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振兴的关键是海洋意识的崛起
——庄国土访谈

庄国土教授

厦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人文社科研究基地、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兼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院长。厦门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人文社科委员会委员兼国际问题研究学部召集人。国务院侨办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著有《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海峡两岸与东南亚：当代华商经贸网络》，《二战以后东南亚华族社会地位的变化》等。

皇权思维与海洋意识南辕北辙。

宋元时期和明末清初是中国海洋发展史上的两次发展机遇，但我们均丧失了这两次发展的机遇。分析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对我们未来发展海洋有比较重要的意义。自秦汉以降，中央集权制一直为历代政权所奉行，以便维持中国这个传统大陆农业大国的统一。但皇权剥夺了民众的最基本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利，并直接通过“重农抑商”政策，主导经济活动，还垄断供朝廷和行政机构消费的许多商品的生产和分配，这些商品包括武器、纺织品、陶器、皮革制品、服装和酒等。另外，政府还完全控制了全体人民所必需的基本商品的生产和分配，如盐和铁。这些限制剥夺了中国商人成为无约束的企业家的机会。

此外，中国高度集中的皇权，最不能容忍失去对民众的控制。海商和海外移民非政府所能完全控制，就更成为皇权急于排除的目标。因此，经济失去了自由发展的可能性，民众被剥夺起码的人身和居住的自由，海洋发展自然也被扼杀。与此相关的是，绝对皇权导致绝对腐败，中国朝廷和官员的腐败举世无双，其代价是民生更为困窘，资本的累积机会更少，海洋资本的形成也越发困难。皇权思维迄今仍是中国现代化的大敌，使整个社会日益官民两极化，与海洋意识南辕北辙。

广府人领晚清中国开放和革命风潮之先，更具革命精神和反清意识，孙中山先生就是广府人。

晚清时期，中国革命主张的提出和革命组织的发起，始于海外华埠，华侨是革命党的坚定支持者。但是，华侨各帮对革命的态度差异较大，广府人领晚清中国开放和革命风潮之先，更具革命精神和反清意识，孙中山先生就是广府人。晚清广府系人的特点非常突出，首先，他们兼具中西文化知识，更具有先进意识。澳门是西洋文化输入中国的最早源地。早在明代，澳门成为耶稣会士向中国输送天主教、现代科学知识的主要基地，一直持续到20世纪前期。香山县容闳、孙中山等人先进思想的形成，与他们受到原属香山的澳门思潮的影响密切相关。

1757年，清朝实行广州一口通商制度，前来的西洋商人仅被允许到广州与中国商人贸易，而贸易完毕则须移往澳门居住，广州与澳门受西洋影响，非中国他地可比。鸦片战争后，英属香港也为西方思潮和组织渗入中国大陆的主要基地。英人是西方宪政的奠基者。如果说澳门是西洋文明输入中国的源地，那么香港就是西方最先进文化输入中国的主要源地。香港澳门同属广府地区，广府人所受影响可知。迄今为止，开放和市场意识仍是广府人最充分，也是此理。晚清至今，广东省其他非广府人地区，与广府人为主的珠江三角洲的差别，不可以道里计。

其次，他们更具革命和改革精神。两广地区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发源地，武力排满思潮已有传统。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来自广府，早受欧风影响。广府系太平天国余部不少逃亡海外，组织天地会和洪门堂，延续反清宗旨。广府比邻香港，香港与欧美交往频繁，源自欧美的改革和革命思潮较易在香港乃至广州地区酝酿和传播。后来的孙中山的革命排满之志，就是在香港形成的。香港多次成为孙中山发动两广起义的策源地和指挥部所在地。

再次，他们更具有重商意识和平等意识。广州两千年来一直是中国主要对外通商口岸。近代以来，香港逐渐为世界华商金融中心。市场和平等意识历来最充分。海外广府人支持孙中山革命党人，还与广府人的社会阶层结构相关。清末海外广府人华工多而富商少，矿工、种植园工人、菜农、车夫、小贩、低级店员乃至无业者和妓女所组成的下层华侨占绝大多数。他们绝大多数来自农村，几乎都是第一代移民，对祖国较有感情，一无所有而较有反抗和革命精神。

孙中山发动的武装起义绝大多数在岭南地区，骨干与经费也来自海外广府人居多。一切军火、人员和经费多依托国内外广府人。或许这种地域局限性的原因，孙中山在其有生之年能有效控制的地区一直未超过岭南。

海洋意识不仅是了解海洋知识，开拓海洋活动，更重要的是领会与海洋意识密切相关的“平等、多元、宽容”以及由此发展起来的更深层次的“民主、自由、人权”的观念。

中国的先进思潮源自海外，改革和革命的重要动力也来自海外，因此，海洋振兴是中国的希望。海洋振兴的关键是海洋意识的崛起。海洋意识不仅是了解海洋知识，开拓海洋活动，更重要的是领会与海洋意识密切相关的“平等、多元、宽容”以及由此发展起来的更深层次的“民主、自由、人权”的观念。

我曾经提出下南洋的闽南人最本质的人文特征是海洋性格、重商精神，进取和开放心态。这其中的“海洋性格”非常重要。首先，这是一种冒险和进取的精神。海洋的莫测和浩瀚，非有一搏生死不敢为之；其次是思维和价值观的多元。海外世界的丰富多彩，谋海为生者不拘安土重迁，相对于束缚于土地上的人们，他们有更多的自由和选择；再次是海纳百川的宽容精神。与价值多元相关，宽容精神是海洋性格的重要内涵。其支撑条件是开阔、多元的见识及与异质交流和共存的经历；然后是重商意识和市场意识。贸易和通商是谋海为生者的主业，通商讲究公平交易和契约精神；最后，要更有平等和自由的精神。平等乃至民主的意识，是由重商—市场交易所需求的平等交易环境发展起来的。这也是古典社会民主体制发源于希腊城邦国家的原因。

在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影响下，辛亥革命推翻两千年帝制，这是国人自觉不自觉的海洋意识发展的成果。民族和国家的崛起，本质上只能是文明的崛起。中华民族的海洋精神一直是不屈不饶地与皇权抗争，是我们民族文明的最优秀部分。籍辛亥百年之际，彰扬中华民族已有的海洋精神，为中国的文明崛起创造条件。

（采访/沈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