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 宁 秦 森

从泥瓦匠到“京城第一贪”
——北京市门头沟区原副区长闫永喜腐败案解析

■阿 宁 秦 森

2011年9月16日，随着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庄严宣判，被媒体称为“京城第一贪”的闫永喜彻底倒下了。

法院经审理认定，闫永喜利用担任北京市门头沟区副区长、区新城南部地区重点工程拆迁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等职务的便利，贪污、受贿和挪用公款涉案总金额达4200余万元，数罪并罚判处其无期徒刑。

抓住机遇：“泥瓦匠”跻身仕途

1963年出生的闫永喜，是土生土长的冯村人。

坐落在长安街西延长线的冯村，距离北京市中心约23千米。虽然有着明显的地理优势，但村里田少山多。根据村委会的记录，一直到1992年，冯村账面上只有2万元，欠款却高达一两百万元，连村里的变压器都被搬走了。最困难时没有办公用房，村委会班子曾在驴棚里办公。

如今的冯村，有六层的商业街，巨型的大牛雕塑，广阔的村内广场，规划有序的社区，装修漂亮的幼儿园。

“这的确有闫头的功劳。”多名冯村村民说。村民都习惯这样称呼闫永喜。

闫永喜排行老二，闫氏虽然是村里的大姓，但他家很穷。村里人记得，当时他们一家六口挤在两间土房里，17岁时的闫永喜还穿着露脚趾的鞋。在中学老师眼中，闫永喜读初中就很吃力，在班上并不活跃，甚至常被欺负。

1984年前后，21岁的闫永喜等来第一次机会。正是这次机会，使闫永喜这个农村“受气娃”的命运从此开始发生转变。

当时村里实行承包制，计划将饭馆、沙石厂等集体企业承包给个人经营。在生产队当瓦工的闫永喜以1.6万元包下了村头饭馆。

在不少村民看来，闫永喜简直就是昏了头，“当时全家辛苦一年也攒不下这些钱”。但后来的事实却是，随着到门头沟拉煤大货车的增多，闫永喜承包的饭馆很快就赚到了钱。

有了钱，闫永喜先是给老山前线将士寄去5000元，后又给大兴安岭捐了5000元，还给镇里敬老院出资5000元买了彩电，光是给村办小学就一次赞助了3万元。

就是这一系列的举动，为闫永喜赢得了声望，为其后来成为村主任打下了基础。1993年11月，30岁的闫永喜出任冯村经联社社长，之后变成村主任。正是这个最基层的职位，成为闫永喜日后踏上仕途的起点。

闫永喜上任后，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尽可能地抓住一切机遇，促进经济发展，努力造福一方人民，他曾说：“不把冯村经济搞上去，就枉为冯村儿女！”

随着村里财政收入的大幅度增加，老百姓得到的实惠自然也就日渐增多，闫永喜规定：全村400多位老人，每人每月发放100元养老费；1000多名学生从小学到高中，学杂费全由村里支付，孩子上学家长一分钱也不用掏。另外，闫永喜还给全体村民买了商业保险。

冯村的经济发展，在带动村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同时，也使得闫永喜的仕途之路逐渐展开。鉴于闫永喜出色的领导才能，1998年，冯村所在区委破格提拔闫永喜为北岭办事处党委书记，同时继续兼任冯村党支部书记。

在闫永喜去北岭上任之前，全镇10个村的基层党组织几乎全部处于瘫痪状态，村民经常上访。闫永喜上任第一天，就召开了面向全地区300多名干部的廉政工作大会。最令人记忆深刻，现在看来也最具反讽意味的，是闫永喜在这次大会上的一段讲话：“我闫永喜来北岭当党委书记，不挣北岭一分钱，还从冯村拿工资。但在这儿，我公布一条纪律，以后北岭所有干部都不准拿东西到我家串门，谁为老百姓多干好事，多谋福利。谁就是我的亲戚，谁溜须拍马，欺上瞒下，花言巧语当‘口贩子’。谁就是我的仇人！对这样的干部，我见一个撤一个！”当时，闫永喜义正词严，场下掌声经久不息。

2000年8月，闫永喜升任永定镇党委书记，同时兼冯村党支部书记。闫永喜对全镇24个村统统作了调研，根据能者上、庸者下的原则，一年多调整了18个村党支部班子和16名党支部书记，这样一下就夯实了基层党组织的基础。同时，他又组织精干力量，对全镇68个单位的财务像过筛子一样审计了一遍，最终查处8起违法违纪案件，开除2名干部党籍，另外有6名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从此，永定镇上上下下精神面貌大变，机关干部、各村支部书记、企业领导个个都精神焕发，干劲十足。

随着冯村经济的发展，闫永喜的仕途也越发顺畅。2006年8月，业绩突出的闫永喜升任门头沟区副区长，负责城乡建设、商务、工业、经济开发区方面工作。

私欲膨胀：“一言堂”欺上瞒下

在工作中，闫永喜的确做到了一言九鼎，只可惜，随着职位的逐步升高，闫永喜往昔的一言九鼎却逐渐演变成了工作中的“一言堂”。对内坚持“一言堂”的同时，闫永喜对外却始终不忘着力塑造自己民主、平等、亲民、爱民的廉政形象。例如，闫永喜每年都会请一些著名演员到村里办堂会，与村民“同喜”、“同乐”。当然，每次赶上这样的活动，闫永喜也不忘上台，作一番吹嘘自身政绩、宣扬自己廉洁形象的领导发言。

随着闫永喜职位的逐渐上升，他急功近利的心态也日渐明显，其贪婪的本质更是暴露无疑。2004年秋坡村由戒坛景区移交给永定镇管理。如果这是个富裕村，能为闫永喜职位的进一步攀升增加砝码，那他自然乐意。但是在闫永喜看来，这却是一个只会拖他政绩“后腿”的负担。为了尽快把这个穷包袱甩掉，他想出了一个欺上瞒下的“主意”——“报灾”。通过虚报子虚乌有的灾情，他不但欺骗了上级政府，更欺骗了善良的全区人民，为了支援其“救灾”行为，当时全区人民纷纷捐款、捐物。可事实却是，闫永喜把这些救灾款和救灾物资，最终变成了领导们的福利，变成了他个人假公济私、中饱私囊的来源。

他先是不止一次给镇领导们发大米、发白面。后来，在灵山风情节期间，因为发送出去的票，远远超出景区住宿接待能力，很多游客纷纷要求赔偿，闫永喜作为镇领导，非但没有采取积极措施，协调景区与游客之间的赔偿问题，反而趁机从中捞了一把。他把民政局发给秋坡村救灾用的帐篷拉到灵山当做旅馆出租，供游客居住，收取和旅馆同等标准的费用，并最终把所得据为己有。

随着职位的攀升，闫永喜手中的权力也越来越大，但是，面对手中不断变大的权力，闫永喜不认为这来源于组织的栽培、人民的信任，而是把其归结为金钱的魔力。在闫永喜看来，是当初他慷慨地捐钱，为他赢得了声誉，才最终使他当上了村主任，也是因为他的工作使其所任职的村、镇、区的税收不断增加，才使他不断得到重用提拔。由此，闫永喜得出结论：是金钱让他踏上了仕途的起点，更是金钱铺平了他的仕途之路，所以，谁有钱，谁就有权，谁就可以当王。

闫永喜不但用钱争取权力，当拥有权力之后，更注意用钱粉饰自己，编织自己的权力网络。他先是找人替他去镇党校中专班上课，并通过花钱买通监考老师，混到一个中专文凭，然后，又花2000元在街头买了一个假研究生文凭。可是，假的毕竟真不了，一查就露，为了避免以后露出破绽，对自己的仕途升迁不利，于是2005年闫永喜又故伎重演，通过金钱买通老师，用借鸡生蛋的老办法，找了一名公司职员替他去高校上课，攻读研究生学位。所以，从那之后，虽然初中都没毕业，但是闫永喜在填个人表格时，学历一栏填的却是研究生在读。

在用钱为学历身份镀金的同时，闫永喜也不忘用钱笼络人心，编织自己的关系网络。2006年4月，闫永喜给永定镇包括临时工在内的200多名员工全部按公务员标准发放工资，而且，加班费、伙食补助费、差旅费、月奖、季奖、半年奖、年终奖等等费用补贴和奖励措施也是名目繁多，层出不穷。用闫永喜自己的话说，“这是稳住人心的小手段，谁拿着我给的钱谁就得管我叫爹，钱是万能的”。

就这样，闫永喜用金钱从乡镇到区委编织起了一张密密麻麻的人际关系网。

色胆迷心：千万公款悦红颜

监管缺失，人生观、价值观移位等等，自然是闫永喜走向堕落的原因。但要彻底探究闫永喜的腐败轨迹，还必须涉及一个绕不开的人物——其情妇毛旭东。

法院一审认定,闫永喜贪污共计582.17万余元,单独或伙同毛旭东收受贿赂660.57万余元,挪用公款1400万元。毛旭东参与贪污340万余元,伙同闫永喜收受贿赂580万余元。闫永喜挪用的1400万元公款其实也是提供给毛旭东使用的。

从中可以看出，在闫永喜腐败的“各条战线”上，无不活跃着毛旭东的身影。

今年32岁的毛旭东是吉林长春人，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比闫永喜高半头。毛旭东大学营销专业毕业后，通过人才市场找工作到了门头沟，应聘到闫永喜所在的门头沟区永定镇下属的一家公司。6年前，年龄相差15岁的两人发展成为情人关系，毛随即将家人接到门头沟生活。此后，毛旭东一跃成为北京定都贸易有限公司、北京定都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这两家公司属于北京京西新南城发展总公司的下属子公司，都是由门头沟区永定镇政府成立的。闫永喜时任永定镇党委书记。

2006年下半年，已成为闫永喜情人的毛旭东找到闫永喜，称每月工资只有6000元，不参与分红也没有提成，向闫永喜提出涨工资。当时，闫永喜兼任门头沟区新城南部地区重点工程拆迁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主管拆迁，北京某估价公司和拆迁公司当时受门头沟区市政管理委员会的委托，进行拆迁工程的相关评估和拆迁工作，公司总经理助理张某是项目的主要负责人。

闫永喜于是与张、毛商议，安排张将冯村市场的74万元拆迁款做给定都贸易公司。商谈时，毛提出，这笔拆迁款做到该公司名下后，她个人使用不方便，要求把这笔钱做到其母亲马某名下。张和李（时任门头沟区永定镇政府经济工作办公室主任）随即制作了虚假的拆迁补偿协议，将补偿款存折交给毛。毛将这笔钱拿去炒股。为表示感谢，闫永喜让毛以定都贸易公司的名义给张买了一辆车供其使用。

2006年年底，闫永喜在冯村主持召开三石路改造工程拆迁协调会，会上闫永喜让李和张将冯村一块地的拆迁补偿款做给北京定都公司。李和张马上制作了虚假的拆迁补偿协议，毛领取了221万余元的补偿款支票。此后不久，闫永喜又让张和李在西六环工程拆迁中，将白庄子村一片树林的40多万元补偿款做给定都公司。在张提议下，毛成立一家园林绿化公司。李和张制作了虚假的土地租赁协议和拆迁补偿协议后，闫永喜指示白庄子村领导加盖该村公章，从永定镇财政科领取了44万余元的支票交给毛。

此外，闫永喜还利用负责永定镇政府与河北三利集团办理土地使用权转让的便利,伙同毛旭东以定都园林绿化公司的名义,与北京三利基业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虚假合同,以买卖藏獒、园林绿化施工为名,收受北京三利基业房地产开发公司给予的500万元。

钱有了，该为情人筑个好窝了。2006年10月至11月间，闫永喜对他的发小北京某房地产公司胡老板说，他的情人毛旭东没有地方住，想低价买个房。面对已是分管城乡建设的门头沟区副区长的“发小”，胡当然拍胸脯说没问题，你给个“成本价”就行。闫永喜笑了笑给了20万元。

可惜毛旭东并不领情。据毛说，她住了不到半年就转手60万元卖给了别人，等于白赚了40万元。

2006年底，闫永喜升任门头沟区委常委、副区长不久，毛旭东告诉闫永喜，称公司想做煤炭生意，需要3000万。闫永喜当时兼任镇党委书记职务，于是个人决定以永定镇政府的名义，将公款3000万元挪用给北京定都贸易有限公司经营使用。该公司将其中的1400万元用于增加注册资本。案发前已全部归还。

悲情拷问：“第一贪”堕落何因？

从1983年冯村一个默默无闻的小瓦工，到1997年的村委会主任，再到镇书记、副区长、区委常委，再到法庭上的被告人，28年间角色的转变、人生的进退，出现这么大的变故，到底是什么毁了闫永喜？

闫永喜承包了村里的饭店后，经过十余年经营成为百万元户，应该说是党的政策给了他发财致富的机会，自己富了想回报社会，本也无可厚非，当了村委主任，自然有了为群众、为集体奉献的机会，如果按照这个简单的逻辑想下去，走下去，或许会造就一个两袖清风、一心为民的村委主任，一个党的好干部，可是在现实的利益纠结中，在权钱色的诱惑下，闫永喜的思想防线并非牢不可破，人生底线并非难以突破，以致口口声声“想为经济发展多做贡献，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的闫永喜最终还是未能避免被权钱色拉下马的可悲下场。

1.手中的权力永远是贪官的法宝

闫永喜当初只是一个小瓦工而已，可以说没钱、没权、没地位，但是自从他承包了饭店，他有了钱，自从当上村支书，他就有了权。他有了权干什么事就方便了，他把权力视做手中的工具。他看重的皆是权力所带来的巨大利益。没有权力不可能有一笔又一笔的“拆迁补偿款”，没有权力也不会有巨额的好处费，没有权力更不会有公款变为私钱。闫永喜正是利用了“权力”这把有力的工具，拼命地在搜刮权力背后巨大的物质利益。在闫永喜那里，公权与私权的界限已经区分不开了。

2.钱财永远是贪官致命的诱惑

涉案金额达4200多万元，对于像闫永喜这样一个基层的领导干部来说，已经是数额非常巨大了。不光是闫永喜这样的贪官，众多的腐败分子无一不是与钱财扯上关系的。他们掌握了权力之后，看重的往往是权力背后更为巨大的物质资本。新中国成立后那么多的大官小官被击中要害，滚鞍落马，丢掉了官帽、公职，甚至走进铁窗，在监狱里继续忏悔，他们无一不是资本高额利润的牺牲品，无一不是党性不强、人生底线不固、思想防线不强的必然结果。进一步说，这是他们政绩观、权力观、地位观出了问题，发生了扭曲，偏离了应有的航线，导致了他们的人生方向、工作目标、人生追求出现了问题，最终坠入万劫不复的轮回。

3.“身边人”是贪官难以跨越的鸿沟

“身边人”往往是腐败分子难以跨越的一道鸿沟。要么是为了“身边人”而作案，要么就是身边人直接参与作案。这已成为职务犯罪的一个显性特征。其实我们看闫永喜，他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家里的亲戚好像都跟着沾上光了。在闫永喜案中，其情妇和弟弟同样都扮演了特殊的角色。特别是他的情妇毛旭东。在闫永喜4200多万元的涉案金额中，有3600万元与毛旭东有关。他多次利用职务之便，为其情妇开公司、骗取拆迁补偿款、索要住房、挪用公款等，可见这位“身边人”的巨大“杀伤力”。

贪婪美色为美女“竞折腰”的腐败官员着实不少，据有关方面统计，“落马”的官员中有95%以上与女色有关。一名官员倒下来，必然暴露出若干个“二奶”、情妇，这基本上已成为“铁律”，远有成克杰、刘志华，近有高官陈绍基与某某美女主持人的“情色丑闻”，还有某某局长“日记门”中对情色赤裸裸的追求，这些贪官与情妇的蝇营狗苟也不过是一出又一出官员贪财恋色的情景剧。

闫永喜还有一位“身边人”就是他的弟弟闫某。闫永喜为了这个弟弟没有少费心思，又是拆迁补偿款，又是包揽工程等。闫永喜就是这样在亲情与“爱情”的交织网中，犯下了一项又一项的罪行。不难发现，像闫永喜这样的领导干部的“身边人”，利用其特殊的身份，通过为他人走后门、批条子、揽项目、提官职等，从中大肆收受钱财者不在少数，败露以后往往还转移赃款，隐瞒真相，为腐败分子推卸责任。不少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甚至情人，往往成为权钱交易的中介，对高官腐败和腐化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又一个“京城第一贪”倒下了。

一个人到底为什么要当官？当了官到底又该做些什么？闫永喜的经历，让这些本应非常单一的话题变得沉重起来。

但愿“京城第一贪”这一称谓，从此永远“后继无人”！