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瑶

(北京化工大学文法学院，北京 100029)

论古德曼反事实条件句难题

付瑶

(北京化工大学文法学院，北京 100029)

古德曼将反事实条件句的焦点和如何解决反事实条件句难题的构思抛向了科学哲学界和逻辑哲学界。古德曼列举诸多例证，指出经典条件句理论的不一贯性，遵循自己提出的“另辟蹊径”的信念，提出相关性、类律、投射等理论设想，试图解决反事实句难题。但是，他设想的理论因遭遇到循环论证和确证无穷的困惑，最终没有找到一条恰当地解决反事实条件句的方案。在古德曼的反实在论观点的启示下，从实在论和反实在论及其新实用主义的认识观和方法论的视角，研究反事实条件句难题产生的根源和认知的差异，将“真”和“真理”进行区分，并对古德曼提出的小说等艺术作品中的“真”的判定标准进行修订，为古德曼提出的反事实条件句难题的解决提供新思路。

古德曼;反事实条件句;实质蕴涵;真;真理

一、古德曼难题的提出

纳尔逊·古德曼(Nelson Goodman)，美国哲学家、逻辑学家，是新实用主义和逻辑实用主义的代表。1946年5月，古德曼在《哲学杂志》上发表《反事实条件句难题》(The Problem of Counterfactual Conditionals)，将反事实条件句的焦点和如何解决反事实条件句难题的构思抛向了科学哲学界和逻辑哲学界。在《反事实条件句难题》中，古德曼开宗明义地指出:

关于反事实条件句的难题(problem)是什么呢?让我们限制于只考虑前件和后件都是始终为假的情形，比如，当我们说到昨天吃到的一块从未加热过的黄油时，可以说:

“如果那块黄油曾被加热到150℉.，它就会溶化。”

(If that piece of butter had been heated to 150℉.，it would have melted.)

考虑真值函数的运作，所有反事实句当然都是真的，因为它们的前件为假。因此，

如果那块黄油被加热到150℉.，它就不溶化这句话也成立。显然需要另辟蹊径。［1］

从以上论述可见，古德曼研究反事实条件句的真假确证，是针对经典命题逻辑理论中的“实质蕴涵”的确证标准而言，其实质是对传统真理观对应理论的真语句标准提出质疑。例证说明实质蕴涵理论(以下简称经典理论)的确证标准在反事实条件句中失效，因此，古德曼提出需要“另辟蹊径”，提出真的新认识标准，古德曼反事实条件句难题由此掀开序幕。

远在古德曼之前，关于条件句、反事实条件句的“真假”确证问题，就一直是哲学家们关注的课题。对条件句的研究，可追述到古希腊时期麦加拉学派和斯多葛学派的最初探讨。在麦加拉学派讨论的条件句问题被冷落了两千多年后的十七八世纪，人们又对条件句重新展开了讨论，并对条件句问题的解决路径提出两条进路:一是可能世界语义学理论，二是前件相容性理论。莱布尼茨是第一个主张用“可能世界”给反事实条件句赋值(真或假)的哲学家。莱布尼茨说:“世界是可能的事物组合，现实世界就是由所有存在的可能事物所形成的组合(一个最丰富的组合)。”［2］莱布尼茨的“可能世界”思想是引人注目的哲学思想。莱布尼茨认为，一个命题是必然真的(包括反事实句)，当且仅当这个命题在所有的可能世界中都是真的;一个命题是可能真的，当且仅当这个命题在有的可能世界中是真的。莱布尼茨的可能世界理论，影响到人们对条件句(含反事实条件句)真、假判定的认识观。

受莱布尼茨“可能世界”理论的启发，从实在论的认识视角出发，20世纪六七十年代，哲学家们将解决反事实条件句的路径聚焦于“可能世界”上，期望通过存在着众多世界的认识，并构造可能世界的语义学(含语义模型)来判定条件句和反事实条件句的真值，即:什么样的条件句是真的?什么样的条件句是假的?反事实条件句的真或假如何判定?于是，先后出现了刘易斯(D·Lewis)、斯塔尔内克(R·Stalnaker)、克里普克(S·Kripke)等哲学家和逻辑学家，进一步深化了对“可能世界”的讨论。

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古德曼(N·Goodman)、塞拉斯(W·Sellars)等人对反事实条件句的真或假的确证问题，提出了另一条解决路径，即共存性理论。他们虽然对真的认识基础不同，但是提出了一致的解决方案。他们对反事实条件句的解释是:如果一个反事实条件句为真，那么它的前件就是由“真命题的集合”同一些规则共同衍推得到后件。共存性理论认为:条件句的形式都是实质蕴涵，反事实条件句也是如此，对于一个反事实条件句来说，它的后件并不是由前件直接推出的。“人们之所以认为这个反事实条件句是真的，是因为人们在前件中预设了某些规律和真命题，并且这些预设的规律和真命题与前件是共存的，也就是与前件是相容的，正是从这些真命题和前件一起可推出后件。”［3］共存性理论的提出，对条件句和反事实条件句的研究都具有重要影响，拓宽了解决反事实条件句的新思路。

二、古德曼难题困境

相关条件理论是古德曼为解决反事实条件句难题首先提出的解决方案。古德曼认为:“在断言反事实条件句时，我们承诺描述所要求的相关条件的诸语句确实为真。”［1］这等同于要求前件对后件具备导出关系，不仅要求具有一系列的相关条件集合，而且前件集合(前提集)中的每个条件(合取的每个支命题，简称合取支)都为真时，我们才能说一个反事实条件句是真的。雷切尔也赞同古德曼的观点，他说:“如果S'是S的一个非空子集和最大的相容性子集，且S中的元素增加到S'中不会导致不相容，则我们就说S'是一个有保证的信念命题集合。”［4］按照古德曼的观点，当说一个反事实条件句“要是太阳从西边出来，那么新疆日出的时间就比北京早”是真的，我们所依据的系列条件就必须是真的，如存在太阳并且太阳真的能从西边出来等等。这样“要是太阳从西边出来，那么新疆日出的时间就比北京早”才是真的或是成立的。但是，相应的麻烦随之而来!我们用什么的方法才能找到一个与前件相容的真前提集呢?为了确证一个真前提集与被支持的那个前件是相容的，则必须确证:是否存在一个与前件相容，但同时可以导出与前件合取的真语句相矛盾的另一个被确证为真的语句，这就等于再回到对真的确证问题。对此，古德曼无奈地说:“我们发现自己陷于无穷后退或者一种循环之中了。”［1］

古德曼转而考虑用科学定律来界定前提集合的真假。期望科学定律使我们有希望以前件和相关条件语句为基础推断出后件的原理来解决反事实条件句难题。古德曼指出:“并非每个真的一般原理都能支持反事实条件句。”［1］古德曼认为:“推导出结论的原理，并不是一条逻辑定律，而是我们所说的自然定律、物理定律或因果定律。”［1］科学定律和偶适概括都源于这样一个事实:“科学定律具有必然性，而偶适概括却没有。”［5］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哪些事件是定律性、哪些是偶适性的界定标准，就有望确证哪些反事实条件句是真的(科学定律支持真的反事实条件句)。但是，问题是我们如何找到这些界定标准?古德曼提出:“一个语句是类律的，如果它之可以接受并不依赖于任何给定实例的确定。”［1］问题是，如果不依赖任何给定实例(不依赖枚举归纳)，那么可依赖的判据究竟是什么?这似乎又被逼进归纳证明合理性和演绎证明真前提从哪里来的漩涡中。可见，如何确定类律的标准又成为我们要面对的另一个难题。

古德曼几乎放弃了定律方案，把确证的标准寄托于投射理论。简明地说，投射是指:“如果打雷，那么森林将起火”把“打雷”看做是前一个事件(前件)，把“地上起火”看做是后一事件(后件)。那么根据人们经验性的一般认知，“前件”出现可以导致“后件”出现。古德曼提出的“投射理论”核心问题仍然是如何界定与区分“可投射”的反事实句和“不可投射”的反事实句的标准。实质上是要探求规律和如何遵循规律从理论上界定评估标准的问题。为此，古德曼首先引进了谓词(在这里可看做被投射的对象)“牢靠性”(entrenchment)这个新的概念，期望用谓词“牢靠性”标准作为理论依据，区分和界定前件与后件之间的可投射或不可投射的关系。并强调提出，评估一个谓词的“牢靠性”程度，取决于它过去“实际被投射的数量的多与少”。古德曼认为:“在新谓词的情形中，任何投射的合法性的确不得不依据他们与较旧谓词的关系来判定;并且新谓词是否将变得频繁被投射，取决于此种判定。”［6］他认为一个谓词投射的次数越多就越牢靠，在评估新谓词可投射性时，需要依据他们与较旧谓词的关系来判定，并且新谓词是否将变得频繁被投射，都取决于与较旧谓词的关系。那么对于较旧谓词的牢靠性的断定是否要依据更旧谓词的牢靠性?这样看来，对谓词的牢靠性的判定问题又走进了无穷的漩涡中。

古德曼分别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提出了解决反事实条件句的不同方案，虽然遇到诸多困惑，但是为解决反事实条件句难题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新思路。在认识论上，古德曼立足反实在论的认识论基础，提出了相容性(条件相关性)的解决方案，即在什么标准下可以确定前提中条件之间的相容关系，这无疑对解决反事实条件句确证难题确立新的认识基础有着开创性的意义。

三、反事实条件句的哲学基础

实在论与反实在论是解决反事实条件句难题中极具代表性的两种不同的哲学立场。这两个不同的哲学认识论对相容性理论中的“真命题”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对何为真语句标准的取舍与哲学认识立场密切相关。对相容性理论的探讨有助于揭示逻辑方法背后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

(一)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相容性理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古德曼(N·Goodman)、塞拉斯(W·Sellars)等哲学家提出了相容性理论。相容性理论对反事实条件句为真的解释是:如果一个反事实条件句是真的，那么这个反事实条件句的前件是一个真命题的集合，这个集合中的运算规则与这个真命题集共同推出后件。实在论的代表人物W·塞拉斯认为，如果一个语句是真的，那么这个语句必须真实刻画所描述的对象，这个“真”并不依赖人们的意识而存在，真是独立于人们的意识而存在的固有客观事实。“自然语言站在描述对象和确定事实的彼此间，在意义上刻画一个他们的图画，是非语言对象的语言对应物”［7］，按照实在论的观点，反事实句“如果太阳从西边升起，那么新疆日出的时间就比北京早”就不是真命题，因为“太阳从西边出来”不对应事实，这只是人们用语言刻画了的不真实的图画，这个与客观实在不一致的语句就是假的。按照这样的观点，反事实句的真、假同样既不取决于人的想象，也不取决于人们的经验，而仅仅取决于不依赖于认知而存在的外在的客观独立实在。

古德曼解决反事实条件句难题的逻辑路径与塞拉斯并不矛盾，古德曼指出:“我们并不是断言，如果境况成立反事实条件句才为真，而是在断言反事实条件句时，我们承诺描述所要求的相关条件的诸语句为真。”［6］而把什么样的句子与前件组合成一种合取，能够必然的导出后件。古德曼站在反实在论立场上，他认可的“真”是一种正确性，他认为如果一个语句在其所处的方式下与它自身的规则都不冲突时，我们就把它视为真的。对一个反事实句的真、假判定，古德曼与反实在论的代表人物范·弗拉森的观点相互呼应，亦与实在论者不尽相同。20世纪80年代，范·弗拉森的“建构经验论”标志着反实在论进入新阶段，他相信、认可搜集和观察证据，但不认可搜集、观察的证据必然能够支持理论超越经验的范围。他指出“科学的目标是为我们提供具有经验适当性的理论，理论的接受仅仅与相信理论具有经验适当性的信念有关。”［8］按照古德曼和范·弗拉森的观点，反事实句“如果太阳从西边升起，那么新疆日出的时间就比北京早”就是个真语句，因为在地球由东向西自转的样式下，这个反事实句与它自身的规则都不冲突。这个判定结果与实在论者的判定结果截然不同，反实在论视角下的相容性理论，对反事实条件句前提中各个命题“真”、“假”的判定标准依据古德曼在同一样式下与自身规则不冲突的“正确性”观点和范·弗拉森反实在论的经验主义在“经验上适当地真”的观点，比实在论观点要宽松很多，为反事实句的经验性的“暂时真”或阶段性的“认可真”提供了通道。

(二)反事实条件句的认识基础

在上述实在论者与反实在论者对于什么语句是真语句的争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同样一个反事实条件句，在相同的逻辑方法处理下，站在不同的认识立场上，其判定结果是截然不同的。如何判定一个语句是真的?依据什么标准判定一个语句是真语句?这直接涉及到我们给反事实条件句指派真值时所依据的关于“真”的标准。

以W·塞拉斯为代表的实在论者认为，如果一个语句是真的，那么这个语句一定真实地刻画了事实，是“自然语言与一个被语言投射的对象间所建立起来的一致的联系……”［7］。可以说，一个语句是真的，是指语句所表达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与事实是一一对应的，是一种当且仅当的对应关系。但是，如果这些概念不由经验所决定，那么与事实相对应的概念是如何形成的?W·塞拉斯在论述人们如何将经验系统化为概念时这样说到:“原始人最初把树看作人，后来不再把树看作人或是人的一种方式。他们这时不仅改变了关于树的信念，同时也改变了原本与树相关的那些范畴。”［7］可以说，W·塞拉斯认为，概念是通过经验积累逐渐形成的。既然概念由经验积累而成，那我们必须求助归纳，但是对于一个开放的世界，归纳却是不完全的，如果归纳的正确性不承诺真理，那么我们如何确保语句所表达的概念，即通过归纳得到的概念与事实是一一对应的?因此，依据实在论者对真的判定标准，我们似乎永远不可能判定一个语句是真的。

反实在论者认为，由于一切科学研究都始于观察，任何一个信念或一个理论都是源于经验，经验论者只需求助于人类与生俱来的观察能力。我们通过观察、实验所得到的证据是用归纳法搜集而来，然而对于一个开放的世界我们所获得的观察证据都免不了出现反例，这是归纳法自身的局限性，“归纳逻辑只处理用经验证据对已获得的猜测性假说进行合理性证成的问题。”［9］因此，反实在论者认为如果一个语句是真的，那么这个语句也并不一定刻画了事实，而是我们正确陈述了已经验证过的观察证据，范·费拉森认为，“一种理论在经验上是适当的，这恰恰是指这种理论关于这个世界上可观察的事物和事件所说的话是真的，恰恰是指这种理论‘拯救了现象’。”［8］

如果我们为了避免由经验真带来的不确定性而诉诸逻辑的推理，那么，就会产生循环与无穷回归的形而上学问题。反实在论者对真的认识标准更具可操作性和实用价值，我们可以不用追问“真”与“事实”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而仅从经验上的适当性和统一样式下的自洽性来确定阶段性的经验真，从而为判定反事实条件句提供可用的哲学依据，由此，本文立足于反实在论的认识基础提出判定语句为真的认识标准。

四、对古德曼反事实条件句难题的新思考

在古德曼的反实在论观点的启示下，将“真”和“真理”进行区分，并对古德曼提出的小说等艺术作品中的“真”的判定标准进行修订，以便于给反事实条件句的真值指派提供更具操作性的哲学依据，为古德曼提出的反事实条件句难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新思路。

(一)区分“经验真”与“真理”

古德曼与反实在论的代表人物范·费拉森对“真”的认识相互呼应，他们都认为在经验上适当，也就是在实践中暂未出现反例就可以认可为“真”。而古德曼对真的认识标准可能更宽松一些，他认为在同一样式下无矛盾就可以认可为“真”，这种对“真”的认识也可在其提出的解决反事实条件句的相容性理论中可见一斑。在他们的启发下，笔者在“真、假”的认识问题上，更倾向于把经验性认知(归纳)的“真”与“真理”划分开，这样有助于人们对经验认知的认识和实际的应用，针对本课题来说，有助于给反事实条件句指派真值，具有可操作性。这里所说的经验性认知的“真”，是指在社会实践中没有出现反例的经验(归纳)结果即可看做是经验性认知的“真”，这个“真”具有一定的可信性而不必然，具有阶段性而不永恒的性质。如果一旦遇到反例，那么这个阶段性的“真”就要受到质疑!或者被否定，或者划入可能世界。

因此，为了解决具体问题时的实际可操作性，把我们已经经验到的并认可的真作为语句为真的赋值标准，不再纠缠于经验真与真理之间的关系，为解决反事实条件句难题提供了何为真的认识基础。

(二)界定“现实世界”与“虚构世界”

古德曼认为，在小说、绘画、音乐等文艺作品中，其虚拟的情节和人物可以以一种隐喻的形式应用于现实世界。古德曼以“唐吉诃德”为例作了说明，他认为，把一个虚构的语词“唐吉诃德”应用于现实的人，就像把这个非虚构的语词“拿破仑”隐喻地应用于其他将军一样，他们同样都属于现实世界。

但是，对于“如果我是孙悟空，那么我会七十二变”这样的反事实条件句，我们如何判定其真假?如果要给这个语句指派真值，那么必须对现实世界的真与虚构世界的真做出划分。否则，仅依据现实世界给这个语句指派真值，这个语句一定是假的，但这个判定结果却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因为《西游记》中孙悟空的确是可以七十二变的，那么如果我是孙悟空，我也一定可以七十二变。而古德曼认为虚构，无论是写的、画的还是扮演的，既不真实地适用于虚无也不真实地适用于模糊的可能世界，而仅仅适用于现实的世界，尽管是隐喻意义上的适用。但是，小说、绘画、音乐等文艺作品其作品本身是在现实世界中，而其中的情节仍属于虚构，并不是现实世界中发生的真实事件。如:“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在《西游记》的虚构世界中是真的，而在现实世界中却既没有孙悟空也没有白骨精，因此，在人们谈论虚构世界中的人物与事件时，其依照的是虚构的内容给我们提供的依据，否则当我说“唐吉诃德是得道高僧”时，仅靠现实世界是无法判定的。

因此，笔者把被认知的对象世界，进一步划分为“现实世界”和“虚构世界”(如上想法，笔者在2008年的中国第二届逻辑与信息智能论坛大会上做过专题发言)，这两个世界中的具体真值指派如表1:

表1 现实与虚构世界真值表

界定现实世界和虚构世界的标准，有助于澄清现实的与虚构的真和假的划分，从认识上区分现实与虚构这两个范畴，把对反事实条件句的真和假的认识向前推进一步。

五、结语

古德曼提出的反事实条件句难题及其解决方案挑战了传统的真理观，他对真的认识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对应理论，而是将“真”建立在同一样式的正确性上。古德曼对真的构造论思想与反实在论者相互呼应，拓宽了为反事实条件句赋值时的哲学思路。在古德曼和反实在论者的启发下，本文将“经验真”和“真理”区分开，不再对传统真理观中与实事一一对应的“真理”无穷追问，同时将存在于现实世界中的“虚构世界”与“现实世界”进行划分。这样的划分更有利于为反事实条件句的赋值提供可操作的哲学思路，规避了传统真理观下反事实条件句赋值与经验不一致的弊端。这样人们可以不再被“对应”的真理标准所束缚，为真语句的判定和科学证明所需要的真前提，提供更具有实用意义的哲学标准。

［1］［美］古德曼.事实、虚构和预测［M］.刘华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2］Gerhardt.Die Philosophischen Schriften von G.W.Leibruiz［C］//张家龙.模态逻辑与哲学.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

［3］曾庆福.论反事实条件句的语用性质［J］.中州学刊，2008(6).

［4］Rescher N.Topics in philosophical logic［M］.Dordrech:Holland，1968.

［5］陈晓平.定律与反事实条件句［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7).

［6］Goodman N.Fact，Fictionand Forecast［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

［7］Sellars W.Science，Perception and Reality［M］.New York:Humanity Press，1963.

［8］［美］B·C·范·费拉森.科学的形象［M］.郑祥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9］陈波.逻辑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The Problem of Counterfactual Conditionals of Goodman

FU Yao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emical Technology，Beijing 100029，China)

Nelson Goodman is an American philosopher and logician.His idea of the counterfactual conditionals and the proposal of solving the dilemma of such sentences were suggested in the paper，which shocked both the society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he society of philosophy of Logic.Goodman’s idea is based on his investigation into material entailment in the field of traditional truth and classic logic.Goodman gave a lot of examples to suggest that Classic Theory is inconsistent at this point，further more，he proposed the completely new perspective of looking into the idea of truth which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previous researches.With the aim of solving the problem，Goodman suggested a lot of theoretical suppositions such as relevance，lawlike，and projection.But his suppositions were in trouble with either the circular argument or the infinite validation，and none of them led to a proper solution.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problems raised by Goodman and learns the suggested solutions given by hi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alism，Counter Realism，and New Pragmatism.By contrasting the cognitive difference in learning the origins of the problem concerning counter factual conditionals，the paper proposes the thinking about th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s of counter factual conditionals.

Goodman;material implication;counterfactual conditionals;true;truth

B81

A

1674－8425(2011)08－0094－05

2011－06－30

付瑶(1979—)，女，辽宁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科学哲学。

(责任编辑 邝坦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