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兵 刘春晖

(1、2.湖南文理学院,常德 415000)

基于共生理论的资本共生态相变效率解析及对策

□刘元兵1刘春晖2

(1、2.湖南文理学院,常德 415000)

从共生理论的视角看,企业可以看做是一个由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两个共生单元构成的共生态。他们的共生模式有寄生、偏利共生与互惠共生三类模式。但如果没有良好的共生环境,企业共生态就会缺乏向有效率和促进公平分配的互惠共生模式的相变动力机制,要促进企业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既有效率,又有公平的共生态相变,就必须从智力资本计量、共生环境建设、内生媒介形成等方面采取对应的措施。

共生;智力资本;物质资本

一、前言

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在本质上是替代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一系列合约。就资本的一般分类来说,可以将企业的构成资本大致分为物质资本与智力资本。这样企业就被看做是两类资本所有者的一个以逐利为目标的合约[1]。而在企业的合约中,有关企业利益分配的考虑显然又是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尤其是在企业的运行中,如果可以预计到存在某一个潜在的效率点,使企业可以获得超出现有平均利润的超常利润。那么,如何确定好收益的分配则可能是企业能否达到这一潜在效率点的重点。因为参与企业中的资本契约方都是独立的经济主体,任一合约方都不可能为了其他合约方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作为经济主体它们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内在动机可能导致整个企业合约的解散或是企业效率达不到最优的囚徒困境出现。所以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寻找可协调各独立合约方收益的合理分配机制,以力求达到企业整体绩效的最优。而政府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要提供参与企业各方缔结有效合约的外围环境基础。以尽可能避免组成企业的各方在寻求效率最优的过程中由于企业参与方没有一个有效的共生契约而导致企业合约的破裂或是不能进行帕累托改进。在这种背景下,有关企业效率与对应的企业各类资本合约方关系的探讨方兴未艾,其观点不一而足,但鲜有从共生理论的视角来进行探讨的研究成果,因此,笔者将以共生理论为基础,从共生态相变引致的效率与分配的视角,分析不同的企业共生态相变的途径及效率,对应的共生模式的变化及促进共生态效率改进的对应措施做一个探讨。

二、企业资本的共生态解析及共生模式

自 1879年德国生物学家德贝里提出共生的概念以来,很快在生物学领域里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说。同时由于共生理论概括性地反映了不同主体间的关系。因而逐步被经济、社会学领域里的专家学者所借鉴而广泛移植应用于这些学科之中。就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现代企业在本质上既然可被认为是物质资本与智力资本的一个合作合约。那么单个的企业也可被认为是一个微观的经济共生态。即企业是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经济主体单元在一定的社会经营环境下,通过某种共生模式结合起来创造财富、分享财富所形成的经济共生态。而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则是企业这种共生态的两类基本经济共生单元。企业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共生模式如同生物界的共生现象一样,也是共生单元、共生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在企业共生态的诸要素中,共生单元是基础,共生环境是外部条件,共生模式是关键。根据共生体内共生单元对共生能量的分配的不同,一般生物界共生模式可以分为四种,即寄生、偏利共生、非对称互惠共生、对称互惠共生[2]。在市场经济下,代表企业两类共生经济单元主体的资本所有者是平等的具有契约自由的经济主体,企业这种经济共生态可能形成的共生模式与生物界的这 4种共生模式一一对应。在寄生模式下,共生体不产生新能量,寄生者是能量的净消费者,而寄主是能量的生产者。共生单元之间只存在单向的能量流转,有利于一方进化而不利于另一方进化。偏利共生模式是寄生关系向互惠共生模式转换的中间类型。偏利共生模式产生新能量,但这种新能量只为某一共生单元全部获得,这种模式对一方有利,对另一方既无利也无害。在互惠共生模式下,共生体产生新能量,且新能量在共生单元之间进行分配,存在双向的利益交流机制。这种“既利己又利他”的共生模式是企业作为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共生态产生相变的有效演进途径。根据企业共生单元收益分配是否与贡献对称,企业互惠共生模式又可分为对称性互惠共生模式和非对称性互惠共生模式。在非对称性互惠共生模式企业内,存在着非对称的利益分配机制,即一方获利多而另一方获利少。这种共生模式将导致组成企业的不同共生单元的利益积累产生差异,使不同共生单元的发展失衡,使企业无法长期稳定。而对称性互惠共生模式具有对称的利益分配机制,使不同共生单元的利益积累相对平衡,共生进化同步发展。对称性互惠共生模式企业是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结合的理想模式,是最有效率、最有凝聚力且最稳定的共生形态。[3]

表1 资本共生态产出表

图1 资本共生态变动轨迹

三、资本共生态相变的效率与收益的分配

为了说明不同资本共生态发生相变时导致的效率及收益分配的变化,我们考虑一个最简单的只有两个异类共生资本单元的企业共生态情形。两个共生经济单元分别为智力资本共生经济单元与物质资本共生经济单元。他们处在不同的共生态时的企业总收益及分配状况由表 1给出 (假定企业收益完全分配,企业没有留存收益)。表 1中每一表格中的两个数字分别表示为物质资本共生单元与智力资本共生单元从共生态企业中所分配到的利益。表 1中收益分配组合旁边的字母与图1 中的共生状态点相对应。图1 则表明企业共生态发生相变时的效率与收益的变化。图1 中,O点表示两类资本没有组成共生态 (表明企业合约无法缔结)时的各自的收益为 0。横轴 1和横轴 2分别表示两类资本共生单元所得到的收益。QQ线表示在现有的共生环境下,企业资本共生态可以达到的潜在最大效率点的组合。企业共生态所产生的总收益则为构成企业共生态的两类资本共生单元所得到收益之和。很明显,伴随着共生态的相变,不同资本共生单元的收益分配是不一样的。可以是很平均的在共生单元之间分配,也可以是很不平等的在共生单元之间分配,共和态相变所导致的收益分配组合为坐标横轴与纵轴及QQ线所围成的区域。假定最初的共生态点为图1 中的A点所示。A点对应的收益分配情况据表 1所示,物质资本共生单元从企业中得到的收益为 8,而智力资本共生单元得到的收益为 4。很明显,最初的共生态点 A相较于两类资本无法结合的原点 O是有效率的。另外,也可以看出,在对应的共生环境下,存在更有效率的共生态点,比如图1 中的 B、C、D、E等点及 QQ线上的共生态点的企业收益都要大于初始共生态点 A的收益。说明企业共生态存在有效率的相变途径。从总体效率的角度来看,共生态向 QQ线上的任一点所对应的共生态点的转变都是一种有效率的共生态相变,是没有区别的。但考虑到收益分配差异的话,则表明了不同的共生态演变途径,对应着不同的共生模式相变。结合前述企业的共生模式及图1 所示的共生态的演变途径,可以看出存在以下 4种典型的共生态相变及对应的收益分配模式。

1.从点 A向点 B的共生态相变,收益分配比例伴随着共生态有效率的演进而不变。从图中可以看到,资本的共生态发生从 A点到 B点的共生态相变后,企业获得的新增收益为 18单位。新增收益中,物质资本共生单元获得了 12单位,智力资本共生单元获得了 6单位。企业的总收益有了增加。这是一种有效率的共生态演变。但是两类资本间的收益分配比例没有发生变化,这种共生态的相变是同一种共生模式内的改进。

2.从点 A向点 D的共生态相变,收益分配伴随着共生态有效率的演进而变得更对称。从图中可以看到,在共生态相变后新增加的收益 18个单位中智力资本共生单元获得了其中的 11单位新增收益,而物质资本共生单元则获得了其中 7个单位的新增收益。在这种共生态演进过程中,物质资本的收益虽然没有绝对的减少,但相较于智力资本共生单元的收益来说有了相对的下降。这是一种由非对称互惠的共生模式向对称互惠的共生模式转变的途径,并且,从社会的角度来说,从 A点向 D点的共生态相变既实现了资本共生的最大效率,也实现了企业收益在两类资本共生单元之间的平等分配,从这个意义上来,这应该是一种最优的资本共生态。

3.从点 A向点 H的共生态相变,收益分配比例伴随着共生态有效率的演进而变得更加不对称。从图中可以看到,资本的共生态发生从 A点到 H点的共生态相变后,物质资本最终从企业中获得的收益为 27个单位,而智力资本从企业中获得的收益为3。也就是说,智力资本不但完全获得了新增收益18单位。而且物质资本所有者相较于初始的共生态点还要转移 1单位收益给智力资本,共生态发生相变后,总体的经济效率得到了提高,而且收益在两类资本共生单元之间的分配比例也发生了变化,但就共生模式演变来说,则没有发生变化,是非对称互惠共生模式内的变化。

4.从点 A向点 G的共生态相变。收益分配比例伴随着共生态有效率的演进首先变得对称然后再变为不对称。从图1 中可以看到,资本的共生态发生从A点到 G点的共生态相变后,智力资本最终从企业中获得的收益为 26个单位,而物质资本从企业中获得的收益为 4。从共生态变化的初始点与最终的结果来对比来看,共生的模式并没有发生变化,是非对称互惠共生模式内的一种变化,但是就共生态的变化过程来看,则存在一个从非对称互惠共生到对称互惠共生再到非对称互惠共生模式的转变过程。

从以上四种典型的共生态的变化来看,如果不能在共生态发生变化前就收益的分配达成有效的协议,除了第二种从点A向点D的共生态相变是可预见的会发生外,其他相对于初始点有效率的共生态演变不一定会发生。比如A向点 H的演变,由于智力资本的状况比共生态相变前变得更坏,很显然智力资本所有者不会有动力配合物质资本所有者向更有效率的共生态转变。

四、促进资本共生态效率优化的措施

企业价值的创造是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有机组合的过程。共生态帕累托改进离不开两类资本的有效融合,因此,对共生态由于相变产生的新增收益既不能全部由智力资本所有者独享,也不能全部由财务资本所有者独享,只有从寄生和偏利共生模式向由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所有者共享新增企业收益的对称互惠共生模式转变才是两类资本有效结合的最佳共生态。所以必须提倡“物质资本与智力资本”平等融合的理念。采取相关措施使对称互惠的共生态外部环境形成,本文认为要真正形成有利于促进对称互惠共生模式的资本共生态,至少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加强外部共生环境的建设。①传统的法律制度过于强调对物质资本的保护,对智力资本的保护仅局限于基本人权。没有对智力资本作出法律上的界定和保护。而现代企业之间的竞争在实质上确是智力资本的竞争。智力资本质量的高低对企业在竞争中取胜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要转变传统的资本观念,建立新型法律制度,完善《公司法》、《证券法》、《税法》、会计准则等基本的法规框架,赋予智力资本所有者如企业家、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应有的法律地位,在法律上予以明确肯定,充分尊重和保护智力资本的地位和作用。②避免和消除政府部门对企业形成、兼并、联合等市场行为的行政干预,保证物质资本所有者与智力资本所有者以什么共生模式进行具体结合等方面拥有充分的契约自主权。

2.建立智力资本的确认、计量与报告机制：将智力资本纳入现代会计信息系统。传统的会计是以财务资本为中心的,不考虑智力资本的确认和计量与报告,而要实现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有效分配机制,对智力资本进行确认、计量和报告则是必要的前提。实际操作时在将智力资本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同时,计入智力资产 (或无形资产)项目。以体现财务资本与智力资本对等地位的观念。

3.完善市场支撑体系。应使市场机制在调节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中发挥基础作用。①打破两类共生单元流动的地域界限、所有制界限、行业界限,促进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为共生单元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自由寻找共生对象营造良好的环境氛围。②建立全国性的智力资本评价和项目开发体系,为共生单元搜寻共生对象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降低共生单元结合的交易费用。③改革户籍制度,完善教育、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解决智力资本流动的后顾之忧。

4.促进股权、期权、契约、信任、文化等内生媒介的形成。①加快企业的产权多元化进程,提高股权转让的灵活性,大力推进资产证券化,发展股票期权等金融工具,规范资本市场交易行为,为企业两类共生单元分享共生新能量提供有效的新型通道。②加强共生单元诚信体系建设,使共生单元的行为可追溯、可查询,提高共生单元非诚信成本,加强共生契约的法制化力度,使契约确实起到稳定联系两类共生单元的内生媒介作用。③加强企业共生文化体系建设,培养共生单元互惠合作的思想,为企业两类共生单元向对称互惠共生的模式转变提供强大的内动力。

[1]胡静林.人力资本与企业制度创新[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2]袁纯清.共生理论——兼论小型经济 [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3]刘元兵,周庆行.关于企业资本共生的理论研究 [J].财会月刊,2004,(7).

An Analysis of Efficiency on Capital SymbiosisM odel Phase-change and Countermeasure

Liu Yuan-bing1,Liu Chun-hui2
(1,2.Hunan College ofArts and Science,Changde 415000,China)

From the symbiotic theory perspective,the enterprise can be seen as a symbiotic for m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physical capital.The symbiosismechanisms of these mechanisms can be divided into marketingmechanis m,mixed mechanism and hierarchical mechanis m.Butwithout a good symbiotic environment enterprise can not achieve the goal of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so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some countermeasures include measure of intellectual and symbiosis environment.

symbiotic;intellectual capital;physical capital

F270

A

1003-4919(2011)01-0080-04

2010-09-13

1.刘元兵 (1975— ),男,湖南宁乡人,湖南文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企业理论,品牌资产管理;2.刘春晖(1967— ),男,湖南常德人,湖南文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企业内部控制,品牌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