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体君 窦春芳

瞿秋白一生中使用过多少个别名

苗体君 窦春芳

瞿秋白，是我党继陈独秀之后的第二个高层领导人，其短暂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他使用过的名字就是一个历史之谜，他有谱名、号、奶名、学名、别号，后来，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还曾使用过许多个笔名、化名、代号。据不完全统计，瞿秋白使用过的别名就不少于107个，在这方面与大名鼎鼎的鲁迅不相上下。

瞿秋白的谱名、号、奶名、学名、别号

1899年1月29日，瞿秋白出生在江苏常州的一户官宦世家，按照瞿氏宗谱瞿秋白属“懋”字辈，所以瞿秋白的谱名为“懋淼”，号熊伯，因为“熊伯”音通“雄魄”，所以有些书上写作“雄魄”，又因为瞿秋白头顶有两个旋涡，所以他的奶名就叫阿双，长辈又亲切地称儿时的瞿秋白为“双双”。

1904年春，5岁的瞿秋白入庄氏塾馆读书，学名就叫瞿双。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同月，瞿秋白进入冠英小学堂读书，也就是今天常州市觅渡桥小学。当时，学校分高等和初等两级，初等小学学制为四年，瞿秋白插入的是初等一年级下学期，在该校毕业的时间是1909年1月，在校时间为3年零3个月。

1909年1月，瞿秋白从冠英小学初等班毕业，他一下子就跳过了高等小学，1909年春直接考进了常州府中学堂预科一年级下学期，这时他刚满10岁。常州府中学堂也就是今天的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当时学校增设预科班的目的是满足一些非高等小学毕业的学生，他们不够入学条件就先考入预科学习，毕业后再升入本科班学习。因为瞿秋白是初等小学毕业，所以他只能先考进预科班。同年7月，瞿秋白升入本科一年级学习。读书期间，出生于书香世家的瞿秋白兴趣、爱好广泛，喜爱诗词、书法、雕刻、音乐、绘画等，还曾用过很多名字。他原来的学名叫瞿双，因为“双”谐音有“爽”“霜”，所以后来他曾经改名“瞿爽”“瞿霜”。13岁那年，瞿秋白在常州府中学堂读书时，时至秋季，菊花飘香，他触景生情，写下了一首咏菊花的诗：“今岁花开盛，宜栽白玉盆；只缘秋色淡，无处觅霜痕。”诗中有“霜”字，他饱读诗书的父亲看后，很是不安，惧怕以后儿子不得善终。

1914年春，瞿秋白开始发奋研究古诗词及经籍，崇尚“名士化”，他与同学杨福利、表兄金庆咸，学习《三国演义》里的“桃园三结义”，三人进行了“结拜”，并以“松、竹、梅”为号，杨福利号“霁松”，金庆咸号“晴竹”，瞿秋白年纪最小，号“铁梅”，亦作涤梅。查阅1914年10月印制的《常州中学同学录》，瞿秋白的名字是“瞿双”，号“铁梅”。另外瞿秋白还有几个别号，即铁柏、瓠舟、梅影山人、晓霜。读中学时，瞿秋白的国文教师史蛰夫在石刻艺术上有极高的造诣，他见瞿秋白也很爱好石刻，就抽出时间对瞿秋白进行精心传授，所以后来瞿秋白的图章刻得非常好，这期间瞿秋白就自刻了多枚图章，而刻的都是自己的名、号等，有双、霜、爽、秋白、铁梅、涤梅、梅影山人等。“秋白”这个号最早见于1917年印制的校友录，这时瞿秋白已经辍学二年了，这个名字自然让人联想到秋“霜”的洁白。

1915年夏，因支付不起学费，离毕业还差半年的瞿秋白被迫辍学，生活所迫，瞿秋白一时间没有了中国文人在名字上大做文章的雅兴。1916年农历正月初五晚，瞿秋白的母亲金璇为讥谗、穷困所逼而自杀。因为瞿秋白是家中的长子，为了一家人的生存，经人介绍，1916年2月，他在无锡城南门外杨氏小学谋得一小学教师的位子，这年瞿秋白才17岁。

瞿秋白两次师生恋使用的别名

1916年12月，瞿秋白离开家乡常州赴武汉，入武昌外国语专科学校学习英语。1917年春，又随堂兄瞿纯白到北京参加文官考试，但没有考取，随后在北京大学旁听，同年9月考入外交部办的俄文专修馆。“五四”运动时，瞿秋白积极投身到这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中去，并成为俄文专修馆的学生领袖。1919年11月，他与郑振铎、耿济之、远房叔叔瞿菊农等在北京创办了一份名为《新社会》的刊物，从此他笔耕不辍，给我们留下500多万字的著作，而且这些著作都附上了不同的化名、笔名、代号。

1920年秋，北京的《晨报》、上海的《时事新报》为了直接采访、报道世界各国的大事，决定向英、美、俄诸国派出一批驻外记者。因为瞿秋白在外交部办的俄文专修馆学习过，而且精通俄文，他被选中赴苏俄采访。1921年5月，瞿秋白在莫斯科经常州同乡张太雷介绍，参加俄共(布)预备党员。1922年春，瞿秋白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先后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召开，中共派出由陈独秀、刘仁静等组成的代表团出席了大会，瞿秋白担任中共代表团的翻译并出席了会议。会议结束后，鉴于中国国内革命斗争的需要，陈独秀恳请瞿秋白回国工作。

就这样，瞿秋白于1923年1月13日从莫斯科回到北京。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为了就近领导中国北方的工人运动，1922年10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上海迁往北京。 “二七惨案”发生后，中国的工人运动转入低潮，中共中央机关又由北京迁回上海。1923年初，中共中央明确规定 《向导》周报为中央政治机关报，《新青年》季刊为中央理论机关报，《前锋》月刊为中央政治经济机关报。中共中央委托瞿秋白负责筹办《新青年》季刊，并担任主编，同时还让瞿秋白担任《前锋》月刊的主编，还参与《向导》的编辑工作。

1923年，瞿秋白用7个笔名积极撰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7个笔名分别是秋白、巨缘、秋蕖、屈维它、陶畏巨、双莫、犬耕。而这7个笔名都有一定的含义，如瞿秋白用 “犬耕”为笔名，表达了他作为 “书生”政治家的谦虚、求实，以及对被推上政治领袖的地位感到力不从心，好比使用 “犬”耕田一样，笔名勉励自己工作时加倍努力，才能够尽好犬马之劳。如“巨缘”的笔名，表示了他自己与党刊、党的宣传工作结下不解之缘。

1923年夏，经李大钊推荐，瞿秋白到国共两党合办的上海大学任教并担任社会学系主任职务。在上海大学的课堂上，瞿秋白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原则，采取启发引导的教学方法，成为上海大学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当时，走廊里、窗台上都站满了听他讲课的人，连后来成为大作家的丁玲也瞪着一双稚气的大眼睛在下面听他讲课。瞿秋白出众的授课 “征服”了上海大学王剑虹、杨之华两位女生的芳心，随后，瞿秋白也先后与她们二人开始了两段传奇而悲壮的婚恋。

王剑虹是瞿秋白的第一个爱人，四川酉阳县土家族人。王剑虹原名叫王淑瑶，其父王勃山就据龚自珍《夜坐》中的诗句“美人如剑如虹”，为女儿改名王剑虹。后来在接触的过程中，王剑虹深深地爱上了瞿秋白，瞿秋白也深深地爱上了王剑虹，在丁玲的撮合下，1924年1月，他们结婚了，这一年瞿秋白25岁，王剑虹22岁。新婚不久，瞿秋白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瞿秋白几乎每天都要寄给远在上海的新婚妻子王剑虹一封用五彩布纹纸写的信，信中有时还会夹有诗作。瞿秋白称王剑虹为“梦可”，有时也写作“梦珂”，是法语中“我的心”音译，可见，瞿秋白是把妻子王剑虹看做是自己的心肝宝贝。在信中，瞿秋白署名 “王莫吉”，“王莫吉”则是瞿秋白、王剑虹通信时使用的专用的化名。可惜王剑虹这位土家族才女，与瞿秋白结婚后，只给瞿秋白带来半年多的甜蜜生活，就染上肺病，1924年7月，在上海医治无效病逝在瞿秋白怀中，这年她才22岁。瞿秋白悲痛万分。他把爱妻的棺木送往四川会馆，从墙上取下王剑虹的一张照片，并在照片后面写下了“你的魂儿我的心”，用一块白绸巾把照片包好，然后匆匆赶往广州。这一年，瞿秋白除了用“王莫吉”给妻子通信外，还使用了“瞿子源、子源、记者”三个化名，“瞿子源、子源”是瞿秋白与人通信时的化名，据瞿秋白的表姐夫秦耐铭回忆说：“1924年初冬，曾接到秋白同志从上海给他的一封信，信的尾端附注：来信请写某某地址（地名已忘却），瞿子源收便可。”1923年至1924年间，瞿秋白在上海大学任教时与亲友通信时大多采用“子源”为署名。

王剑虹去世后，1924年11月7日，瞿秋白与他的另外一位学生杨之华结了婚。杨之华又名杏花、文君、杜宁，1900年2月出生在浙江萧山坎山镇一个绅士家庭。1921年1月26日，21岁的杨之华与沈定一的儿子沈剑龙在家乡举行文明婚礼。沈定一曾经在清政府里做官，后来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反袁运动，1920年又与陈独秀、李达等人一起创办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但后来思想上倾向于国民党。沈剑龙长相出众，而且通晓诗词，爱好音乐，一开始，夫妻二人感情还算融洽。可是，沈剑龙耐不住乡村生活的单调，只身一人去了大上海，从此，沉湎于上海十里洋场的灯红酒绿之中，变成了上海滩的一位花花公子。1921年11月5日，杨之华生下她与沈剑龙的女儿，为女儿取名独伊，意思是只生一个，也表示了对沈剑龙的怨恨。后来，杨之华到上海找到了沈剑龙，想说服他回心转意，但沈剑龙不听。沈定一对儿子沈剑龙表现也非常失望，他支持杨之华与沈剑龙离婚。

1923年年底，杨之华去投考上海大学，并被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录取，成了瞿秋白的学生。瞿秋白痛失爱妻王剑虹，神情异常悲痛，杨之华常常去安慰他。而杨之华本人也正遭受着不幸婚姻的折磨，共同的遭遇，使两颗心接近了，他们彼此安慰对方受伤的心灵。后来，敏感的杨之华意识到瞿秋白对自己产生了爱的时候，她清楚自己尽管与沈剑龙的夫妻关系早已名存实亡，可她还算是有夫之妇。为了维护瞿秋白的名声，她悄悄离开了上海大学，回到浙江萧山的娘家，没有过多久，瞿秋白找到萧山杨家。

据杨之华的妹妹杨之英回忆：瞿秋白来到浙江萧山后，他们当即找来沈剑龙，瞿秋白、杨之华、沈剑龙三人关在房间里谈了差不多一整夜，沈剑龙与瞿秋白一见如故，他十分佩服瞿秋白，并决定成全瞿秋白与杨之华的婚事。于是他们三人决定同一天在邵力子的 《民国日报》上刊发两则启事，一条是杨之华与沈剑龙的 “离婚”启事，一条是瞿秋白和杨之华的 “结婚”启事。这一举动，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1925年秋，新婚后不久的瞿秋白为了表达对妻子浓浓的爱意，就发挥自己的雕刻天赋，亲自刻一枚印章，大理石印章上刻有了四个字：“秋之白华”。这枚印章现保存在江苏常州瞿秋白纪念馆内。瞿秋白以“秋之白华”为化名，寓意着自己名字的“秋白”与爱妻杨之华的“之华”合二为一，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对此也曾经解释说：“父亲还把他和母亲两人名字合刻成一方印章‘秋之白华’，以此象征他们两人的深厚爱情。”而“秋之白华”出自于《礼记》中《月令篇》，诗云：“季秋之月，鞠有黄花”。诗中的“季秋”即秋季，“黄花”即菊花，此诗讲的是金秋时节白菊花盛开。“花”与“华”是相通的，“秋之白华”即“秋季的白菊花”，表达了他们夫妻的情谊如深秋的白菊花，圣洁高雅，傲霜不入俗流。据瞿秋白少年好友羊牧之回忆，这时的瞿秋白使用一种别致的直行稿纸，四周红边框，边下角空白一段，中刊“秋之白华”四个字。

与丁玲通信使用别名“韦护”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瞿秋白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并当选为中央委员，还与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彭述之组成5人中央局。时值五卅运动，瞿秋白在《热血日报》连续发表23篇杂文，并分别以“热”“血”“沸”“腾”“了”为笔名，把 5 个字连起来就是“热血沸腾了”，显示他革命的激情。这些笔名、化名、代号让强大的敌人无法捉摸，又难以发现，而且有深远的寓意。除此之外，1925年间，瞿秋白使用的笔名还有“双林、维、维摩、维一、宿心、梅影、默、顾”，其中“梅影”与学生时代使用的号“铁梅”“涤梅”有关。

1926年间，瞿秋白使用了“它、它兄”两个化名。1927年间，瞿秋白使用“当豹韦元晖”一个化名。而就在这一年，因为瞿秋白较早接触苏俄，是早期中共党内“唯一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在著名的“八七”会议上，瞿秋白临危受命，取代了陈独秀成为中共的高层领导人，这一年瞿秋白只有28岁。瞿秋白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后，着手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1928年，瞿秋白使用过“斯特拉霍夫、Styakov、维它、瞿维它、屈章”5个化名。1929年，瞿秋白使用过“易嘉、杨霞青、Ctpaxob（斯特拉霍夫）”3个化名。1930年，瞿秋白使用过“维嘉、之夫、阿林、韦护、Doulon、一天、M 君、美夫”8 个化名，其中“韦护”这个化名是与后来成为大作家的丁玲通信时使用过的。

丁玲和王剑虹都是湖南人，二人是湖南桃源第二女子师范的校友。1921年暑假，王剑虹从上海回到湖南，她动员校友丁玲与她一起去上海平民女校读书，后来二人同时进入上海大学读书。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在所有教师中，丁玲认为讲课最好的是瞿秋白，丁玲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一文中这样记述：“可是，最好的教员却是瞿秋白。他几乎每天下午课后都来我们这里。于是，我们的小亭子间热闹了。他谈话的面很宽，他讲希腊、罗马，讲文艺复兴，也讲唐宋元明。他不但讲死人，而且也讲活人。他不是对小孩讲故事，对学生讲书，而是把我们当做同游者，一同游历上下古今，东南西北。我常怀疑他为什么不在文学系教书而在社会学系教书？他在那里讲哲学，哲学是什么呢？是很深奥的吧？他一定精通哲学！但他不同我们讲哲学，只讲文学，讲社会生活，讲社会生活中的形形色色。后来，他为了帮助我们能很快懂得普希金华丽的语言，他教我们读俄文的普希金的诗。他的教法很特别，稍学字母拼音后，就直接读原文的诗，在诗句中讲文法，讲变格，讲俄文用语的特点，讲普希金用词的华丽。为了读一首诗，我们得读二百多个生字、文法，由于诗，就好像完全吃进去了。当我们读了三四首诗后，我们自己简直以为已经掌握了俄文了。”瞿秋白曾对丁玲说过：“韦护是韦陀菩萨的名字，他最是疾恶如仇，他看见人间的许多不平就要生气，就要下凡去惩罚坏人。”瞿秋白的话触发了丁玲的思绪，1929年，丁玲写了一篇小说名字就叫 《韦护》，小说中男主人公的名字叫韦护，在韦护身上留下了瞿秋白生活的一些影子。1930年，瞿秋白看了这部小说后，就托丁玲的爱人胡也频带给丁玲一封信，信的末尾署名就是“韦护”，可见，瞿秋白不但认可了丁玲的小说，而且认可“韦护”这个化名。

周恩来亲切地称他“阿秋”

瞿秋白使用化名最多的是在1931年至1933年间，3年内共使用了53个化名，其中：1931年，瞿秋白使用过“范易、启凡、林复、阿秋、阿林、史铁儿、史继、籁汉、董龙、V.T、笑峰、陈笑峰、樊梓生、樊梓、J.K、范亢、Smakin、徐慧如”18个化名；1932年，瞿秋白使用过“司马今、同人、范易嘉、静华、狄康、宋阳、A.T.T.、向茄、Wenin、CTP、STR、向茹、洛阳、魏凝、易阵风、华靖、维宁”17个化名；1933年，瞿秋白使用过“乐雯、铁儿、陶吉、干、何家干、洛文、子明、余铭、施蒂而、何凝、康、施蒂儿、疑冰、宁华、陈逵、萧参、宜宾、商霆”18个化名。

为何瞿秋白3年内使用了53个化名呢？其原因是，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米夫与王明等人联手解除了瞿秋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并对瞿秋白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1932年间，瞿秋白曾经使用“狄康”为笔名撰写文章。1933年9月，中共中央发文《中央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决定》，对瞿秋白进行迫害、打击。被解除职务的瞿秋白和鲁迅一起领导了上海的左翼文艺活动，当时，瞿秋白与鲁迅被认为是“文坛双璧”。有时，瞿秋白应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及其他刊物的邀稿，不时为这些刊物写些政治和时事评论的文章。偶而，也会受中央个别负责人的委托，为中央起草一些文件。

从1928年到1931年，党中央每年的收发文已达数千件，当时还没有一个处理和保管文件的规范的成文“办法”。当时，中共在上海处于秘密斗争的环境中，国民党反动势力千方百计破坏中共的机关，刺探中共的机密，查抄中共的文件。1931年上半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并兼管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的周恩来，对中央秘书处的黄文容说：“现在你们保存的文件很杂滥，不便秘密管理，可请阿秋（瞿秋白）提出几条整理文件的办法，供你们参照整理。”周恩来与瞿秋白是江苏同乡，二人关系也很好，所以周恩来常常亲昵地称瞿秋白为“阿秋”。瞿秋白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后，十分高兴地代中央起草了《文件处置办法》初稿，初稿后经周恩来审阅并批示执行。瞿秋白起草的《文件处置办法》是目前发现的我党历史上第一个系统的关于文书工作的指导性文件，集中反映了在白色恐怖的艰难条件下，中共高层领导对文书工作的重视。这份文件在现代秘书工作史和档案工作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也标志着中共的文书、档案工作的新起点。《文件处置办法》的原件现存中央档案馆，共有3页，是由瞿秋白用毛笔书写，约1200字，文件正文内容共7条。

这期间，在政治上陷于苦闷的瞿秋白，还开始了潜心研究中国的新文字改革。1931年2月7日，瞿秋白写信给莫斯科的好友、苏联语言学者郭质生，信中说：“现在我病得更厉害了，因此已经开始休息，大概可以休息两三个月的工夫。”跟郭质生这次通信瞿秋白用的化名是 “史继”，以后通信瞿秋白又用“籁汉”为化名。

曾与鲁迅共用同一个化名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处处被白色恐怖所笼罩。一次，瞿秋白特地剪了个平头，并化名“林复”，隐居在上海紫霞路68号。他经常与鲁迅有书信往来，为了彼此的安全，信中他们也都是使用化名，“疑冰”是瞿秋白与鲁迅书信交往中使用的化名，鲁迅一看就知道是瞿秋白的来信。“文尹”本是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的笔名，所以有时候鲁迅称“文尹夫妇”则是指瞿秋白与杨之华夫妇。

“乐雯”是从鲁迅的笔名“堕洛文”“乐文”谐音而来，而“乐文”并非鲁迅单独使用，有时候则是瞿秋白与鲁迅合作写杂文使用的笔名。1931年至1933年间，瞿秋白在上海曾先后三次到鲁迅家中避难，虽然二人在年龄上相差18岁，但在革命、文学事业中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第一次是1932年冬，中共中央委员顾顺章被捕叛变，鲁迅特意将自己的书房兼卧室腾出来，让瞿秋白夫妇住。第二次是1933年初，日军进犯山海关，蒋介石不但不抵抗，反而在上海大肆搜捕中共领导人。时值世界著名作家、英国戏剧家萧伯纳访问中国，来到上海，鲁迅觉得很有必要编一本关于萧伯纳在上海的书，便与瞿秋白商议，瞿秋白欣然同意，鲁迅与瞿秋白分别写了《序言》和《引言》。《萧伯纳在上海》一书编好后，鲁迅与瞿秋白共同用一个笔名“乐雯”。第三次是在1933年6月。1934年1月7日，瞿秋白奉命离开上海赴江西中央苏区，临行之前，瞿秋白到鲁迅家，当面与鲁迅辞行。

被捕后用的最后一个化名“林祺祥”

1934年2月5日，瞿秋白抵达瑞金后，立即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教育部视事，任教育人民委员，即教育部长。这一年，情绪低落的瞿秋白只使用了4个化名，即“商延发、H、史步昌、陈节”。当时的毛泽东也正遭受王明“左”倾路线的排斥打击，两人都处在事业的“低潮”时期，所以二人在这一时期接触交往最多。瞿秋白的秘书回忆说，当时二人是“最接近的战友”。冯雪峰对此也回忆说：“那时，毛主席对瞿秋白很有感情。有一次，他们彼此谈了一个通宵，话很投机，两个都是王明路线的排挤对象，有许多共同语言。”

1935年2月，在中央苏区陷落前夕，中央分局书记项英派便衣队100多人护送瞿秋白、何叔衡等不便打游击的人向闽西突围，想从那里再化装去上海。途中遇国民党保安团截击，何叔衡壮烈牺牲，瞿秋白因有严重肺病无力奔跑而被俘。起初，敌人审讯时，瞿秋白自称只是医生。几十年后，据当事人回忆，“曾任国民党陆军第36师师长宋希濂先生及当年该师‘特种军法会审庭’的书记官高春林回忆，瞿秋白同志被捕后化名是‘何祺祥’”。可能是年代久远，他们二人都把“林祺祥”错误的记成了“何祺祥”。查阅当年留下的文字资料，1935年5月6日，时任福建省保安14团团长的钟绍葵，给其上司李默庵的呈文是：“查职团长汀水口之役，俘获男匪林祺祥一名……林祺祥似系瞿秋白化名。”瞿秋白本人被捕后，在身份没有暴露的情况下，曾给上海的鲁迅、周建人兄弟写信，要他们在上海找殷实的铺保作保，署名也是林祺祥。1935年5月11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也称：“瞿秋白伪名林祺祥。”“林祺祥”是瞿秋白使用的最后一个化名，也是1935年瞿秋白使用的唯一化名。

之后，重印瞿秋白遗著时，改“萧参”的笔名为“史杰”，还依据鲁迅文章中提到的，加上“何苦”这个笔名。当年，瞿秋白多次遭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残酷打击，瞿秋白便取了“何苦”这个别名。

题图 就义前的瞿秋白

责任编辑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