打没有意思，也没有理由。你也打不过我。”

在巨大的圆形罗马角斗兽场般的砖窑中，我们面对面站着。我手里拿着猎枪。艾里背后二十步外，站着王雷、阿不里孜和黄老五。我身后站着毛亚和马哈。远处站着甘大头、杨兵兵和白先进。大家都觉得这一幕很来劲，很刺激。

“是你！是你玩了她，又扔了她！是你！艾里，我要和你决斗！”我怒气冲天。

艾里笑了笑：“她那是一厢情愿，我根本就没理她，我知道你喜欢她，问题是兔不吃窝边草。她肯定是骗你的。就这样，我不再多说了。”

“你骗人！你玩了多少女孩我不管。可你伤害我了艾里！”我举起了枪，瞄准了他。

他凛然不惧，反而朝我走来，直到枪管抵住了他的胸口。“你开枪呀你。”他依旧冲我笑着。忽然，他一把夺去了我的枪，冲天一扣扳机，“回去吧，你不是我的对手。有一句话我想告诉你，我从不玩弄女孩，我只赌博和偷着开开汽车。”

我颓然地坐在了地上，我感到我一点劲儿也没有了。

正在这时，一阵警笛声响，一群公安人员冲了进来：“不许动！艾里！把枪放下！放下！”他们都用枪对准了他。

艾里扔掉了手中的猎枪。“是你干的？”他问我，“是你告的密让他们抓我？”

我木然无语。我根本想不到会有公安人员来。警察上来亮了亮逮捕证：“艾里，你被捕了。跟我们走吧。”警察说。

“我刚才应该一飞刀把你给废了。”艾里被他们带走之前，对我说了一句。

而告密者确实不是我。

站在一边的甘大头得意地笑着。

我这次是真的哭了。我想我已经彻底完了，我做一个男人的梦全部地破碎了。

一场大雪降落，冬天来临了。风猛烈地吹着像钢针一样扎得我的脸生疼。大街上的行人在风雪中穿行犹如鱼在奔走。我缩在皮茄克里，木然地向家中走去。

艾里被关进了监狱，听说马上要宣判了，刚好又赶上了“严打”，被作为流氓集团头子的他肯定没有好果子吃。

黄老五收拾了真正的告密者甘大头，把他的一根脚趾给剁了。

雪莉对我痛恨极了。她认为艾里被抓进去全是因为了我。我再也没有见过她。雪米后来到北京上大学，离开了那个城市。

一直到一九九零年夏天，那时候，雪莉已是一个小女孩的母亲了。两年前，她嫁给了本城市长的儿子。这是她爸爸的联姻杰作，她终于有了一个现实的归宿。那年夏天，我进商场买东西的时候，迎面碰上了她，她一副已婚妇女打扮，脸上是疲倦的笑意，怀里抱着一个和她很相像的女孩儿。

我们的目光相遇的时候彼此都吃了一惊。“你——还好吗？”我问。

她笑了，“我好像真的已经记不起你是谁了。你是……”

我没有说什么。我知道，重返记忆不是每一个人都乐意的，我向她抱歉地笑了笑，匆匆地走出了商场，外面的大街上灯火辉煌，摇滚乐在黑暗的天空之中流淌，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一辆汽车的尾灯在黑暗之中划出了明亮的轨迹，犹如转瞬即逝的记忆之光。

我一脚跨进单位大院的铁栅栏门，看见风雪之中前面围了很多人，都是单位上出野外的大人。他们个个都穿着大衣、戴着棉帽，有呜呜的哭声从里面传了出来，我还看见了我爸爸的宽肩膀在人群中晃动。离过年还有两个月，他们怎么那么早就回来了？

我有些诧异。“怎么啦怎么啦？”我挤进他们，问一个人。

“死人了。毛亚他爸死了。”他冷冷地说。

我一听，头发向上一竖。我挤进去，找到了我爸爸：“怎么死的，爸爸……”

“大冬天的，他去工地外一片沼泽掏什么天鹅蛋，说毛亚要的。冬天没有天鹅蛋，只有野鸭蛋。他一下陷进沼泽地，就这么死了……”

我挤进去，看见毛亚站在那里，看着一副担架上父亲的尸体。他脸上的泪水像河流一样欢快地淌着。“别哭毛亚，”我说，“别哭，别哭。”我说不出什么好的话来安慰他，因为，我也哭了，泪水掉在了皮茄克上，发出了清脆的碎裂声。

担架上的白布下面盖着毛亚他爸的尸体，他爸脸上铁青，但脸上凝固着一种奇特的笑容，这笑容深深地印在了我十五岁记忆之中，永不磨灭。毛亚他妈嚎陶大哭，大家沉默无语，抬着单架向前走去。

毛亚和我呆呆地站在风雨之中。我说毛亚你别哭，他说，我不哭……我不哭……泪水哗哗地淌着。那一天的天气变得非常快，一转眼，太阳又从云层中露了出来，它把那白亮耀眼的光芒洒向了大地，白雪闪着晶莹的光。在毛亚的手中有几只野鸭蛋。那天，我和毛亚都流着眼泪，毛亚把一枚鸭蛋高高举过头顶，透着那枚鸭蛋去看那冬日天空之中的太阳，他说他看见了混沌一片的变了形的太阳。

我也举起了一枚，我看见太阳和鸭蛋黄重叠了，好像是世界原初的那个样子，混沌而美丽，丰富而浑浊，就像我们的青春期。之后，毛亚狠狠地将手中的鸭蛋摔向地面，鸭蛋碎裂开来，蛋白和蛋黄飞溅在雪地上，一些雪花迅速陷落下去，毛亚就这样在那年冬天摔掉了全部的他父亲用生命换来的野鸭蛋，他和我都泪流满面。

我知道，我的讲述已经接近尾声了。我的故事总是在春天开始在冬天结束。作为筑路队工人的儿子，我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我们的父亲在做着怎样一种艰难的工作。我还想告诉你，那个冬天我爸爸也死了，他是在天山中的冰大坂上，为了推掉高山公路上的积雪为车辆开路时，连同拖拉机掉下冰崖后死的，他死得更惨。

我那年冬天没有哭，因为，毛亚后来对我说你别哭，于是我就没有哭。后来听说他们发现了我父亲的尸体，但他已经给封在冰川里了，人们可以依稀透过冰层看见他被封存的影子——他终于在一场“战役”中战死了，像他曾经预言的那样。他是一个合格的战士，直到今天，我还这么想。

他的尸体不能从那冰川中挖出来。因为那里是一个危险地段，一旦挖掘，那里就会发生大规模雪崩，甚至会将整个通过大坂的公路全部摧毁，也就是说，贯穿新疆的南北疆交通线就会中断。经过那个大坂的人连咳嗽都会引起雪崩。这不是假的。

所以，我永远地失去了爸爸。

到今天，我才懂得了一个人生存的艰难和意义。我爸爸那封存在冰川里的影子已经成为了路标，指引我不停地翻越人生的各种“大坂”，向着顶峰挺进。

噢，我想我已经越扯越远了。我还要告诉你的是那年冬天，艾里被判处死刑枪毙了，枪毙他那一天，整个城市都震动了。

那是一个晴朗的冬日，阳光异常清凉，全城的人似乎都聚到大街上了，大家彼此交头接耳，嘴巴喋喋而动仿佛鱼在交谈，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莫名其妙的幸福表情。我了解他们，了解这些日益地变得麻木的、琐碎和庸常的、从不关心真正问题的人们，他们只希望能有什么能给麻木的生活带来刺激，我了解透了。

冰雪把大地的表层冻结了，反射出破碎的冰凉的白光。作为“严打”的成果和牺牲品，艾里和其他十多个以“流氓、盗窃、杀人、强奸”罪名被判处死刑的人被一起押赴刑场。囚车缓缓地开出来，我看到艾里已被剃成光头，身背一块木牌，被五花大绑，站立在车上，目光直视前方。在经过我们单位门口的时候，他好像转脸看了一眼。大门口正聚集着我们。那一刹那，他的目光好像扫过了我，我的心咚咚地跳了起来，耀眼的白花花的太阳十分刺目，我细眯起了眼睛。囚车开过去了，我的心中立刻结了一层冰碴。

我们疯狂地在囚车后头奔跑。我那天的意识也像一片白雪地一样空白一片。囚车到了河滩上，我们好几百人站在雪坡上，看见行刑队把艾里推搡着推到了干枯的、白皑皑的河滩上，叫艾里和其他十多个死刑犯跪下了。

人群兴奋得像潮水一样不断地涌来。刹那之间，人群一下子静了下来，静得连雪花融化的声音都能够听见。我抬头看天，天上的云无声地移动着，太阳刺目地燃烧着。二十个全副武装的行刑人员走到了艾里和其他人的身后，法医在他们的背上画了一个圆圈，二十个人一齐举枪，一排枪声尖利地响起，远远地，我们都看见艾里和那些死刑犯一头向前栽了下去。

我缓缓地闭上了眼睛，感受着生命的悲怆。世界旋即又重新回到了喧闹和嘈杂，人群轰的一声散开了。

我们点火焚烧了我们的“乐园”是在这年冬天的最后一天，十二月三十一号。我们八个人把“乐园”用汽油浇了一个遍，然后点着了它。之后，我们静静地站在远处没膝的白雪之中，八个人站成一排，像石雕一样，看着美丽的火焰在乌黑的天空中飘动，内心之中流动着复杂的液体。远处，庆贺新年的爆竹响成一片，我们八个人一动不动地看着“乐园”的火焰染红了天幕，像端详与回忆着我们已经消逝的日子和欢乐。我们谁也没有说话，谁也没有动，直到那火焰渐渐暗灭下来的时候，我们八个人彼此最后看了一眼，无声地像八条孤独的鱼一样，向茫茫黑夜中消散而去。

一九九一年夏天，结束了三年大学生活的我在暑假回到新疆。大街上阳光热烈，到处都充斥着我已经不太熟悉的事物，人、地、景，全都远了，淡了，变了。在这年夏天，我一个人到一家电影院看电影。影片是法国片《疯狂的贵族》。这是一部老片子，因为那天我实在无事可做，同时，因为我在故乡几乎找不到可以共同回忆的人了。岁月和生活把他们都不知给冲刷到什么地方去了。那些崛起的高楼也充分地挡住了我回望往昔的视线，切断了我的记忆和思绪。

我坐下来看电影。没多久，一个人从背后十分不友好地捏了捏我的肩膀。

“知道我是谁吗，老河南华东。”

在半明半暗中，我转过了脸，我仔细地辨识着，确认出背后这个人是七年前我曾经惩罚过的那个小黄毛。他正吸着烟，他示威地把点着的烟卷儿在嘴中翻了个个儿，又拿出来，继续抽了起来。他已经长成大黄毛了，我想。

“还有我呢，小子。”一只手掌伸过来挡住了我的视线。我看得很分明，这手掌上缺了一根指头。

那一定是“癞瓜”的，我知道。周围许多带着嘲讽、讥笑和挑衅的眼睛，都在黑暗中闪亮了。

“跟我们出去吧。”“癞瓜”说。

我跟着他们走了出去。我刚一出电影院，头上就挨了一闷棍。我倒在了地上。接着，我感觉到他们许多人一起在用皮鞋狠命地踢我。我死命地护住了头和身体下部。后来，他们把我抬了起来，从台阶上扔了下去。我沿着台阶滚了下去。我的浑身疼痛极了。

我爬起来的时候看见了站在高高的台阶上的一排黑影，他们大笑着，我眼前一片火星乱闪。我头晕眼花，我转过身，空旷的大街上寂静无人，我开始向前没命地奔跑了。

我奔跑着，我发现在每一个十字路口，都有他们的人在那里堵着我，砖块向我飞来，我赶紧再拐弯，我跑了半小时后才发现我一直沿着一处“回”字形大街在奔跑，可四个角都有他们的人影在晃动。

我继续疯狂地奔跑着，我的头顶是一九九一年夏夜的天空。我的脚下是摇动的大地，我想，我永远也逃不出那黑暗和空旷的记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