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宏 宋 俊

百岁女红军陈富莲的传奇人生

刘志宏 宋 俊

2010年12月22日，江西省永新县沙市镇田背村接到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民政局发来唁电：贵处出生的百岁流失女红军陈富莲，21日下午4点，在酉阳自治县双泉乡马家坝家中不幸病逝，恳请娘家亲属前往哀悼。据永新县民政局有关资料及档案显示：她是该县最后一位女红军。陈富莲去世，这不仅是酉阳自治县人民的遗憾，更是永新县人民的悲痛。她曾经是红六军团在永新县沙市组建时能歌善“武”的“霸王花”；她曾经是沙市乡苏维埃代表，参加过永新县召开的湘赣省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她曾经跟随红六军团，告别湘赣苏区，揭开长征序幕成为红军先遣部队、西征探路队队员；不幸的是，她在南腰界，随红军独立师师部战斗突围时，打伤左腿被逮捕，成为罪恶的“地主小婆”；更不幸的是，她在“文化大革命”时被红卫兵殴打致左肋骨骨折。她坎坷的一生，是永新县女红军最富有传奇的人生。

贫苦农家姑娘，成为红军能歌善“武”的“霸王花”

1911年7月22日，陈富莲出生在江西省永新县沙市镇田背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家中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 (陈相坚)和一个妹妹，尽管父亲陈新仁与母亲李雪礼拼死累活地给地主干活，也难以维持全家6口人的生存。家里穷呀，没办法。父母只有把姐姐陈细莲卖给有钱人家当童养媳，不久被活活折磨死。在那艰苦岁月里，陈富莲为了不步入姐姐的后尘，很小就给地主干活和帮助妈妈料理家务。

1931年春，陈富莲的家乡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劳苦人民积极参加自己的队伍。陈富莲心头亮起了希望之光，毅然报名参加了乡妇女改善委员会和互济会，扛着梭镖侦察敌情，传递情报，护理伤病员，维护地方治安。因为她工作积极，同年冬，组织上派她去永新县短训班学习，结业后回到家乡一边工作，一边与弟弟陈相坚和妹妹陈凤莲一起参加列宁小学和夜校学习，提高了她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当上了妇委会主任,并经谢景福、陈金方、陈立道介绍，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2年8月，陈富莲被选为沙市乡苏维埃代表，参加在永新召开的湘赣省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会中，为了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她响应中共湘赣省委实行全省军民战争总动员的号召，参加了由萧克任军长、蔡会文为政委、李朴任政治部主任、李达为参谋长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编入以谭家述为师长、王震为政委的第二十二师，参加了里田、官田、桂林坊和九渡冲等战斗，粉碎了敌人第四次“围剿”。次年6月，遵照中央军委指示，陈富莲所在的第八军在永新沙市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第十七师。由于她会唱歌，又会做群众工作，领导就把她调到十七师直属宣传队任宣传员，在潞江战斗中充分显示了她的宣传才能,成为红军能歌善“武”的“霸王花”。

随六军团西征，揭开长征序幕成为先遣队员

第五次反“围剿”节节失利后，1934年8月7日，陈富莲跟随红六军团，告别了长期哺育她的湘赣苏区人民，离开了红军以鲜血建立起来的湘赣苏区，从永新县坳南乡牛田出发，开始了英勇的西征。当年10月7日，他们来到贵州省石阡县甘溪的河滩上，突然遭到湘、桂、黔敌军24个团的袭击。红六军团被敌人截为三段。鉴于情况十分危急，为了保存部队的有生力量，军团首长决定采取灵活的游击战术，寻找敌人的薄弱环节，突破敌人的重重包围。当陈富莲随第十七师师部突围到甘溪街南边的青龙咀高地时，被子弹打中了左小腿，幸好没伤着骨头，鲜血染红了她的裤子。战友萧光远和一个姓吴的女红军搀扶着她，饿着肚子，赤着双脚不分昼夜在深山密林中与敌周旋。转战十多天，终于突出重围，10月26日来到酉阳县南腰界与贺龙、关向应、夏曦等领导的红二军团胜利会师。

陈富莲躺在红十七师宣传队门口的门板上，聆听着贺龙、任弼时、萧克等首长的讲话以及战友们的歌声和口号声，共享会师的喜悦。会师后，部队进行了整编，红六军团的伤病员全部编入黔东独立师，陈富莲的老领导红六军团宣传部长段苏权调任黔东独立师政委兼黔东特委书记，红六军团第五十三团团长、擅长游击战术的王光泽调任黔东独立师师长。

南腰界突围时，受伤逮捕被迫成丫鬟、“地主婆”

陈富莲与独立师师部战斗突围时，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在南腰界，她被反动民团逮捕，与她一起被俘的共16人，其中还有两个女红军，一个姓张，一个姓谭。在押至蚂蝗井到水爬岩进酉阳的途中，那两个女红军不知被敌人弄到什么地方去了。由于她骨瘦如柴，加上脚伤未愈，就死活不走，敌人连拖带打地把她押到酉阳，丢进女牢。

当时的酉阳县县长易元明和县党部书记陈子尚，得知抓到一位女红军，欣喜若狂，亲自审问。奄奄一息的陈富莲始终坚贞不屈，只说自己是一名杂工。脚上的伤是红军玩枪时，枪走火打的。“我左脚受伤了，在牢房里关了好几个月。睡在稻草地上，几天后才吃到一碗稀饭……”

1935年4月，陈子尚与地方名人陈蒿荪、陈菊僧等族人商量：“酉阳陈姓是江西起祖，而关押在监狱里面的那个姓陈的江西籍女红军，若不弄出来，有损我们陈家旺族的面子。她人长得漂亮，我们干脆联名把她保出来，必要时还有用途。”这样，陈富莲就从监狱来到酉阳龙洞沟陈蒿荪家当佣人。有几次，她私自逃跑都被人发觉后抓了回去，同时约法三章：不许与外人接触；不许单独行动，外出必须经陈老大人许可；不许与人谈论在红军中的事。如果违背了规章，必须严惩。

1937年，酉阳地方势力发生内讧，陈蒿荪为了控制酉西的局势，就把陈富莲嫁给酉西大河乡（马家坝）伪副乡长兼川湘公路筑路委员会酉西段段长杨克谦做小老婆。

“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打断一根左肋骨

1949年冬，被封闭的陈富莲已是二男一女的妈妈了。当她知道解放酉阳的解放军就是当年的红军之后，思想非常矛盾。她想去找解放军道明自己的清白，回家乡看亲人。但是她与伪副乡长生活了十多年，领导和亲人能理解自己当时的处境吗？她心中十分茫然。更重要的是3个亲生孩子的骨肉亲情难以割断。随后她悄悄按原来的老地址给家里写信，却杳无音信。

杨克谦是伪副乡长，有剥削群众行为，加上他的两个抱儿子（继子）参加了土匪，与解放军为敌，1952年，他和两个抱儿子一起被镇压了。土改时，陈富莲被划为地主分子。“家里破产了，就迁到破岩庙里坐，粮食不够吃就吃野菜。风大得很，娃娃们都冷得打抖……灾荒年，娃儿的大妈死了。”陈富莲说，自己嫁给了地主，就是地主婆，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什么吃的都没有，一家人两天没吃饭，天旱呀，找不到吃的，我们一家人抱着哭。”儿子杨光越说。1957年，大集体成立食堂，一家才搬到场上来借房居住。先后到冉家、吴家、肖家、何家，陈富莲带着年幼的子女寄人篱下，受人白眼。在历次运动中，她都被作为“叛徒”“地主婆”与地、富、反、坏、右一起为会场背柴烧炭，然后站在会场挨批斗。

“文化大革命”时一次批斗会中，两个年轻人竟然对陈富莲拳打脚踢，她被打得昏倒在地。儿子杨光越把她背回家，找医生一检查，居然被打断了一根肋骨。那次陈富莲把儿子杨光越叫到床前，第一次说出自己的经历。她希望儿子能够联系自己老家的亲人和战友，还自己的清白。也是那一次，她告诉孩子自己大半生心中都在想找组织，一是没钱回老家，二是自己的经历，跳进黄河也怕洗不清。她希望儿子能替自己找到组织和战友，证明自己的清白。因为自己死也不愿当做“叛徒”。由于她是“共匪”，被敌人打伤左腿；由于她是“地主婆”“叛徒”，又被人打断一根肋骨。一个人的命运，在历史的沧桑中显得多么渺小！

半世纪寻组织，女红军平反昭雪走完坎坷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摘掉所有地主分子的帽子。原双泉公社党委书记张远扬根据陈富莲提供的线索，1981年3月以组织的名义给江西省永新县信访办公室写了一封信，询问她的家庭历史，恰在永新县委工作的堂弟陈相廷见到信后，迅速把这条爆炸性新闻告诉了陈富莲的弟弟陈相坚。

陈相坚知道姐姐还在世时，非常高兴。1981年5月5日，在永新县党史部门的配合下，他千里迢迢来到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在马家坝找到了姐姐的家。一进门，弟弟把姐姐从头到脚看了一遍，只见她一身当地土家族农村老太婆的打扮，身穿蓝布便衣，脚穿平底圆口布脚，头缠白帕，从脸形和身材看很像妈妈，姐姐说话还带着浓重的永新口音。这时，近50年来殷殷思念的姐弟双手紧紧握着，不愿放开，流下了热泪，并互相了解家庭情况。弟弟说：“红军走后，国民党中央军、地方军团防和恶霸豪绅对红军家属、苏维埃干部、赤卫队员进行残酷的迫害。妈妈由于过度的劳累和忧愁，到刚要解放时就含冤去世了。她临终时，紧紧拉着我的手，嘴里不停哼着你的名字。爸爸解放后又当了农会干部，他通过各种关系寻找你的下落，都说你死在长征路上了。所以当地政府把我们家定为烈属，还发了烈士证书。”

半月后，陈富莲在弟弟的陪同下，回到了故乡，见到了已离休的当年的入团介绍人谢景福和患难与共的战友萧光远以及其他老同志。饱经风霜阔别了数十年的老朋友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泪水如注，千言万语涌上心头。

酉阳县人民政府鉴于陈富莲的历史和有关方面的规定，落实了她流失红军的政策。如今，她已有两子两女，延续下来祖孙四代30多口人。她一直与小儿子杨光越一起生活，安度晚年。“我一辈子都感谢张远扬书记，是他帮我找到了组织，恢复了我的身份。”陈富莲说，“现在，组织已经给我一个公正的评价了，没有什么遗憾了。”

2005年，中央军委给陈富莲发来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这是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同志题写章名，颁发给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同志。

在建党9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这位共产党默默的追随者，经历了战火纷飞、经历了世事沧桑、经历了平反昭雪，走过一个世纪的坎坷人生，永远地走了！

永新流失女红军陈婆婆，您驾鹤西去一路走好！

责任编辑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